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长征时期女战士与丈夫分离，46年后在北京团聚，却意外发现对方已成为副国级领导！
1936年12月，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一队刚剪短发、脸上抹黑灰的女兵匍匐在冰冷沙砾里。带队的王泉媛低声叮嘱：“弹药省着点，坚持到天亮。”一名小战士答：“团长，您先撤吧。”她摇头，“我走，你们怎么办？”枪声与黄沙搅成旋涡，西路军西征的最后屏障就靠这群平均年龄二十二岁的姑娘死死顶住。
很少有人想到，三年前王泉媛还是江西吉安一名被用四十担稻谷换来的童养媳。那时村口贴满“穷人要翻身，就去找红军”的标语，夜风把纸张拍得“哗啦”作响，她的命运随之一拐。17岁那年，她背着“婆家”跟着地下交通员翻山跑去井冈山，先入共青团，随后进了红军卫生队，抬担架、包扎、写标语，样样不落。
长征途中，她和政委王首道在遵义一座破祠堂办了婚礼。没有红盖头，他送她一支缴获的小手枪，她给他缝了双布鞋。仪式刚完，两人就被调往不同纵队。分别时，他低声说：“走散了别怕，总会再见。”她笑答：“山高路远，心在一处。”谁知这一别，竟拉开了近半世纪的距离。
长征结束后，新的命令把她带到甘肃河西。为打通外援通道，西路军孤身西进，她率领1300名女兵担任后卫。黄河以西通讯中断，增援无望，马家军骑兵蜂拥而至。为不让敌军认出女性，她带头剪发、涂黑脸，夜里端着刺刀贴地匍匐。激战三昼夜，弹尽粮绝，阵地血迹斑斑。最终她被俘，押往兰州。
牢里阴暗潮湿，脚镣冰冷。看守挑衅：“女兵也敢闹革命？”她反问：“不闹，你能保证明天不被锁？”对方哑口，转身摔门。三年囚禁里，她把仅有的黑馍分给病号，自己啃草根。1939年暴雨冲垮墙角，她趁夜越狱，逃到城外时，脚底已血肉模糊，同行者只剩她一人。
战火越烧越高，组织却没能及时接应。她辗转兰州、昆明、茶山、青康藏线，当过纺织工、挑水工，甚至在集市摆摊补鞋。身份缺失让她随时可能被当“流散人员”盘查。1951年，丈夫刘高华因旧案入狱，她被扣上“可疑分子”，孩子被送人，屋子查封。夜深人静时，她常梦到戈壁滩的枪火与战马嘶鸣，醒来衣衫湿透。
转机出现在1962年。北京来访的康克清一眼认出她：“全圆，你怎么成了这样？”康克清连夜托人补办证明，把她接回江西安排在敬老院任院长。虽然审查冗长、档案残缺，总算有了公开身份，她又能堂堂正正地站在群众面前。
1981年初秋，全国红军女战士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间，有人低声提示：“首道来了。”她转身，见到当年那个雪夜送枪的青年已两鬓斑白。王首道快步走近，轻轻唤她的小名，两人对视良久，他只说一句：“迟到四十六年，仍想兑现那句话。”她点头，没有流泪。
同年底，幸存的西路军名册证明了她的番号；1989年，76岁的她领到鲜红的党员证书。有人问此生是否遗憾，她微笑道：“枪丢了，布鞋也破了，可路，总算走完。”从童养媳到女团长，从铁窗到大会堂，王泉媛的轨迹曲折得像戈壁上的驿道，可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始终在拉着她向前——那是战火中绣在军衣里的信念，也是荒野里唯一不会熄灭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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