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比动怒有用，德国黑森州议长谈辩论边界，两次罚款立规矩

黑森州议会议长阿斯特丽德·瓦尔曼近日谈激烈辩论、可接受言行的边界、她何时必须在全体会议上介入，以及为何要审查议会党团工作人员是否忠于宪法。

“有时更激烈，有时没那么激烈。议会里既有情绪高涨、相互指责尖锐的辩论，也经常有非常平静、就事论事、彼此倾听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总得随时准备应对那些棘手时刻。那种时候，会议主持人必须在几秒钟内作出判断。”

“和2022年5月刚上任时相比，我现在当然更有经验了。但每次开会前，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时间久了，人会逐渐形成一种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有必要介入辩论，什么时候最好不要插手。”

“就经验而言，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冷静。任由情绪发作、因为某位议员失言而动怒，没有任何帮助。那种时刻，双方情绪本来就已经很强烈了。接着所有人都会同时说、同时喊：他说了这个，他又说了那个。这种时候，如果主持人内心有清晰的准绳，并且保持镇定，就会有帮助。”

她表示，自己无论是担任议长还是此前做议员时，都始终遵守规则，从未在全体会议厅里对任何人进行人身侮辱。

“我从未收到过秩序警告，也从未被正式申斥。我在网络空间里也从未侮辱或贬低过任何人。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在私人生活和与人相处中遵循的标准，所以把它们用于议会管理，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她并不认为如今议会中的失范行为比过去更多。不过她也提到，过去一旦出现违规，或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人身冒犯，议会长老委员会被召集的频率要高得多。“按我的感觉，平均每个会议周就会有一次。”她解释说，长老委员会负责筹备全体会议，也会在出现疑似违规、且无法当场在会场内解决时召开会议。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人提出这个要求，我都会同意。但在本届任期内，我们已经与5个党团达成一致，今后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这么做。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她说，过去长老委员会几乎每个会议周都要开一次，这意味着全体会议不得不中断，有时会突然停会45分钟甚至更久。长老委员会成员、议长和副议长会进入专门预留的房间讨论分歧。“对旁听席上的听众来说，这种状况非常令人不满。而且根据经验，关起门来，情绪并不会自动平复。全体会议厅里的激烈争论，往往会原封不动地延续到那个房间里。这样通常很难真正平息争端。”

谈到何时应当介入，她说，这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这里没有一张目录，写着某人说了什么，就该对应什么处罚。事情不是这么运作的。还要看这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那名议员是否承认自己说过被质疑的话，还是目前只是道听途说？这些都需要会议主持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查清。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作为议长亲耳听到了那句有问题的话，然后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有时，仅仅呼吁全场恢复秩序就已经足够。”

她介绍，最先使用的是会议铃。“如果我认为现场太吵，插话过多，或者议员席上的私下交谈过于干扰发言台上的讲话者，我就会按铃。有时这种最低程度的干预就已经够了。再往上一步，就是口头提醒大家安静。”

再之后，才是议事规则赋予她的正式制裁：申斥，或者更严厉一些的秩序警告。她说，申斥适用于较轻的违规，秩序警告则针对更严重的情形。最严重时，她可以将一名议员排除出当次会议的后续议程。“我当然希望尽量避免这样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涉及对议员自由行使职权的干预。”

她表示，议长也可以处以罚款，而且分为两类：针对全体会议期间的不当行为，裁量空间为500欧元至3000欧元；针对会议之外的失当行为，最高可罚1000欧元。罚款会直接从议员津贴中扣除。到目前为止，她只开出过两次罚款，针对的都是德国选择党议员。一次与全体会议辩论中的不当行为有关，另一次则发生在一场纪念仪式上。两次罚款金额都是750欧元。

她提到，在纪念奥斯卡·辛德勒逝世50周年的活动上，德国选择党议员约翰内斯·马克森在犹太裔出版人米歇尔·弗里德曼发言时，把一种白色物质抹在自己脸上。“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抹黑这位受邀演讲嘉宾。这样的丑闻，在那之前我根本想不到会发生。”

她还说，情节更严重之处在于，这一失态行为与演讲内容毫无关系——“这种物质不可能是你碰巧带在身上的”。此外，坐在马克森周围的德国选择党议员没有一人出面制止，而是任由事情发生。她说，事后该党团虽与这名议员的行为切割，但“我个人不认为这种表态可信”。马克森并未接受处罚，而是就这笔罚款提起诉讼。瓦尔曼表示，这是他的权利，但她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这750欧元被扣除”。

另一宗案件涉及德国选择党议员弗兰克·格罗贝博士。他在一场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中，对其他党团议员喊道，他们“手上沾着鲜血”。当时主持会议的议长因此对他处以750欧元罚款，这项处罚目前也在诉讼中。

瓦尔曼说，议会厅内发生的事情是一回事，她可以作出适当反应；而全体会议之外，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有些议员会对同事的外貌发表负面评论，或者以过去没有过的方式彼此进行人身侮辱。对于这些情况，我无法直接进行约束，因为它们发生在会议厅之外。我当然经常会注意到这些事，也会提出来，但我没有制裁手段。”

她认为，议会中的激烈冲突并非新现象。“这种情况一直都有。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州议会里都一再出现情绪激动的场面。2008年左翼党首次进入议会时，就有人在这里展开横幅，尽管议员们明知这是不允许的。”

不过，她也提到，议会方面曾采访过一些前州议会议员，结果显示，过去不同党团议员之间的联系显然更紧密。“这或许也与当时州政治尚未像今天这样高度职业化有关，那时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私人接触。但总体来看，我确实感到，不同党团及其议员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

她同时表示，尽管外界常觉得议会气氛更粗暴，但与10年前相比，申斥和秩序警告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2019年至2024年这个任期内，议会总共发出10次秩序警告，其中8次针对左翼党，1次针对德国选择党，1次针对基民盟。今年到目前为止，议会已作出6次申斥。

对于“议会应允许活跃而有争议的辩论”这一判断，她明确表示赞同。“我希望州议会里有生动、激烈的讨论。红线既可能被大声越过，也可能被悄无声息地越过。因此，不存在一张目录，规定某种可疑表述出现时我必须如何反应。

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况。某位议员是否被直接点名，是否甚至被手指着，或者只是一个较为泛泛的表述？要把这些区分清楚，非常困难，这也让会议主持工作极具挑战性：你必须高度专注，不能分神。到最后，人会形成一种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必须介入，什么时候最好克制。”

她举例说，最近有一名议员指责另一名议员“存在认知障碍”。“如果你知道认知障碍意味着什么，就不能对这种说法听之任之。所以我对此提出了批评。换一位议长，也许会放过去不管。但无论如何，议员们必须从根本上感到，所有人都受到同等对待。”

至于边界在哪里，她说，“小蓝人”这样的称呼显然不至于招致申斥。“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会说：‘本议会里我没看到什么小蓝人。’即便有人在辩论中喊一句‘你是不是疯了’，我有时也会视当时辩论的具体情况而不作处理。根据我和议员们的交流，他们并不希望我们对每一句不够得体的话都立刻干预。夸张是人之常情，只要没有演变成人身贬低，在州议会里就是允许的。”

她也承认，不同议员的风格差异很大。“我注意到，有些人比别人更爱攻击，但也更能承受反击。还有些人攻击别人时很凶，但一旦轮到自己，就非常敏感。我也知道，哪些发言者需要我格外仔细地听。”如果场面失控，她表示自己并不会无计可施。“如果我觉得太过分了，我可以取消发言人的发言权，或者直接关掉他的麦克风。”

谈到作为女性议长是否会带来不同影响，她说，这对她个人而言并不重要。“我努力在各党团和不同立场之间搭桥，也希望自己具备这样的合适特质。无论是男议长还是女议长，都需要有很强的承受力。”

她表示，提高女性比例当然是值得期待的，至少因为女性占人口的一半，而议会应当反映社会面貌。但根据她的经验，她并不认为女性更多，议会里的语气就一定会改变，或者气氛就一定会更平和。“良好的举止和清晰的价值判断，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性格问题。”对于配额制度，她说，自己原则上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那样很容易让人背上“配额女性”的质疑。但如果事实证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目标，那么配额也可能变得必要。

谈到对党团和议员工作人员进行忠于宪法审查一事，她说，议会已要求相关人员填写问卷，目前已经收到所有人的反馈。她说，涉及人数为470人，而且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程序，每有新员工入职，就会立即重新启动。“目前有1个案例，也就是470人中的1人，我还要进一步仔细查看。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按照程序，下一步将要求调取这名相关人员的更多信息。她表示，自己坚信这些新规定是好的。“你可以把它比作测速摄像头。它的成功，不是只有抓到尽可能多的超速者才算成功，更重要的是，它能起到预防作用，促使人们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