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出土文献所赐”的这个“冷门”为什么重要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日前在希腊雅典举行。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古典学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但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它既古且新。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是古典学研究的使命。

中国古典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要探讨中国的上古史，这些早期经典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最直接的史料。而传世的经典，从先秦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既多有缺漏，也不乏后人的妄改，这必然影响我们对上古社会思想、制度的准确理解。所幸的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无论在量上和质上都极大地改观了我们对古代经典的认识。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也对古典学知识体系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重要发现让学者惊呼弥补思想史“孔孟缺环”

从20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汉墓等重大发现到现在，半个世纪以来，先秦六经中的《诗》《书》《礼》《易》《春秋》，几乎都有发现，《乐》经虽然入汉即告亡佚，但清华简（注：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却有《五音图》和《乐风》，前几年荆州王家嘴楚墓还发现有古乐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知识体系，而“六经”在先秦古人那里可以说是体系性的知识。这些经典现在大部分都有新发现，有些还是之前未见的重大发现（如清华简中的《诗经》《尚书》类文献佚篇）。更有子书中像《老子》还多次被发现：现在我们能看到战国晚期、秦汉之际、西汉中期的多个出土古本。另外，湖北张家山汉简及安徽阜阳汉简中还有《庄子》，前几年荆州楚墓中还发现有与《墨子·尚贤》关系密切的《上贤》篇，郭店简（注：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里挖出来的战国中期竹简）中子思多篇作品的重大发现，更是让学者惊呼弥补了儒家思想史上孔、孟之间的缺环。

因此，目前来看，出土文献发现所积累的体量，不是细枝末节、一鳞半爪的，而是成体系的经典文献，像清华简目前已经公布到了第15辑，1—15辑里，经、史、子书可以说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数术方技类的文献，简直就像个包罗万象的图书馆，说它是体系性的，我觉得不过分。

距西周一千多年、被汉魏人“过滤”过的诠释，都靠得住吗

如何阅读并利用好这些经典类史料，最基础的素养当然是语言文字层面的：你要熟悉古文字字形，要能读得懂那时的古汉语。连语言都搞不懂，如何阅读经典？经典都搞不懂，更奢谈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

现在我们做古典学，经常提到一个词叫“返本开新”。确保以古文字、经典文献为代表的“绝学”有传人，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返本”的任务还是传承之现实需要，都回避不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能不能看懂早期的经典？

夏商周，即使从周代算起，距今也两三千年了，你要“返本”，就必须要跨过历史或语言的鸿沟。

众所周知，目前我们解读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还是基础，尤以《十三经》注疏所收汉魏人注训最为近古，但汉魏人距西周也有一千多年了，更不要说中间经历了一些事情而遭到破坏，这必然导致语言文化的断裂。因此，汉魏人所做的诠释也未必全靠得住。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指出，古文字、古词语考释有过分依赖“故训”的现象，但“物极必反”，如果始终都是在“故训”中兜圈子，就没有前途。像董作宾这样的甲骨学大师之所以能在《国语·鲁语》“大采”“小采”问题上有新解且被学界广为接受，就在于能够抛开旧注，结合卜辞中的新材料来解释。这说明古语、古义都会有遗失，我们不能一味以后代的语言习惯强解古代。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大家常称的“周秦之变”主要是从制度上说的，其实语言上的“周秦之变”可能更甚。比如经典的训诂，大家都推尊汉魏古注，其实这也像是把双刃剑：它们诚然保存了不少“古义”，但如果全盘接受，那意味着你的认识其实是经汉魏人“过滤”过的。因此，在做知识考古时要有足够的清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目前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就曾提到很多人误解或讲错的例子，比如《郑风·羔裘》的“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舍命”并非郑玄理解的“处命”或通行的“舍弃”生命，而是“敷命”即发号施令的意思；《大雅·卷阿》的“弥厥性”当读为“弥厥生”，是长生、永命的意思；《大雅·江汉》的“肇敏于戎公”的“戎公”即“戎工”，指兵事。王国维是直接拿铜器铭文这样的新材料来纠正汉魏人之说的，由此也开创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当然，王国维那个时代能看到的新材料还是太少了，比如“舍命”，今天就有更多的新材料可证王国维之说。再如王国维还注意到《尚书·酒诰》的“汝劼毖殷献臣”，认为“劼毖”义不可通，怀疑是“诰毖”之伪，而孔传释“劼”为“固”、释“毖”为“慎”均不可信。但他看到的材料还是太少，现在与《酒诰》句式及表达类似的，仅清华简中就有《说命下》《摄命》《厚父》《子产》《越公其事》，而铜器铭文则有戎生编钟、晋姜鼎等。结合这些更多的新材料看，他指出孔传释“毖”为“慎”不可信是对的，但“劼”也并非“诰”的误字，这再次说明古典学疑难问题的解决，新材料是“王道”。

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材料证明，不少注训是靠不住的，是迫切需要更新的。比如由郭店简《老子》来看，“天忌”在古人那里是成语，指上天的忌讳，现在我们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更多的例子。比如，《大雅·文王》的“上天之载”其实就当读为“上天之忌”，毛诗经文虽存古，但传笺的解说都不对。

再如文献中常见的“懿德”，沈培先生结合不断出现的新材料指出“懿”就是“抑”，“抑”才是本字，这也解释了《诗经》中的“威仪抑抑”以及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之“克己”。与“抑德”相应，我最近还发现出土文献多次出现“节节”一词：早年上博简就有，现在清华简再次出现，而且就见于我们一般认为佶屈聱牙的《尚书》类文献《四告》——这就可以和《尚书·召诰》之“节性”联系起来了。我觉得，现在看来“节节”就是“抑抑”的意思，强调自我节制、抑制的程度，这又可以与《周易》的“节”卦联系起来。由此就可以串联起《诗经》《尚书》《周易》等多部经典，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明白，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多部经典的理解。因此，在我看来，这些知识显然也是体系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节节”这个古辞的重新发现，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是：经典中有些词语有非常古老的来源，但古义失传，如果我们还一味根据汉魏人的注训强行解释，就可能会发生谬误。比如《礼记·玉藻》篇的“君子之容舒迟”的“舒迟”，郑玄及流行注训都理解为并列词组，以为是“闲雅”的意思。其实也有观点认为，铜器铭文多见这个词，常作“害屖”或“㝬屖”，实为偏正词组，且语境都是庄严、威严的意思。这会不会说明《礼记》只是借字，非本字？如果以不同的理解立说，恐怕就会相去甚远，甚至可能离题万里了。

“舒迟”是形容礼容的，经典中涉礼容的记载广见于《礼记》《诗经》《左传》《论语》等经典。而且，经典中常见的词“恺悌”中后一字出土文献中也多写作“屖”，这又影响到对“恺悌”一词的理解。关于这一点，现有注训也有存疑之处，因为它直接受到了新材料的挑战。上博简《交交鸣乌》说：“恺悌君子，若豹若虎。”这是说“君子”像虎豹？是否“恺悌”一词的解释恐怕也有问题？

这还启发我们对《周易》中所谓君子“虎变”“豹变”的理解。由此可以看出，这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性知识。这类知识既不限于某一部经典，也不局限于某一处狭隘语境，无论从出土材料还是传世文献看，可以说都是体系性的，甚至是海量的。这既有纵向的深度，也有横向的宽度。

以上知识考古的新知都要拜出土文献所赐，而这些新知往往足以澄清我们对多处经典的传统误读，有的时候甚至是“全盘推翻”。出土文献所带来的冲击，如此之大。

“把西方一些语言学的概念，引入中国古文的研究是不成功的”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近来学界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与“自主”相对的，则是“域外”。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我们本民族的而且是上古的经典和文化，按理说都是“自主”的，为什么还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诚然，研究对象是“自主”的，但有时方法上却是不“自主”的。

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古典学研究泰斗李学勤先生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评论为例。他说：“最有影响的就是把西方的一些语法概念引入中国的语法研究中……我认为这样不好，把西方一些语言学的概念，引入中国古文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最终的结果是越分越细，越来越不圆转……我初中学英文的时候，老师就专门教这种分析性语法，对每一个英文句子都要做图解……实际上除了专门搞语法的那些专家，没有人这样用英文写文章，英文文章大部分是按照习惯写的，所以一定会出例外。我们研究金文或者《尚书》也是一样，不能拘泥于这些……再细分就会碰到大量例外，这就导致讲不明白，没有什么帮助。”李先生讲得很通透，也是智者之言。

现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经常提到一个词：“用字习惯”。也就是说，按语言规律可能有多种选择甚至有更好的选择，但“习惯”上却常常是“那种”选择。如果我们真的要搞懂语法，那也应该是弄懂我们上古汉语特有的，基于语言实践、习惯的语法，而不应该硬搬西方的，否则就一定会是方枘圆凿。

关于古音构拟也是这样。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我们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符合我们已知“古音规则”的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有别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内容，而且是上古的。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不能以现代汉语的语法去套古汉语的语法（就像铜器铭文中“好朋友”实是动宾词组，而非现代汉语的偏正词组）。这样，我们文化复兴的“返本开新”之“返本”更加能落到实处。

正如上面所举很多经典语词的知识考古，从西周铜器铭文到出土简帛古书再到传世的《诗》《书》等经典，可以说构成了传承有序的知识链条，而其中很多的新材料都是汉魏人所未见的，那我们还能全盘接受他们的理解吗？因此，基于出土文献的古典学研究绝不限于追根溯源，其意义还在于重新审视传统的训诂学体系，从而为当下的经典诠释提供可靠的语言学根基。而且，作为经典诠释基本技能的训诂学也可以“做大”：跳出单纯的语言学视野，兼顾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专业”的“历史”背景，这正是我们一再强调“历史训诂学”的深意所在。既谙熟于古典学的相关观念和规范，又要借助于有明确历史情境的记载，还要佐以出土文献中大量的语言学、历史学新材料，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经典诠释范式亦可以有与时俱进的、全方位的革新。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

原标题：《“拜出土文献所赐”的这个“冷门”为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