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直新闻）
6月24日，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法律场景在纽约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上演：国际刑事法院（ICC）三名女法官——加拿大的金伯利·普罗斯特、乌干达的索洛米·巴隆吉·博萨和贝宁的雷娜·阿德莱德·索菲·阿拉皮尼-甘苏——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她们指控美方去年对她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违宪，要求法院予以解除。
国际刑事法院（ICC）三名女法官——（左起）加拿大的金伯利·普罗斯特、乌干达的索洛米·巴隆吉·博萨和贝宁的雷娜·阿德莱德·索菲·阿拉皮尼-甘苏（图源：国际刑事法院官网）
除特朗普外，该诉讼还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人布拉德利·史密斯列为被告。
这是ICC现任法官首次在美国本土以诉讼方式直接挑战美国行政权力的单边制裁。这份长达66页的诉状，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资料图）
“金融死刑”影响巨大
诉讼的核心是特朗普政府根据2025年2月6日签署的第14203号行政命令实施的制裁。该命令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ICC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异常且重大威胁”，并授权对参与相关调查、逮捕或起诉的外国人员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制裁。
三位原告法官的具体“罪名”包括：
——普罗斯特和博萨参与了2020年上诉分庭裁决，授权ICC调查阿富汗境内可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涉及美国军事人员。
——阿拉皮尼-甘苏则参与了2024年11月批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该令指控他们在加沙冲突中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国际刑事法院（ICC）签发的、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的逮捕令。图源：ICC官网
特朗普政府对她们实施制裁的实际效果堪称“金融死刑”。被制裁者几乎无法进行任何常规金融交易——所有与美国有业务往来或使用美元结算的银行都必须遵守限制。三位法官在诉状中详细描述了她们的处境：无法使用信用卡、无法获取银行服务、无法使用亚马逊和谷歌等常用网络平台、无法预订旅行，甚至在部分情况下无法获得医疗保险。此外，制裁还切断了她们审理案件所需的程序性支持。
ICC：一个先天不足的全球司法机构
ICC是根据2002年生效的《罗马规约》而设立的，是全球第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旨在惩治种族灭绝、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虽然目前其拥有125个成员，但它的先天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困境。
最大的缺陷是“大国缺席”。 美国、中国、俄罗斯均未加入《罗马规约》。这意味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大国都不承认ICC的管辖权。
第二个困境是执行的无力。 ICC没有自己的警察或军队，逮捕令的执行完全依赖成员间的合作。当被通缉的对象是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政要，而美国又在背后全力支持时，逮捕令的实际效力几乎为零。
第三个困境是政治化的指控。 ICC长期以来被批评存在“选择性司法”——非洲国家抱怨其过度聚焦非洲，而大国及其盟友几乎不受追究。此次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逮捕令，虽然从法律角度看有其依据，但在政治层面进一步加深了ICC“针对美国盟友”的印象，为美国制裁提供了重要政治口实。
第四个困境是资金和运作的脆弱性。 ICC总部设在荷兰海牙，运作高度依赖成员出资和国际金融体系。美国的制裁不仅针对个人，还切断了ICC官员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渠道，实质上干扰了法院的日常运作，甚至威胁到机构的整体稳定性。
2025年12月，ICC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的制裁是“对司法公正与独立的公然践踏”。但声明的力量，在面对超级大国的制裁时，显得苍白无力。
国际刑事法院（ICC）庭审现场（资料图）
案件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
因此，三位法官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三位法官没有在海牙、没有去联合国，而是走进了美国自己的法庭——用美国法律挑战美国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谋划的策略。
在法律依据方面，法官们提出了多重论点：制裁超出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授权范围，并非基于真正的“国家紧急状态”或异常威胁；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决定违反《行政程序法》，属于任意和反复无常的行为；普罗斯特和博萨还特别主张，对她们在美国银行账户的冻结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护。代表普罗斯特的“开放社会司法倡议组织”执行主任詹姆斯·戈德斯顿表示：“针对履行司法职责的国际法官施加制裁，是对司法独立和法治的前所未有的攻击。”
如果联邦法院认定制裁违法，将开创一个重要先例——限制美国总统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对国际司法官员施加制裁的权力。不过即便胜诉，执行层面仍面临白宫是否会服从法院判决的巨大挑战。
第二种可能，美国政府极有可能援引“政治问题原则”，主张总统在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制裁事务上的决定属于行政权核心范畴，联邦法院不应介入审查。这一策略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在涉及外交、制裁和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屡屡被政府成功运用，法院往往选择自我克制，避免与行政分支发生直接冲突。
而第三种可能就是案件陷入漫长的诉讼拉锯。 无论初审结果如何，败诉方几乎必然上诉。案件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整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年。在此期间，制裁继续有效，三位法官的生活和工作继续受到严重影响。
国际刑事法院（ICC）法官金伯利·普罗斯特受访时曾表示，“订酒店简直是噩梦，因为常常需要用到信用卡”。她还说，有一次，她不得不借别人的信用卡来支付15欧元的高速公路通行费。（资料图）
诉讼影响超出三位法官个人命运
这起诉讼的影响，远远超出三位法官的个人命运。
对国际刑事司法体系而言，这是一个关键考验。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成功压制ICC，那么国际刑事司法的普遍性理想将遭受重创——大国及其盟友可凭借实力豁免于国际法之外，而小国和弱势国家的领导人却可能面临选择性追责。
这一案件也进一步加剧了跨大西洋裂痕。欧盟及荷兰等国已对美国制裁ICC的做法公开表达“遗憾和严重担忧”。作为ICC最坚定的支持者，欧洲长期将国际刑事司法视为自身外交价值观的核心，美国的强硬立场直接冲击了欧美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的共识基础。
从更长远来看，若三位女法官败诉，还可能树立一个危险先例：如果一国可以动用国内制裁手段报复国际司法机构，那么国际法治的根基将被严重侵蚀。今天针对ICC，明天可能延伸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官，后天又或波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治理体系将面临从规则导向逐步退回“强权即公理”的风险。
作者丨郭永佶
排版丨陈翩翩
编辑丨王思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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