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国级退休归乡养猪，不携警卫住村屋，以为作秀；后来大家服了

2003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期。珠三角的工厂日夜轰鸣，数百万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春运的绿皮火车上被挤成相片。城市的版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扩张，推土机铲平了稻田，长出成片的水泥森林。北京的后海酒吧街开始热闹起来，人们谈论着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种种可能，谈论着商品房、私家车和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在城市，在速度，在如何更快地摆脱贫穷的标签。

也正是在这一年，湖南岳阳东部的公田镇，一个叫西冲村的地方，却被遗忘在了时代奔跑卷起的尘埃里。从岳阳楼往东，过了新墙河，地势逐渐由平原变为丘陵，路也越来越窄。西冲村就窝在这片丘陵褶皱里，像一件被丢在箱底多年的旧褂子，灰扑扑的，透着股子潮气和霉味。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盖的土坯房，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黄褐色的夯土。有的屋顶上，瓦片碎了不少，用塑料布盖着，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是村庄沉重的喘息。

那时候的西冲村，穷得相当具体。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条被拖拉机反复碾压过的土路，晴天的时候，路面上的浮土能没过脚脖子，一辆摩托车开过去，卷起的黄尘能让半边村子都笼在烟里。到了雨天，这路就成了一锅浓稠的黄泥汤，穿着雨鞋踩下去，拔出来要费好大劲，鞋底还沾上几斤重的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刮一刮。村里人喝的是自家打的浅井水，烧开后，壶底总有一层白色的水垢，喝到嘴里涩涩的，细品一下，还能感觉到极细微的沙粒在牙齿间摩擦。

年轻人是村庄的血液。可西冲村的血，快流干了。稍微有点力气的，都顺着那条烂泥路往外走，去东莞的电子厂，去温州的皮鞋作坊，去长沙的建筑工地。留下的，是那些被岁月磨光了力气的老人，是父母在外、野草一样生长的孩子，还有几个因病因残无法远行的中年人。整个村子白天都静得可怕，偶尔几声狗吠，反而衬得这寂静更深。村口那棵老枫树下的几块大石头，被老人们坐得油光水滑，他们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眼神空洞地望着路的尽头，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什么都不等。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消息像颗石子砸进这潭死水里——毛致用要回来了。

毛致用是谁？村里的小年轻可能还要愣一愣，但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从岳阳走出去的大人物。他的履历，在湖南乃至中国的政治版图上，都是沉甸甸的几笔。他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后来又主政江西，是江西省委书记。再后来，他到了北京，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在乡亲们朴素的认知里，这已经是古代“入阁拜相”的大官了，是写进县志、光宗耀祖的存在。

这样的人要回来，怎么回来？按照常理，应该是警车开道，秘书陪同，前呼后拥，浩浩荡荡。乡里县里的领导，怕是要在边界上排着队迎接。西冲村这条破路，说不定还得临时平整一下，铺上点石子。乡亲们都是这么猜的。甚至有人私下嘀咕，这会不会只是回来转一圈，握握手，拍几张照片，然后就坐着小车一溜烟走了？这种事情，他们在电视上看过，不新鲜。

然而，所有的猜测都落了空。

毛致用回来的那天，西冲村没有出现任何想象中的排场。没有闪烁的警灯，没有成队的黑色轿车，甚至乡里的干部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回来得悄无声息。一辆再普通不过的旧车，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颠簸着开进村口。车上没有下来秘书，更没有警卫。组织上不是没有安排。按照规定，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是可以配警卫员的，这是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定下的规矩。负责安排工作的同志跟他反复沟通，把相关规定和其中利害说得很清楚。

毛致用的回应很简单，简单到让来人一时语塞。他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却不容商量，说：“我就是个农民，回自己家，乡里乡亲的，谁会害我？要什么警卫？别搞那一套。”这个在官场浸润了大半辈子的老人，那一刻的神情，不像是在拒绝一项待遇，而像是在拂去衣服上一点多余的灰尘。他太清楚那套程序和仪式的象征意义了。前呼后拥，看似是尊重，实际上，是在他和这片土地、这些乡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他把这道墙，亲手给拆了。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老人。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旧夹克，脚上是一双普通的黑布鞋。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头发已经花白，但腰杆还算挺直。他站在村口那棵老枫树下，眯着眼，环顾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村口晒太阳的几个老人，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等看清了脸，惊得手里的旱烟杆都差点掉了。这不就是致用吗？但眼前这个朴素到有些寒酸的老头，实在很难跟他们想象中那个在电视上做报告的国家领导人重叠起来。这哪像个大官，分明就是隔壁村走亲戚的老大爷。

他住的地方，也不是什么重新修缮的宅子，就是他老家的两栋红砖瓦房。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外墙的红砖在风雨侵蚀下，颜色已经变得黯淡。院子里没有假山盆景，只有一片压得实实的黄土地。屋前是一口不大的鱼塘，水面上漂着几片浮萍。屋后是一片青翠的竹林，风穿过时，发出沙沙的响声。这个家，朴素得毫无装饰。唯一有点说头的，是堂屋里挂的一幅字，写的是：“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墨迹酣畅，透着一股子通透和自在。这哪里是国家领导人的府邸，这分明就是一个看尽世间繁华、最终选择返璞归真的老人的窝。

但是，如果你以为毛致用是回来当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是来享清福的，更不是来养老的。他是带着一个庞大而执拗的计划回来的。

最初的几天，他什么也没说，就是背着手，在村里转悠。田埂上，水塘边，猪圈旁，他走得很慢，看得很细。他跟每一个路过的乡亲打招呼，用一口地道的岳阳话问收成，问家里几口人，问日子过得怎么样。没用三天，村里这本难念的经，他摸得门清。路烂，水脏，没钱，没门路，留不住人。这些问题像几块大石头，压在西冲村每一个人的胸口，也压在他心上。

一天晚饭后，老两口坐在院子里乘凉，毛致用看着暮色中寂静的村庄，对老伴易银秋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的语气平静，却像是在宣读一份酝酿已久的宣言：“我这次回来，不是来养老的，是来当农民的。”

老伴太了解他的脾气了。这个决定听起来疯狂，但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板上钉钉。易银秋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心疼，也有几分无奈，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回了一句：“七十多了，还能折腾动？别把腰闪了。”毛致用听了，嘿嘿一笑，没再说话。但他的眼神亮得很，像是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将军。

从第二天开始，西冲村就出现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奇特的景象。这个曾经的副国级干部，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裳，裤腿卷到膝盖，肩上搭着条毛巾，扛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锄头，下地了。这套行头，加上他晒得黝黑的皮肤和干农活时的利索劲儿，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你绝对认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他在屋后的小山坡上搭了个简易的鸡棚，抓了几十只鸡苗养着。然后，他干了一件轰动全村的大事——在鱼塘边上，修了个猪圈，开始养猪。

消息传开，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他们见过衣锦还乡的，见过告老还乡的，就是没见过回来养猪的，更何况是这么大个官。在村民的认知里，养猪是农村最脏、最累、最不体面的活计之一。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煮猪食，一天要喂好几顿，还得定时清理猪粪。那猪粪的味道，浓烈、刺鼻，风一吹，整个院子都是臭烘烘的。夏天更是可怕，猪圈成了蚊蝇的滋生地，嗡嗡嗡的，赶都赶不完。这种苦活，连村里的壮劳力都觉得遭罪，他一个在北京养尊处优多年的老干部，能干得了？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是在作秀。

村口的小卖部门前，那是西冲村的“信息集散中心”。那些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那里，嗑着瓜子，压低了声音议论。“你说他这是图啥？北京的楼房不住，暖气不烤，回来受这份罪？”“作秀呗！城里的大官不都流行这个，体验一下生活，种种花，养养草。养猪？我看就是图个新鲜，过不了几天就腻了。”“我也觉得长不了。你看着吧，等这阵风头过了，他就回北京享福去了。”还有人更绝，干脆开了个盘口，赌他能撑多久。有人赌半个月，有人赌一个月，最乐观的那个，也只赌了三个月。

日子就在这纷纷扰扰的议论声中，一天天滑过去。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毛致用的猪圈非但没有关门大吉，反而越来越红火。他养猪，是真用心。他不是做做样子，而是把养猪当成了一门正经的学问在琢磨。他每天起得比村里任何一个老农都早，拌饲料，冲猪圈，观察每头猪的吃食和排便情况。猪有点小毛病，他比谁都急。他让侄子帮忙，两个人把几头猪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干活的动作，从开始的略显生疏，变得越来越娴熟。那劲头，那身板，让很多等着看他笑话的人都闭了嘴。

有人实在忍不住，凑上去问他：“您老都这么大岁数了，天天干这个，不累吗？”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一把额头上的汗，乐呵呵地回了一句：“这比开会轻松多了。”这句话，又把大伙儿逗乐了。仔细想想，好像也是，开会要费脑子，费心思，养猪，费的是力气，心思反而简单。

毛致用养猪，眼光可不止在猪身上。他盯着的是村里一个更大的顽疾——环境污染。那时候，西冲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散养着几头猪，猪粪的处理方式极为原始，就是堆在屋前屋后，或者直接排进沟渠。一到夏天，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腐臭的味道，沟里的水黑得像墨汁，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蚊虫多到能把人抬起来。用当地话讲，村子就像是泡在粪坑里。

这样下去，就算猪养得再好，家也毁了。他想到了一个自己在江西主政时大力推广过的技术——沼气池。这东西的原理不复杂，就是把人和牲畜的粪便收集起来，在一个密闭的池子里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以用管道引到厨房，用来烧火做饭。发酵后的沼渣、沼液，是上好的有机肥料。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又能提供清洁能源，还能肥田，一举三得。

但在2003年的西冲村，这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当毛致用在自家院子旁边选了一块地，叫来几个帮手开始挖坑砌池子的时候，村里人又像看把戏一样围了过来。

“这东西能行？猪屎牛屎那么臭的东西，能烧出火来？可别是骗人的玩意儿。”一个中年汉子抱着胳膊，一脸的不信。

“是啊，那臭烘烘的玩意儿能做出饭来？做出来的饭我都不敢吃。”旁边一个妇女附和道。

毛致用还是不解释，他信奉一个原则，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来看一看。他耐心地等着池子建好、干透，然后亲手把搅拌好的粪便倒进进料口，又仔细地接好了通往厨房的黄色橡胶管子。一切准备就绪。

试火那天，他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想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西洋镜。毛致用不慌不忙，拧开了灶台上的沼气阀门，然后拿出一个电子点火器，对准灶头，轻轻一按。

只听“呼”的一声，一簇蓝色的火苗，猛地蹿了起来。那火苗蓝得纯净，有力地舔着锅底，没有一丝黑烟，比煤气灶的火头还要猛。老伴易银秋顺势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没过多久，水就咕嘟咕嘟地翻滚起来。她又利索地切了盘菜，下锅翻炒，不一会儿，菜香就飘满了整个院子。

围观的人群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像油锅里滴进了水，瞬间炸开了。

“我的个乖乖！还真神了嘿！这臭烘烘的东西，真能变出火来！”刚才那个抱着胳膊的汉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以后做饭可省事了，连煤钱都省了！一个月能省不少钱呢。”几个妇女已经开始盘算起了经济账。

这一把火，烧掉的不仅是猪粪，更烧掉了所有人的怀疑和观望。沼气这个东西，用最直观、最震撼的方式，征服了西冲村。

毛致用趁热打铁。当天晚上，他让老伴炒了几个菜，把村干部和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都叫到家里吃饭。饭桌上，大家一边吃着用沼气炒出来的菜，一边看着灶头那蓝色的火苗。毛致用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用筷子指着那火苗说，这东西是个宝。咱们村要富，要干净，就得搞这个。不砍树，山里就能保住水土；猪粪不臭，村里就干净，人也少生病；沼渣是顶好的肥料，庄稼能增产。这才是长长久久的路子。

村干部们听得频频点头，道理他们都懂，但心里最大的疙瘩在于一个字：钱。建一个沼气池，材料、人工，对于当时的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毛致用看出了大家的难处，他把手一挥，语气笃定地说：“钱的事，我帮大家想办法。你们只管组织人，带头干就行。”

他说到做到。他翻出自己泛黄的电话本，利用他多年积攒的人脉和关系，从江西那边联系到了经验丰富的沼气技术员，请他们到西冲村来，手把手地教村民如何选址、如何建池、如何维护。有些特别困难的家庭，一时拿不出钱买水泥和管材，他就自己掏腰包，先垫上。至于他垫了多少钱，他从不说，别人也问不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家看到另一家用了沼气，又干净又省钱，都眼热了。很快，一股建设沼气池的热潮席卷了整个西冲村。一家，两家，十家，二十家……没用多久，西冲村超过一半的家庭都建起了沼气池。

变化是立竿见影的。村里那几条臭气熏天的沟渠，水流开始慢慢变清。空气中那股常年不散的猪粪味，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泥土和草木的清香。夏天的时候，蚊蝇也明显少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山上的那些树，没人再去乱砍滥伐了。因为不需要再靠砍柴来烧火做饭。西冲村的生态环境，因为这个小小的沼气池，实现了一次不可思议的逆转。

环境好了，毛致用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心里清楚，环境变好只是面子，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才是里子。光靠小打小闹地养几头猪，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堵在他胸口：养的猪多了，卖给谁？当时的西冲村，地处偏远，交通极其不便。外面的猪贩子，就是吃准了这一点，进村收猪的时候，把价格压得极低。一头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的猪，被他们七扣八扣，最后到手的钱，少得可怜。很多村民一算账，除掉猪苗和饲料的本钱，等于白忙活一场，甚至还要倒贴人工。

“太累了，不赚钱，还不如出去打工。”这种消极的情绪，开始在村里蔓延。有的人家，养了两批猪之后，干脆把猪圈清空了，不养了。毛致用看到这一幕，急在心里。他知道，光靠自己带头，只能给乡亲们打个样，真要让他们尝到甜头、看到希望，就必须打破这个销售的瓶颈，得给这些优质的生猪找到一条真正的好出路。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毛致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翻箱倒柜，找出了那套压在箱底多年、只在极正式场合才穿的西装。这套西装料子极好，但款式已经有些旧了。他仔仔细细地穿上，对着镜子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把皮鞋擦得锃亮。他告诉老伴，要出门去谈个“大生意”。

他联系的是一个香港老板。这个关系，是他早年在外地任职时，在一次考察活动中结识的。这位老板在香港和内地经营着大型的生鲜供应链生意，专门为高端酒店和超市供应优质食材。对方一直在寻找一块能够稳定提供高品质、无公害猪肉的源头。

没有人知道毛致用具体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人们只知道，不久之后，这个香港大老板，竟然真的带着一个专业的考察团队，从那繁华的维多利亚港边，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连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西冲村。

那天，毛致用亲自在村口迎接。他没有丝毫大领导的架子，热情地握着对方的手，那神情，活脱脱一个急于推销自家产品的老农。他带着那位老板，走遍了村里的几个主要猪圈。他边走边介绍，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他说：“老板你看，我们这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我们养猪，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饲料，喂的都是自家种的青菜、红薯，还有煮熟的米糠。猪都是散养在圈里，活动空间大，肉质绝对顶呱呱。你信不过我这个人，还信不过我这个老头子的一双眼睛吗？”

那位见多识广的香港老板，被眼前这位曾经的副国级干部、此刻无比诚恳的“猪倌”，深深打动了。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巧舌如簧的生意人，却从没见过这样级别的干部，为了乡亲们的几头猪，亲自充当“推销员”。而且，经过专业团队的仔细考察，西冲村的养殖环境和模式，确实完全符合他们对高品质生态猪肉的严苛要求。

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扯皮，一份让整个西冲村为之沸腾的长期收购合同，就这样签了下来。合同的条件好得让很多人最初都不敢相信：收购价格比外面那些猪贩子开出的价格，高出了整整一大截，而且承诺，只要是符合标准的猪，有多少，收多少。

合同签订的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响在西冲村的上空。

“听说了吗？咱们养的猪，要卖到香港去了！”这个消息成了村里那段时间唯一的谈资。

“香港？那是给香港人吃的？咱们这猪的身价，可是涨了！以后再也不用受那些猪贩子的窝囊气了！”

那是一种拨云见日的畅快感。以前是求着大家养都没人养，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动起了心思，盘算着怎么扩建猪圈，怎么多养几头。整个西冲村，到处是搬运砖头、搅拌水泥的忙碌身影，到处都能听到猪崽们此起彼伏的哼哼声。这声音，在村民们听来，比世界上任何音乐都要悦耳，那是金元宝碰撞的声响。

毛致用知道，光有销路还不够，还得有科学的养殖方法。他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2万块钱捐给村里，作为发展基金。然后，他又一次用上了自己的老关系，从江西农业大学请来了畜牧养殖的教授，定期到村里来给大伙儿讲课。从猪种的选育、饲料的科学配比，到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教授讲得深入浅出，村民们听得如饥似渴。那段时间，西冲村的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到了年底，第一批按照合同标准养殖的生猪出栏了。那是一个让所有西冲村人记忆深刻的丰收季。一辆接一辆的加长卡车，车身刷得干干净净，沿着村里那条新修的水泥路（路也是后来修的，这是后话）开进来。这些车把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生猪拉走，然后，把一沓沓厚厚的钞票，留在了村民的手里。

有人颤抖着手，数了一遍又一遍，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有人算了一笔账，这一年养猪赚的钱，比辛辛苦苦种十年地攒下的还要多。西冲村，这个曾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穷窝子，在这一年，人均收入一举突破了5000元大关。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2004年的中国农村，特别是对于一个中部地区的偏远山村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钱袋子鼓起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西冲村的年轻小伙子，想娶个媳妇比登天还难。媒人一提起西冲村，对方姑娘家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嫌太穷。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外村的姑娘，都开始打听西冲村哪家还有没结婚的小伙子。那些曾经被嫌弃的“穷光棍”，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村里最活跃的媒婆，那段时间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脸上的笑就没停过。她逢人就说：“现在这西冲村，可是风水宝地喽，谁家的姑娘不想嫁进来享福？”

有了钱，毛致用又开始了他盘算已久的另一件大事——修路。之前那条“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烂泥路，是卡在村子发展喉咙里的一根刺。外面的车进不来，村里的好东西运不出。他提出了修路的想法，这一次，根本不用做任何动员。尝到了致富甜头的村民，一呼百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毛致用再次带头捐了款。

修路的那段日子，西冲村热闹得像个大工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的心气从来没有这么齐过。很快，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从村口一直延伸出去，连接上了通往镇里、县里的主干道。这条路，像一条血管，把西冲村和外面广阔的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006年的春天，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面貌一新的西冲村。他是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也是毛致用在江西时的老部下。两人见面，格外的亲切。毛致用穿着一双沾着泥点的胶鞋，裤腿照例是高高挽起的，他领着李豆罗看村里新建的沼气池，看成片的猪圈，看刚修好不久的水泥路。

当李豆罗看到自己敬重的老书记，像个地道的农民一样，熟练地走进猪圈，一边查看着猪的长势，一边和侄子讨论着饲料的事儿时，他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里面直打转。他动情地说：“老书记，您这是何苦呢？辛苦了一辈子，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啊。”

毛致用听了，只是笑了笑，在旁边的水池子里洗了洗手上的泥，然后拍了拍李豆罗的肩膀，语气里没有一丝沉重，反而透着一种少有的轻松和满足。他说：“豆罗啊，你不懂。我是农民的儿子。脚踩在泥土里，闻到这猪粪味、青草味，我这心里，才真正踏实。在北京的房子里，我没这感觉。”

那天中午，毛致用在家里招待了李豆罗，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肉是自家养的猪。饭桌上，两人聊了很多往事。毛致用罕见地敞开了一点心扉，他说，自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几十年，最关心的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如何把党建设好，一件是怎么让中国的农民真正富起来。现在退下来了，无官一身轻，反而能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做这第二件事。他说：“能看着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心里这份甜，比吃什么都香。”

这就是毛致用。他从田间地头走出来，官至国家领导人之列，阅尽人间万象，最后又心甘情愿地回到田间地头。他用他生命中最后16年的时光，给“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做了一个最朴素，也是最震撼的注脚。他没有给西冲村留下一分钱的巨额存款，却留下了一座可持续挖掘的绿色银行，更留下了一种风骨，一种让人一想到就心生敬意的风骨。

此后经年，日子像村口的水一样，看似缓慢，实则不停地流淌。毛致用越来越老了，他干活的身影不再那么矫健，但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还是习惯每天在村里转一转，和老人拉拉家常，看看地里的庄稼。他的生活极其规律，也极其简单。那两栋红砖瓦房，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翻修，更没有重建。

岁月无声。2019年3月4日，一个料峭的春日，毛致用安静地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旅程。

消息传回西冲村，整个村子都停止了呼吸。悲伤像村后山里的雾气，迅速弥漫开来，笼罩了每一户人家。村里的微信群，一条条语音消息里，都是哽咽和哭泣。老人们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门口，浑浊的眼睛里泪水长流。那些当年跟着他一起养猪、一起修路的壮汉，如今也已经是中年人，他们红着眼眶，一言不发。大家不约而同地，自发走向他的老屋。没有人组织，没有人通知，人群黑压压地站满了院子前的那块空地。

他走了，按照他生前的意愿，一切从简。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村口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里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西冲村。

他的墓碑，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什么“副主席”，什么“省委书记”，一个字都没有。就像他当初回来时一样，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举行葬礼的那天，当他的骨灰盒被缓缓放入墓穴时，聚集在周围的西冲村数百名老少，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没有人喊口令，也没有任何仪式要求，那完全是出于一种最原始、最纯粹的情感本能。他们跪在那片被春雨浸湿的黄土地上，低着头，任由泪水滴落。那黑压压跪倒的一片，是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这位老人，立下的一座无字丰碑。

16年前，他一个人，穿着旧夹克，走进这个正在衰败的村庄。没有人理解，到处都是怀疑和看热闹的眼神。16年后，他走了，把一个焕然一新的西冲村，留给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