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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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阶层固化和右翼民粹兴起，曾经关于美国的许多经典叙事，已经难以解释当下这个更加复杂、矛盾和分裂的美国。

近日，IPP明远讲坛特别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围绕“关于当代美国的多元观察”展开分享。作为长期研究美国宪法与宪制变迁的法律学者，田雷关注美国政治秩序背后的历史结构；而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他又熟悉美国思想著作和纪实文学，长期关注这些文本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变迁、阶层分化、政治极化与文化冲突，以及其在中文世界的传播。

在此次演讲中，田雷从中国知识界理解美国的变化出发，回顾了从“近距离看美国”到“重新认识美国”的问题意识转变，并结合近年来关于美国社会危机的大量著作，分析其中自传体、返乡体、游记体和编年体等不同叙事方式。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反复呈现的美国普通人的失落与困惑，也折射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深层变化。他深刻指出，理解今天的美国，不能只停留在现实事件和社会情绪层面，更需要把美国本身和我们观察美国的方式同时历史化。

以下内容根据田雷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完成，内容有删减。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青年学者

一、为什么今天要“重新认识美国”

作为一名学者，我写过一些关于美国法律的文章，也出版过专著；作为译者，我做过不少翻译，包括法学专业方面的翻译；作为一名出版人，前几年我也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做过几套译丛。

在我看来，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曾大量引进西方经典和前沿著作，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会在同一时期受到同等重视——有些曾长期处于边缘的著作，会在特定历史节点突然变得重要；而有些曾居于中心位置的思想资源，则可能随着时代问题的变化逐渐退到边缘。

美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在1970年去世后，按照相关版权规则，他的作品在2020年，也就是去世50周年之后进入公版。随后，他的一本书在中国出现了密集译介——《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这本书。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2021年在进入公版期之后，国内五家出版社或图书出版公司相继推出了中译本。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译林出版社（何博超译）、上海译文出版（张晨译）、理想国·中译出版社（陈思贤译）、后浪·九州出版社（陈欣言译）、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胡翠娥译）等版本。图：新京报

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则是可以对照的例子。这部作品出版于1971年，长期被视为理解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然而，2021年是《正义论》出版50周年，我曾做过一个检索，发现中文学术界和思想界并没有围绕这一节点展开太多讨论。

这一现象也侧面说明，中国思想界在理解美国的问题上，确实发生了某种知识重心的转移：一些人物、论著和思想资源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些曾经居于中心的资源，则正在逐渐淡出。

进而由这一变化引出的是一个时代抛给我们的问题——“美国究竟怎么了？”

近几年，无论是学术著作、思想评论，还是纪实文学、社会观察，似乎都在反复追问这一问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被译成中文时，书名被译为《美国真相》。这个标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暗示我们过去对美国的理解可能并不充分，甚至可能存在某种认知偏差，因此今天需要重新揭示所谓“真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著作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前两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王希教授和《美国研究》编辑部主任赵梅也合编了一本书，书名也很有启发性，叫《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出版前，王希教授曾邀请我写一段推荐语。我当时大体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重新认识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

主编：王希 赵梅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近距离看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美国。以法学研究为例，当年我们对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熟悉程度，甚至常常比西方媒体反应还快。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又要说“重新认识”“重新理解”？为什么这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面对的一项新任务？

关键就在“重新”二字。它提示我们，问题并不只是美国发生了变化，也在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方式、材料和坐标系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我这里放了两张剧照，一张来自前些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一张来自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中国合伙人》（2013）由陈可辛执导，黄晓明、邓超、佟大为、杜鹃、王真儿领衔主演。该片以新东方教育集团创业故事为蓝本，于2013年5月17日在中国上映。

有些文艺作品在反映美国这一问题上，事实上有时是领先于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这部电视剧，和30年后再看能够看到的情节、能够意识到的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年，中国观众看《北京人在纽约》，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天堂”的一面。相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美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确实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领先。但实际上，这部剧反映的美国仍然是很立体的。今天，我们正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的。

《北京人在纽约》（1993）由郑晓龙、冯小刚执导，李晓明、郑晓龙、李功达、冯小刚联合编剧，姜文领衔主演，王姬、严晓频、戴博、周丽华、马晓晴主演的爱情剧 。

2024年前后，我有机会把自己关于美国的一些研究和写作结集出版。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一本文集，我给它取名为《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美国折叠”想表达的意思是：美国非常复杂。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大国，美国的历史其实也并不短——尤其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首先是一个宪法共同体。这本文集收入了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一些文章。我在写内容简介时，与其说是在总结这本书，不如说是在思考：如果我们今天从学术角度研究美国，是否需要一种新的视角？

《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基于田雷教授多年美国宪法与早期历史研究的学术背景，聚焦近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的演变历程，尝试以中国学者的主体立场重新审视美国现状。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后来，我把它称为“双重历史化”。

第一重历史化，是把美国本身加以历史化。我们研究美国、观察美国、理解美国，就要知道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一直随着历史变化而发生各种变动。比如我自己做研究时，主要研究美国早期宪法史，我把它界定为从建国到重建，大体上以林肯作为时间下限。

第二重历史化，也是我今天可能要重点谈的，就是要把我们作为观察者自身也历史化。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是立足于2026年，或者立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去看美国，而不是毫无反思、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改革开放以后那一代人对美国的研究方式和观察角度。

接下来，我会谈一谈在今天的研究中，如何理解所谓“双重历史化”。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林达（美国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李晓琳共用的笔名，编者注）的一些论述在那个时期影响非常大。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美国“近距离观察美国”。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有三部——第一本是《历史深处的忧虑》，第二本是《总统是靠不住的》，第三本是《我也有一个梦想》。后来还有第四本《如彗星划过夜空》。这个系列就叫“近距离看美国”。

《近距离看美国》是林达、李晓林创作的书籍，该书一共四部分别为《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如彗星划过夜空》，分别于1997年5月、2004年8月、2004年8月、2006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图：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

林达当年的风行一时，构成了我们曾经认识美国的一个重要范本，当然有其原因——从它的叙事特点或者从图书传播的角度说，它的卖点就在于“近距离看”。回信式文体能够让作者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更加自然地流露出来。如果叙事文体本身足够贴合，很多观察、很多个人感受、很多思想，就会更自然地呈现出来。

2002年到2005年这几年，正是我刚开始做美国宪法研究的时候，有一位作者对我影响也很大，叫做薛涌。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是在任总统小布什，民主党挑战者是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薛涌当年在《书城》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两个美国的决战》。那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还可以用这样一种视角来观察美国。薛涌的写作与当时国内研究者的写法不太一样，关键就在于某种“原汁原味”：作者生活在美国，基于直接的生活体验，形成了非常尖锐的观察角度。

另外一位影响很大的是刘瑜。刘瑜的文章当时在《南方周末》连载，后来结集出版为《民主的细节》。这本书200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副标题是“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

刘瑜所著《美国的民主》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觉得，“细节”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妙。所谓细节，就是只有“近距离”才能看见的东西；不是隔岸观火。从林达、薛涌到刘瑜，他们的美国研究，或者说美国叙事，都在强调这样一种视角。

前面这几位，都可以说是专栏作家。再从我自己的法学学科来说，我们最早接触的，包括法学经典《西方宪政体系》；另外一本大概也是同期出版的，是此前提到的王希教授写的《原则与妥协》。王希老师是埃里克·方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德威特·克林顿荣休教授）的学生。这本书大概在2005年前后有了第二版，2014年出了第三版；但即使第三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原则与妥协》讨论的是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内容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起源一直延展到20世纪末。还有一本影响也比较大，一度读者也特别多，就是任东来老师和几位学生合写的《美国宪政历程》。

王希所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权力”“权利”及二者互动入手，梳理美国宪法原则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实践中的调整。

如果说，前面这些构成了上一个时代的美国写作、美国研究或者美国叙述，那么今天回头看，我作为一位出版人，也有一些新的感受。

三、“美利坚伤心故事会”

我们前些年在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雅理译丛”时，出了很多以美国为主题的新书。至少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如果大家看到“雅理译丛”出了一本美国主题的书，可能意味着我们要读大概十本关于美国的书。

如果你去看今天美国社会科学界对当代美国的研究，包括美国的纪实文学作品，会发现它们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美利坚伤心故事会”——它们几乎都在讲美国社会危机的各种故事。

比如《钢的城》这本书，讲的是美国“锈带”的历史；《无地可依》也是这样。后面我们还有一些类似作品，比如美国很著名的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的《被偷走的尊严》。

《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寻路：穿越分裂的国度》常被合称为“‌美国三书‌”，均属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雅理译丛‌”系列，聚焦于当代美国的社会结构、阶级矛盾与政治极化问题 。‌

《被偷走的尊严——美国保守派的失落、耻辱与奋起》，2026年2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本书中，作者霍克希尔德深入肯塔基州派克维尔、一座曾依赖煤矿繁荣、如今却因产业凋敝而陷入经济与文化双重衰败的白人小镇。她与那里的矿工、牧师、退伍军人、破产者、毒品受害者对话，倾听他们如何谈论“被抢走的骄傲”与“丢失的尊严”。

我一直在梳理一个问题，当美国人在讲他们自己的“伤心故事”时，他们到底是怎么讲的？

接下来，我会把一些作品拿出来讨论。有些作品大家可能很熟悉，有中译本，甚至读者相当多。我把这些“伤心故事”的叙事文体，大体归纳为四种类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类型并不是基于某个非常严格、一以贯之的标准区分出来的。

第一种叙事文体，我称之为“自传体”。

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J.D.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今天大家对万斯都已经很熟悉了。《乡下人的悲歌》一开头就说，它是一本回忆录。大家知道，万斯后来非常成功，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跃升，也实现了政治地位上的跃迁。万斯出生于1984年，按照美国宪法制度，如果特朗普在任期内发生意外，万斯就会成为一位“80后”美国总统。

万斯的家族来自肯塔基州，文化上深受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价值观所影响，父母自小便搬迁至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书中重点探讨了阿巴拉契亚的价值观与米德尔敦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

《乡下人的悲歌》其实写得很丰富。我这里摘了一些段落，其中有一段也很有意思。万斯写到自己的家乡，叫米德尔敦。这个“米德尔敦”是音译，英文原文是 “Middletown”，意思就是“中间的镇”。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普通。当年命名的人大概只是觉得它位于两个城市之间，所以就叫“中间的镇”。

另一本书，英文原名叫Educated，中文译名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比万斯还要年轻。万斯是1984年出生的，韦斯特弗是1986年出生的。他们出版各自这本书时，大概都是32岁。《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也是一种自传体叙事。它常被理解为一部女性成长文学作品。它讲的是作者自己从小到大的故事。

塔拉·韦斯特弗所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一部回忆录，讲述作者从美国爱达荷州山区一个封闭、保守的家庭中成长起来，17岁前从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却最终通过自学进入大学，并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经历。

韦斯特弗出生在一个摩门教家庭。她的父亲认为孩子不能去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会对孩子造成某种“毒害”，所以她从小在家接受教育。她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本书。后来，她通过反叛和自我学习进入大学，又继续深造，最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Educated”这个题目，事实上就是她对自己受教育过程的讲述。整本书的结尾也很有意思。它的叙事就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展开的自传体叙事。

这是两本典型的自传体叙事。这种自传体叙事其实很多，尤其在人类学和社会观察类作品中很常见。大家知道，人类学研究常常强调参与式观察，也强调讲故事。

雅理译丛“美国三书”中的第三本《无地可依》，从文体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传体叙事。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娜·沃利（Christine Walley），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教授。整本书讲的，是她自己家族在芝加哥工业区三代人的经历。她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实际上是在讲父辈那一代人的故事。

我这里摘了一些《无地可依》中的内容。比如，她提到，当工厂倒闭的浪潮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时，一个很大的转变正在发生，许多钢铁工人后来投票支持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作者觉得，这是理解20世纪美国政治变动和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新政自由主义下形成的政治联盟，会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发生向保守派的转向？工人明明似乎应该投给民主党，为什么在1980年前后却转而投给罗纳德·里根？作者并没有完全沉溺在个人成长的碎片化细节里，而是把个人经历和阶级、家庭、工业衰落、环境污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文体，我把它概括为“返乡体”。

自传体和返乡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个叙事主体，都是以“我”的视角展开。但返乡体可能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叙事：若干年之后重新回到故乡，重新观察故乡的变化。

我这里举一本书，英文原名是Tightrope，书名直译就是《走钢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夫妻。妻子伍洁芳有华裔背景，二人都曾是《纽约时报》记者，在美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公共写作者和畅销书作者。他们另外两本书在中国也很畅销。

《Tightrope》是一部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危机的纪实性社会观察。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从克里斯托夫成长的俄勒冈乡村社区写起，追踪昔日同学、邻居和蓝领家庭在去工业化、毒品泛滥、家庭破裂、教育机会萎缩和社会保障不足中的命运变化。

所谓“返乡体”，是说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也就是夫妻中的丈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回到了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社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对我来说，这个叙事视角是很震撼的。大家知道，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推进学校种族融合，曾经实行过“校车接送”等政策——大家看《阿甘正传》时，可能也会有类似印象。这个视角非常震撼：作者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追踪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坐校车上学的同学，追踪其中许多已经去世或深陷困境的人，追踪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程。

如果说“自传体”往往是年轻人的写作，那么“返乡体”则是在两个时间之间展开对话。自传体更像是青年成长的叙事，而返乡体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中年叙事。作者克里斯托夫出生于1959年，Tightrope出版于2020年，当时他大约60岁。

另外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为特殊的“返乡体”。比如我们今年年初刚刚出版的《被偷走的尊严》，以及作者此前一本书《故土的陌生人》。我说它是“特殊的返乡体”，是因为作者并不是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故土，而是回到她长期以来固定关注的“田野点”。对于作者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来说，“田野点”就是她观察美国右翼政治、阶级情绪和社会衰败的重要现场。

阿莉·霍克希尔德所著《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茶党支持者和保守派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政治极化背后的情感结构与社会根源。

第三种文体，我把它概括为“游记体”。

我之所以想到“游记体”这个说法，基本上也是和雅理译丛的一本书有关。“美国三书”里有一本叫《寻路》。为什么取这样一个书名？因为两位作者中，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于是他们在读书期间做了一个设定：共同开车自驾横穿美国，观察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书里讲到，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作者认为，如果想避开政治话题，就应该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认识他们。他们强调的是：通过这样一种亲身观察，他们理解到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尝试站在对方的政治立场上看待问题。

第四种文体，我把它称为“编年体”。

编年体一个很典型的文本，就是前几年已经有中译本的《下沉年代》。它的章节结构，基本上是从美国过去几十年中选择若干年份。每一个年份，往往从一个政治人物，有时也从一个普通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借由那一年中的某个人物或某个故事，进入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国。这个叙事视角非常好。而且它每选一个年份，比如1996年，开篇往往并不是直接讲一个完整故事，而是先呈现那一年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声音和片段，有点像时代杂音的马赛克拼接。

《下沉年代》是美国记者、作家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非虚构作品。该书通过几位普通人的命运，呈现1978年至2012年前后美国社会结构的松动。

当然，《下沉年代》讨论的是美国的“下沉”。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没有人能说清楚“解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像任何重大变化一样，解体是在无数时刻、以无数方式开始的。如果你生活在1960年前后的美国，就会经历到一系列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下沉年代》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来说，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作品，我觉得那就是《光荣与梦想》。如果《下沉年代》讲的是美国的“下沉年代”，那么《光荣与梦想》讲的则可以说是美国的“上升年代”。

《光荣与梦想》是威廉·曼彻斯特关于美国1932年至1972年的叙事史，1974年在美国出版，1978年即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财新文章也曾指出，这套书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成为一代读者理解美国的重要文本。《光荣与梦想》是一部四卷本著作，讲的是1932年至1972年的美国社会实录。这本书最早的中译本实际上在1978年就出版了。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邓小平访美则是1979年年初的事。但在1978年，这本书就已经出了中译本。

《光荣与梦想》通常指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历史纪实作品，是一部篇幅很大的美国社会史/叙事史作品，讲述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二战、冷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一直到水门事件前后的美国四十年。

这就是我说的第四种文体，我把它称为“编年体”。编年体和游记体可以对应起来理解：一个是在时间上的走走停停，一个是在空间上的走走停停。

当然，前面归纳的四种文体，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绝大多数作品并不会严格对应其中某一种，而往往是混杂的。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十年前我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修改《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译稿。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包含了前面说的四种叙事元素或叙事文体。

《我们的孩子》通常指美国政治学家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作品。帕特南也是《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作者，长期研究社会资本、共同体衰落与美国民主问题。

作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是美国政治学家，但他这本书也有关于自身成长年代的美国叙述，因此具有自传体成分。同时，它也有返乡体成分。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叙事结构，是帕特南作为一位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二战后美国“黄金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去观察今天仍生活在故乡的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同历史处境。相关介绍也提到，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比较了自己1959年在俄亥俄州克林顿港成长时的条件与机会，以及今天当地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孩子之间的分化。

其中有一段话，其实体现的就是返乡体的叙事。帕特南大意是说，我们这些1959届的美国高中生，生活中好像有一架自动扶梯，带着我们往上走；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今天，当我们的子女、孙子女想要踏上这架自动扶梯时，扶梯却戛然而止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下行年代。

为了写这本书，帕特南还回到故乡，访谈当年的高中同学。其中有一位高中同学是黑人女性，她后来也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她对帕特南说了一句话，让帕特南很感慨，我读到时也很感慨。她说：“你的过去不是我的过去；你的现在也不是我的现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同一个年代，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所经历的美国也并不相同。

五、“伤心故事”背后的共同意象

介绍完了四种叙事文体。我还想再谈另一个问题。读这些作品时，你会感觉到，这些所谓的“美利坚伤心故事”中，有一些叙事意象在不断反复出现。

其实，我做出版也能感觉到，中国当代年轻人很喜欢读一些人类学作品或者社会纪实类作品。我们“雅理译丛”也在尝试发掘这方面的本土原创作品。但总的来说，今天的年轻读者确实比较喜欢读这类纪实文学。在这些纪实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意象和叙事元素是不断出现的。

第一种意象：故事。

无论是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学术著作，还是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普通作者的个人成长叙事，几乎都在强调一点：我是在讲故事。比如《乡下人的悲歌》就说，这不是学术研究；作者当然也知道学术研究如何展开，但在他看来，讲述真实的故事更重要。刚才提到的《无地可依》，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她说，她讲的当然不是作者本人的故事，而是她父亲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趣闻轶事，而是一种分析世界的方式。

《寻路》其实也是这样。书里有一些很动人的细节。比如，有一次旅途中，两位作者遇到了一位美国黑人女性。她大概在监狱里度过了大半辈子。我们有时在美国电影、电视剧里也会看到类似形象。当两位作者和她交流时，这位已经到了中老年的黑人女性说：“我想让立法者体会到你们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讲述这些故事。”也就是说，故事带给人的震撼，是任何抽象数据都无法做到的。

《钢的城》这本书其实不那么好读。有的学术书很好读，但这本书确实不太好读，它其实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表述很准确：作者讲故事，是要把日常生活的“毛孔”展示出来。

再比如《故土的陌生人》和《被偷走的尊严》，反复讲的就是一个“深层故事”。所谓“深层故事”，不是事实判断，也不是政策论证，而是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自身处境、解释现实不公和情感秩序的内在叙事。霍克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提出“deep story”这一概念，用来解释她在路易斯安那田野调查中所接触到的茶党支持者如何理解美国社会与自身位置。 我觉得，这是这些作品都强调，自己不是单纯摆数据、做抽象分析，而是通过故事来进入社会现实。

第二种意象：变化。

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巨变，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剧烈变化，是强烈的社会撕裂。

比如，《我们的孩子》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还写过一本书更为人所熟知的经典作品，叫做《独自打保龄》，它讲的也是美国社会的变化：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个体化。

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是美国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代表性著作。帕特南通过考察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人的社团参与、宗教活动、邻里交往、志愿服务、政党活动和公共会议参与等变化，指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资本”的流失。

所以，这第二种叙事元素就是“变”。而且这个“变”，往往讲的是消失、瓦解、烟消云散和失去。如果大家读这类作品，会反复看到这样的表达。

《乡下人的悲歌》里说，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穷人。《无地可依》也在追问：为什么我们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开始消失？为什么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本来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不会变，但变化并不以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寻路》里也有这样的表达。比如他们到达底特律时，讲到一切仿佛在顷刻间灰飞烟灭。书中讲到美国最东北部的缅因州，我觉得这一段非常有寓意。缅因州的经济支柱之一是龙虾产业。他们访谈了一位当地中年渔夫。那位渔夫说，我见过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段时光；我1976年开始捕鱼，1986年鱼就没了。《故土的陌生人》也是这样讲的：柑橘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购物中心。

所以，第二个叙事元素就是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与时俱进”，也不是“明天会更好”，而是以消逝、瓦解、烟消云散、土崩瓦解的形式出现。

第三种意象，我把它称为“逃离与归来的碰撞”。

就像刚才说的“返乡体”：总有一些人离开故乡，后来又以某种方式返回；而“离开”和“回来”之间，正好构成了美国社会变化的张力。美国这类作品真的很多。

《乡下人的悲歌》说得很清楚：万斯经常穿梭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是他后来走出去之后所见到的世界，比如耶鲁法学院、精英律所，以及今天他作为成功政治人物所进入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生他养他的那个世界。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在书的最后也说，其实有两个“我”。很多时候，她的父母会认为她的变化是一种背叛；但她认为，这个变化是从自己接受教育那一刻开始的。到最后，她写到，她迎来了新的生活，却也失去了巴克峰——也就是她的老家。

《无地可依》也是如此——作者年轻时其实申请到了哈佛大学，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她最终没有去。因为对她来说，去哈佛就意味着对生她养她的那个衰落工业社区的某种背叛。很有趣的是，在这几本书里，教育似乎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守门人。《无地可依》中有一个表述很漂亮。作者说，我们的身份就像一床由许多碎布拼成的被子——patchwork quilt。作者说，自己既是钢铁工人的女儿，也是中产阶级学者。

《故土的陌生人》里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同情之墙”。怎么理解？我觉得这里的变化很明显。刚才我也谈到过：为什么那些原本支持罗斯福、支持民主党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转向了共和党？霍克希尔德提出“同情之墙”，正是为了说明研究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情感隔阂：如果不越过这堵墙，就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深层故事。

第四种叙事意象，我把它称为“被动语态”。

这种被动语态在一些书的标题中经常出现。比如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英文原名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其中 Evicted 的字面意思就是“被驱逐”。《寒门子弟上大学》的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近年又出了一本书，叫 Class Dismissed: When Colleges Ignore Inequality and Students Pay the Price，它揭示了不同学生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差距，以及这些差距如何在校园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

如果仔细检索，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例子：

Educated——“被教育”（Tara Westover 的回忆录），讲述作者从被剥夺正规教育的环境中走出来的经历；

Evicted——“被驱逐”，揭示美国城市低收入群体因住房不安全而不断流离失所的现实；

Troubled——常被译作“陷入麻烦”，表达一种被外部困境裹挟的状态；

还有《被偷走的尊严》，这些标题都带有某种被动语态的意味。它们强调的是：普通人并不是主动选择进入这些困境，而是被制度性力量、结构性变迁和社会条件推入了这样的境况之中。

Class Dismissed 是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2024年出版的新书。

这背后的意思是：这些人并不是主动选择进入困境，而是被某种结构性力量撞了进去。

《无地可依》也表达了类似意思：去工业化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它包含许多人为因素。但这些人为因素，并不是那些“无地可依”的小人物能够决定的。作者之所以憎恶里根，是因为在她看来，是那些大人物替这些普通人作出了选择，并让他们失去了一切。

《寻路》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访谈。书中讲到美国卡车司机。民主党人往往希望加强对长途运输和卡车司机的监管。但有一位卡车司机对作者说，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开过卡车。他们制定的政策，只会让我们撒谎。也就是说，规则过于严格，现实中根本无法逐条落实，于是普通人只能想办法规避。这就是所谓“被动语态”背后的含义：普通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而是被制度、政策、产业变迁、教育分层和社会结构推到了某个位置上。

《我们的孩子》中有一段话，帕特南认为，他那一代人曾经拥有一部“自动扶梯”，它带着他们向上流动。这有点像我们今天中国也在讨论的代际问题。包括我们80后一代人，回过头来看，也会觉得自己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是有“自动扶梯”存在的；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部自动扶梯已经停住了。在相关美国社会研究作品中，也有类似“自动扶梯”的比喻。它的意思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部分人的自动扶梯仍然存在，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对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生活事实上停滞在原地，被卡住了。这仍然是一种“被动语态”。

第五个意象，我概括为一种困惑、愤怒，甚至羞辱感。

这些情绪，既是叙事主体想要传达的，也是他们所访谈对象身上反复出现的。《故土的陌生人》和《被偷走的尊严》这两本书，副标题里就有一些明显的情绪词。前者讨论的是愤怒背后的“深层故事”，后者讨论的是尊严、羞耻与被剥夺感。它们背后体现的，是人们面对社会变化时的迷茫，以及在被剥夺之后产生的愤怒、羞辱和不理解。

这种“不理解”，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也很明显。万斯写到，自己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几个月后，他的外祖父把自己有史以来投出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里根。也就是说，里根赢得了铁锈地带，赢得了那些原本属于民主党的选民。万斯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投给里根？其中有一句表述很有意思，大意是：“我不是很喜欢里根，但我恨死了民主党的蒙代尔。”《无地可依》中也提到过类似情节。

《钢的城》中也有类似访谈。有人说：“我每小时只赚13.3美元，这真的是我的全部价值吗？”这句话背后就是一种价值感被压低之后的羞辱。

《故土的陌生人》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插队”的叙事。作者霍克希尔德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白人下层群体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她的意思是：美国社会资源的分配，就像大家在排队领取某种机会和福利；但这些白人下层群体会觉得，自己的队伍前面不断有人插队，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公共部门雇员，甚至在某些叙事中，连动物保护都被放在他们前面。到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必须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辩护。就像法律上说的，他们开始承担一种“举证责任”：他们不再自然地被承认为社会变迁中的主体，而变成了需要解释自己、证明自己的客体。

六、补上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这一课

最后，在我看来，如果今天要重新理解当代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的大转变。

之所以我们从曾经自认为非常理解美国，变成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美国”、需要发现“美国真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理解的美国——林达他们“近距离观察”的美国，以及各个学科中美国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美国，是那个不断讲述“光荣与梦想”的美国。

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各种深刻变化。由于学术研究本身也有延迟和时差，这些变化并没有及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特别强调所谓“当代美国”。

这里我自己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关心更大的秩序变迁。刚才我说“美利坚伤心故事会”，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有些看厌了，因为它们太稀碎了。它们讲的是破碎生活，讲法上也常常沉溺于个体情绪。有时我们只看到破碎生活的碎片，却看不到背后更大的社会变革路径。

所以，当我谈“秩序作为方法”时，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秩序意味着起承转合，意味着一个结构从形成、运转、危机到转型的过程。

比如，我很推荐大家读斯蒂芬·斯科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的《总统创造的政治》。这是一本纯学术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实际上按照两个维度，把美国总统区分为四种类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划分。

该书初版出版于1993年，副标题为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George Bush；1997年修订版将讨论延伸至比尔·克林顿时期。哈佛大学出版社介绍称，斯科罗内克在书中把总统视为持续改变政治秩序的行动者，分析他们如何在不同政治时段中打断、重组或延续既有政治格局。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治中很多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我有时会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历史上凡是公认为最伟大的总统，往往都有干预司法独立的历史记录？用斯科罗内克的理论就能解释其中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至少有一类总统属于“变革型总统”。这类总统出现时，原有的政治秩序已经进入摇摇欲坠、极其脆弱的时期；而新上台的总统，又是这个旧政治秩序的造反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斯福。罗斯福上任时，正好遭遇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在这个时候，总统干预司法，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干预司法，不如说是新兴改革力量与代表旧有宪法秩序的法院之间发生了结构性碰撞。这基本上无关总统个人私德，而是政治秩序转换中的制度冲突。

我之所以谈“秩序作为方法”，还和当年做美国宪法研究时的学术资源有关。我们当年做美国宪法研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我们人民》系列对我们影响很大。

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英文We the People，是美国宪法理论和宪法史研究中的重要系列著作。作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们仍然需要大的路径，需要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那些社会科学研究作品有时仍然比单纯的纪实作品更有启发。

这边还有两部与宪法相关的书籍，我觉得也很有趣。

其中一本，是我2008年至2010年在美国法学院读书时出版的。那时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主要的自由派宪法学者编了一本文集，叫The Constitution in 2020。这本书有点像一个自由派宪法变革纲领。 当时，在很多美国自由派宪法学者看来，奥巴马当选似乎是美国民主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也像是美国种族问题得到某种救赎的标志。于是，大家开始畅想2020年的宪法图景。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2020年会变成一种“一地鸡毛”的局面。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由美国宪法学者杰克·巴尔金（Jack M. Balkin）和瑞娃·西格尔（Reva B. Siegel）主编，200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自由派/进步派宪法学者的论文集。

如果熟悉美国法，就会知道这本文集的作者阵容非常强，几乎都是过去二三十年美国自由派宪法学界的大咖。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讽刺意味。我们当年都读过这本书，但后来再说起来，好像自己也都把它忘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的变化是我们今天研究美国时应该补上的一课。

研究美国史的人，基本上也存在一个“时差”问题。比如，做美国早期史的很多，做进步主义时代的也很多，做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也很多；但真正研究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变化的，我觉得并不多。当然，美国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

比如这本 Reaganland: America’s Right Turn 1976–1980，讲的就是“里根时代”或者说美国如何向右转。里克·珀尔斯坦这本书追踪了1976年至1980年间保守派如何重新集结，并最终推动里根赢得白宫。

里克·珀尔斯坦的 Reaganland: America’s Right Turn 1976–1980，是理解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右转的重要作品。该书以1976年至1980年为中心，讲述保守派如何在卡特政府危机、文化战争和新右派组织化动员中重新集结，并最终推动里根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

Fault Line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4 则讲的是1974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断层线”。两位作者凯文·克鲁斯和朱利安·泽利泽认为，当代美国的分裂，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种族分裂、性别和文化规范变化、媒体碎片化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以来的深层变化。

还有一本 Stayin’ Alive: The 1970s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Working Class，讲的是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工人阶级的最后时光。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趣，来自一首流行歌曲。大家如果上网听一下，应该会很熟悉。它也出现在一些著名电影里。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活下去”。有评论指出，这本书讲的是美国工人阶级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从政治和文化中心逐渐消失，或者说讲述的是一个阶级的“消解”。

我所谓的“当代美国”，其实就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

※文章根据田雷教授在IPP明远讲坛的讲座发言整理，内文有删减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文稿整理｜周浩锴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5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田雷教授做客IPP明远讲坛。

田雷教授以“关于‘当代美国’的多元观察——一个学者、译者和出版者的视角”为题发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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