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富“超级县城”榜单出炉，江浙为何霸榜？

文｜周淇然

最新城镇居民收入数据呈现极具反差的经济图景：义乌以 101816 元人均年收入登顶全国，超越上海、北京两大一线城市，全国县域收入前十席位被江浙两省完全包揽。分别是义乌、玉环、江阴、昆山、诸暨、常熟、张家港、太仓、瑞安、乐清。其中，前8位均超过了9万元，义乌超过了10万元。

当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前十强被浙江和江苏两省包揽，当一座县级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越上海和北京，这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哪里更富”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经济底层逻辑的深刻命题。江浙“超级县城”的集体崛起，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商业文化基因、极致产业集群生态与前瞻性制度创新三者深度耦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中国县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0强榜单

文化基因：从“义利并举”到“全民皆商”

江浙县域经济的底色，首先源于一种根植于民间的商业信仰。在浙江的“温台文化”和苏南的“实业传统”中，经商并非无奈之举，而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生存哲学。从南宋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思想启蒙，到改革开放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草根创业精神，这种商业文化在千百年间沉淀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社会共识——与其等待分配，不如主动创造。这种文化的直接产物，是惊人的创业密度。

以义乌为例，2025年市场主体已突破126万户，平均不到两人就拥有一个市场主体。这种“全民皆商”的氛围，将财富创造从大企业的“专利”转变为普通人的“日常”。它创造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逐渐取代了单一的工资性收入，让财富分配呈现“橄榄型”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具有极强的代际传承力：父辈的经商经验、人脉网络和信用口碑，会以“家族式”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可持续的财富创造机制，而非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短期繁荣。

产业逻辑：“块状经济”与“蚂蚁雄兵”

如果说文化是种子，那么极致的产业集群就是江浙县域经济茁壮成长的土壤。不同于依赖单一资源或大型国企的模式，江浙走出了独特的“块状经济”道路。几乎每个强县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义乌的全球小商品、昆山的电子信息、乐清的电气、玉环的汽摩配、江阴的制造业龙头——这种“一县一品”甚至“一镇一品”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能在当地找到最匹配的供应商和最熟练的工人。

浙江“块状经济”的核心逻辑，是民营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通过极致的分工协作形成全产业链竞争力。这种结构创造了一种“人人可参与”的财富分配机制。无论是开模具厂、做直播电商，还是跑市场采购，每个人都能在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一个家庭可以在同一产业链上从事完全不重叠的环节。这种“蚂蚁雄兵”式的结构，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比依赖少数大企业的模式更具韧性——即便外部需求波动，庞大的市场主体基数也能通过快速切换赛道来对冲风险。数据显示，仅2024年，浙江千亿县（市、区）就扩容至33个，充分展示了这种模式的裂变效应。而江苏则凭借县域经济的梯次分布，从苏南到苏中再到苏北，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产业梯度转移带”，使全省县域经济呈现全面开花的格局。

制度密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平衡

江浙县城的崛起，离不开制度创新的持续供给。苏浙两地的政府扮演了“战略规划师”的角色，但从不越界。江苏通过南北共建园区，推动苏南的资金、技术向苏北输出，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全面开花”，目前已建成45家南北共建园区。浙江则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制度创新，让不具备外贸能力的个体工商户一夜之间成为国际贸易主体——2013年商务部等八部门批复义乌试行该方式后，义乌出口贸易额中市场采购占比到2025年已达82%，堪称“一项制度激活一座城市”的典范。

江浙的精妙之处，在于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刚刚好”的平衡点。政府在前面通过改革试错铺路，企业在后面跟进。这种“包容审慎”的监管哲学，既避免了“一管就死”的僵化，也防止了“一放就乱”的失序。浙江德清从一块产业“白地”起步，“无中生有”崛起地理信息小镇，历经十余年培育出联合国地理信息全球机构，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定力体现。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县域经济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政府过度干预压制了市场活力，要么政府缺位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江浙的实践表明，制度的“精准滴灌”远比“大水漫灌”更有效。

打破“唯大城市论”的发展范式

江浙“超级县城”的崛起，打破了过去“只有大城市才能实现一线化生活”的固有认知。它证明，当商业文化、产业生态与制度供给在县级单元形成共振时，一个县城完全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这些藏在中国经济“毛细血管”里的年收入10万的县城，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压舱石，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范本。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下，江浙县域经济的韧性启示我们：真正的竞争力不在高楼大厦的高度，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创富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