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巴克莱银行首席客户官：AI周期或长于预期，中国产业链崛起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

当泡沫警钟与工业革命的呐喊交织回响，人工智能的浪潮已越过资本狂欢的表象，向着产业腹地更深处奔涌。

巴克莱银行首席客户官Stephen Dainton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史为鉴，科技投资周期持续的时间往往超出预期。AI周期一拉长，增长势头自然会吸引海量资本。但并非所有资本都能带来预期回报，有些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因为这中间难免涌入投机资金。这场技术变革正在重塑每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在AI热潮中，Dainton发现，中国正在清楚地定义一种完整产业链的崛起，已经从单项技术演进为全产业生态系统。资本正向支撑这场产业变革的基础设施领域重新配置，无论是电力、道路还是电网基础设施，都面临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变革需求。过去五年在中国崭露头角的这批公司，将继续成长、壮大，实现规模化、产业化。

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在出海征途中需要更加重视打造软实力。Dainton强调，成功的公司无一不投资于自己的文化，这是极强的力量。信任也至关重要，在地方层面需要建立起信任，这是跨国巨头和本土公司走向卓越的关键。最后，要始终如一：产品始终如一，品质始终如一，服务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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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错失恐惧”（FOMO）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当前的高估值环境下，你如何界定理性乐观与过度冒险之间的界限？当前AI热潮是否过热？

Dainton：科技领域的产业周期向来消耗大量资本。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还有后来历次软件周期，都出现过估值极高的阶段。1996年纳斯达克指数在1400点左右时，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提出过“非理性繁荣”，可纳斯达克最终在1999年底还是冲上了4000点。所以，这类科技投资周期持续的时间往往超出预期。周期一拉长，强劲的增长势头自然会吸引海量资本。但并非所有资本都能带来预期回报，有些投资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因为这中间难免涌入投机资金。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场技术变革正在重塑每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从软件行业当前面临的焦虑看就最清楚不过了，AI对软件行业具有颠覆性，而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不仅如此，这个周期还对其他许多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最典型的就是能源。AI消耗巨量算力，芯片需求因此极大，但它同样消耗海量的电力。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如何找到足够的能源供应将至关重要，因为多数发达经济体现有的能源需求已经超过了其自身供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叠加AI催生的新增需求，保障能源供给就更加关键。所以，这个周期所撼动的远不止科技行业。这次来中国我看到一家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机器人公司，技术进展令人叹为观止。不光机器人本身，它们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更让人触动，例如用在医疗康复上，AI将给现实世界带来巨变。

21世纪：中国AI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作战”，国产算力与国产模型的闭环正在形成。你如何看待中国AI产业链对全球资产配置格局的深远影响？

Dainton：我认为中国正在清楚地定义一种一体化产业链的崛起，已经从单项技术演进为全产业生态系统。我拜访了一家中国公司，他们就把这种系统用在了能源上——从可再生电源本身，到电池、储能，再到电网和配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

我们正身处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国的产业生态系统也正在变。你会发现资本正向支撑这场产业变革的基础设施重新配置，无论是电力、道路还是电网基础设施，都面临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变革需求。过去三十年，中国在城镇化上经历过这个过程；如今你需要的是，为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配备一切必要的基础设施，这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五年，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将发生巨变，远不止我们刚才谈的电力。

21世纪：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把AI产业比作一块“五层蛋糕”，分别包括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落地，你如何看待中国公司在应用层的潜力？

Dainton：人才、政策、资本……这些要素其实中国一样不缺。所以我毫不怀疑，过去五年在中国崭露头角的这批公司，将继续成长、壮大，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找到能支持其成为大型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如果是私人公司，则成长为独角兽。我坚信这会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发生，深厚的底层技术、优质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资本和政策的土壤……这一切都已具备。

21世纪：你亲身经历过多次重大市场周期，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随后的加息周期。和过去相比，当前市场环境对投资者而言，最大的风险和机遇分别是什么？

Dainton：我们正处在一场能源冲击中，中东的局势就是明证，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我们也正经历新一轮工业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这一点同样关键，其影响将波及每一个行业、每一家公司，倒逼它们做出调整。

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当前这场能源冲击最终引发某种“需求破坏”——也就是物价过高、通胀预期抬头，导致人们停止消费，甚至不开车了——那就会形成需求冲击，这是真正的风险。滞胀风险在日本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在欧洲也能看到苗头，都是低增长与高通胀并存，这确实是个问题。

21世纪：未来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依旧高悬，市场是否低估了中东冲突的风险？

Dainton：市场目前的定价折射出中东冲突会尽早结束的信念。如果冲突要拖到今年下半年，那我觉得就会出问题。不仅仅是供应链和能源供应的稳定会受影响，持续的地缘政治担忧也会接踵而至。最大的风险推手在于，能源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将导致需求破坏。回顾过去四十年，每一次能源冲击都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一点。

21世纪：在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壁垒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合规与监管环境。企业最常低估的风险是什么？

Dainton：中国公司可能会低估域外法律的影响以及关税风险。当下，一些国家的政府似乎在把它当作一种经济方略来用：出台对自己有利的措施，至于别国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内。过去十年，很少有国家主动采取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如今这一举措再度出现。AI数据隐私和安全极其重要，涉及主权AI时，全球数据法规的标准非常严格，企业一旦违规，可能面临天价罚款。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与供应链合规在不同国家要求各异，例如欧洲对ESG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和合规标准，这对出海企业来说可能是一项挑战。此外还有地方政治和利益相关方风险，它们无处不在。这些共同构成了企业出海面临的一整套风险图谱。中国现在涌现了一批极为出色的创业者，集中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随着企业出海的趋势愈发普遍，他们的商业模式和经验也将迅速向外输出。

21世纪：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企业出海正在相互促进。海外市场对人民币计价贸易结算、融资和投资产品的接受度如何？人民币国际化会如何改变企业跨境资本管理的底层逻辑？

Dainton：人民币的使用正在不断扩大。它在贸易和跨境支付中的地位其实已非常稳固。从SWIFT数据看，表现相当强劲。中外发行人在人民币市场的融资规模都创了纪录。中国继续吸引外资流入，跨境贸易结算量也在激增，境外主体对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一直在稳步上升。所以，在一个多货币并存的世界里，人民币是一种非常稳健的货币。

21世纪：随着中国企业从仅在国内生产和出口产品，发展到在海外建厂和创建全球品牌，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挑战和机遇？

Dainton：中国企业已经成长蜕变。它们在出口商品和整合供应链方面，形成了一套更有纪律、更成熟的方法论。它们很清楚，可以将自己的生态系统沿着生产链条的不同阶段，布局到不同的国家，同时对地缘政治摩擦，以及那些正在重塑生产周期和供应链本身的关税和投资限制，保持高度敏感。所以，中国企业已发展成为更加成熟专业的组织，对生产周期、制造周期和分销周期的理解非常透彻，以确保能在中国之外的终端市场持续发展。

21世纪：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本地化团队建设和跨文化整合的挑战。在考虑“文化融合”方面，你对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有哪些建议？

Dainton：成功的公司无一不投资于自己的文化。如果你能立足于这种深厚文化，真心融入当地社区，与社区共同发展，深刻理解你建厂、分销或制造所在地的社区需求和文化环境以及约束，那将是一种极强的力量。作为领导者或管理团队，如果能培养出“文化商（cultural intelligence）”，会助力企业建立强大优势。第二点是信任，这包括对运营地地缘政治环境的信任，以及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地方层面建立起了这种信任，不论你是跨国巨头还是本土公司，都能走向卓越。最后，要始终如一。产品始终如一，品质始终如一，服务始终如一。如果能将这种一以贯之的卓越注入到产品和交付中，企业将更具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