致所有不想被定义的女人

一个一生都在打破大人物“神话”的人，却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传说——她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成为一代新闻人的职业标杆。《纽约时报》称她为“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洛杉矶时报》说“没有一个大人物会对她说不”。

“我不喜欢被一步步推上神坛，不喜欢被崇拜。我不相信神话，尤其是关于我的神话。”

奥莉娅娜·法拉奇在自传性随笔集《我不相信神话》的开篇这样写道。

而她对自己的形容是：像一条不戴口套的野狗，自由自在，随时可以发出自己的呐喊。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后来的人生，远离一切“标准答案”：拆权力的面具，拆婚姻的牢笼，不讨好，不闭嘴。

她的人生，没有禁区。

97年后，在她的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用六个关键词，走近奥莉娅娜·法拉奇滚烫、锋利、绝不妥协的一生。

“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也不比我们聪明。”

为法拉奇赢得职业声誉的，是她面对权力时的姿态，以及对真相的执着。

1972年，白宫，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法拉奇带着越南战场上的亲身见闻，用一个比一个锋利的问题，逼到基辛格终于松口，承认那场战争“毫无益处”。

她在战场上辗转八年，“我报道一场场战斗，冒着枪林弹雨和呼啸而来的炸弹，见证了人类的残忍与愚蠢。”她发现权力是野蛮的，大人物的光环是可笑的，那些手握权势的人，常常经不起审视。

1979年，伊朗德黑兰。法拉奇采访宗教领袖霍梅尼，当着他的面扯下罩袍，追问女性的权利：“如果你也穿着长袍，你怎么游泳？”对方不得不正面回应——即便他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

法拉奇要为没有机会提问的人发声，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平民，为国家付出生命的士兵，被禁锢和束缚的弱者……她一生都在证明一件事：真相需要的是一个不愿意闭嘴的人。

“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

法拉奇追问真相，也追问一个对女性不公的世界。

年幼时，她看见母亲疲于家务，累了只能默默掉泪，母亲告诫她：“你绝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奴隶！你要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

这话像钉子一样扎进法拉奇的心里，她决心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

十六岁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同行告诉她“女性不适合做记者”。后来她写战争、写政治、写革命，写一切她想写的东西，始终以不竭的激情投入工作。

法拉奇从不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一生就是最彻底的女权实践：“我知道这个社会是由男性主宰的，但身为女性，我从未感到低人一等。出于一种对现实的挑战，性别问题非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我的梦想和对人生的规划。”

“我为勇气所痴迷。没有任何美德，比勇气更吸引我。”

有人曾问法拉奇，从事记者职业时，她随身会带些什么？

她的回答是：“我希望首先是勇气。因为勇气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我为勇气所痴迷，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她在《我不相信神话》里提到过一个故事。她喜欢去西班牙看斗牛表演，有一次，看到斗牛士独自面对六头迎面冲来的好斗凶狠的公牛，她摘下自己最喜爱的一顶帽子，扔进了斗牛场。

“我万分仰慕这位斗牛士，或者应该说我羡慕他？他太勇敢了。没有任何美德，包括智慧、善良，比勇气更吸引我。”

从斗牛士身上，她看见的是一种面对危险不后退的精神力量，一种愿意付出代价的决心。她羡慕斗牛士，不是羡慕他的职业，而是那独自面对六头牛的孤勇。

带着这份向往，法拉奇奔赴战场、追问权力、打破性别牢笼，每一次面对的“公牛”都比斗牛场里的更凶狠，而她自己终于成了曾经羡慕的那个斗牛士。

“我是一个有无数恶习的女人，将来注定要下地狱。”

即使别人从她身上看到耀眼的成功，看到圣女贞德的影子，法拉奇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

童年时阅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法拉奇深深记住了那条叫巴克的狗——挣脱绳索、咬碎锁链、跑回荒野。几乎是她自己的写照：无法忍受被关在任何笼子里，生来就不甘平静，怕的是被庸常的想法引诱、同化。

年轻时穿长裤出门，街上有人回头，有人皱眉——那个年代意大利女人穿裤子还会被议论，但她不解释也不在意。她坦率地说自己有“无数恶习”，抽烟，喝酒，喜欢漂亮的帽子和首饰，偶尔虚荣，有时刻薄，说的都是“讨人厌的真话”。

她也承认自己会感到犹疑，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被短暂的温存牵绊，但她说：“我的受伤、我的遗憾、我的犹疑，这些负担沉重但亦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活。”

“为什么我说自己深爱着阿莱科斯？因为我允许他闯进我孤独的人生。”

对法拉奇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直到遇见另一个为自由而战的灵魂——阿莱克斯，希腊抵抗运动的领袖，拥有“受难般的耶稣脸庞”。她爱得炽烈，毫无保留，“为什么我说自己深爱着阿莱科斯？因为我允许他闯进我孤独的人生。”

阿莱科斯死后，法拉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为他写了一本纪实小说《男人》。兰波写《地狱一季》用了四个月，她用了三年，窗外有一棵梨树，春天长叶、夏天结果、秋天落叶、冬天枯死——那棵树成了判断季节的唯一方式。“这本书就是我的《地狱一季》。”

承认爱的价值，也承认爱与自由的悖论，“深切的爱情不啻于一种枷锁”，尤其是对于女人，她见过无数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付出更多——“那个男人就像一个任性的、被宠坏了的孩子，你得花一半的时间取悦他、伺候他、保护他。他希望你成为他成人之后的另一个妈妈。”

她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服我，让我不再独自生活，让我承认婚姻并不是女性的牢笼。”

“如果有一天，有人会记录我的人生故事，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不会是别人。”

法拉奇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讲述——战争，政治，大人物的谎言和小人物的苦难。但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决定自己讲述自己。

她不想被人定义，不愿被推上神坛，不相信历史会公平对她，更不相信那些等着她死后给她写传记的人。所以她拿起笔，从佛罗伦萨的抵抗运动写到越南的炮火，从母亲的眼泪写到阿莱科斯的拥抱，从“女孩不能哭”写到“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未来的路”，完成了这本《我不相信神话》。

六个关键词，六块碎片，是法拉奇留在地上的脚印，一生行走过的痕迹，不够全面，但每一块都绝对真实。

为了纪念这位勇往直前、特立独行的女性，我们在全国多家独立书店策划了“我不相信神话”主题展陈。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遇见这永不驯服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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