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学家会普遍认为，公元536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年？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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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只要头顶有太阳，脚下就一定有影子。这是咱们打小就懂的常识，自然得没人会去怀疑。

可在公元536年，这条铁律失灵了。那一年的正午，无论你站在君士坦丁堡的神庙前，还是站在南朝建康城的秦淮河畔，抬头能看见太阳，可那太阳惨白黯淡，像一轮怎么也落不下去的冷月。你再低头看，会发现一件怪事：脚下，没有影子。

没有影子的世界，是死人的世界。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给这一年下了一个吓人的结论：人类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可能就是它。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公元536年，全球的阳光到底是被谁偷走的～

遮天蔽日的无光之年

在536年到来之前，东西方文明都还沉浸在各自的盛世美梦里。

西边，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刚派名将贝利萨留扫平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紧接着又把刀锋指向意大利，铁了心要把罗马帝国的旧河山一寸寸收回来。东边，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正赶上他执政的黄金期，江南寺庙林立，钟声悠扬，一派歌舞升平。再往北看，北魏虽然裂成了东魏、西魏，可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新一代的狠角色，也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武力统一中原。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手里攥着的是一盘大棋。

可大自然根本没打算给这些野心家留时间。

刚开始，人们只是觉得天色有点不对劲。慢慢地，一层灰蒙蒙的雾气在整个北半球铺开，像一堵看不见的厚墙，硬生生把暖洋洋的阳光挡在了天外。

当时身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战史》第四卷第14章里留下了最直接的目击记录：

“For the sun gave forth its light without brightness, like the moon, during this whole year, and it seemed exceedingly like the sun in eclipse, for the beams it shed were not clear nor such as it is accustomed to shed.”（“在这一整年中，发生了一个最可怕的预兆。太阳像月亮一样，发出没有光彩的光芒，仿佛处于日食之中，它射出的光线既不清晰，也完全不像平日那样。”）

翻译过来就是：太阳还挂在天上，却没了那股暖人的金黄，变成一个惨白的光球，看着像日食，又不是日食。它给不了多少光，更给不了庄稼活命的热量。这种鬼天气不是持续几天几周，而是整整熬了一年多。

被吓坏的不止平头百姓，当时的社会名流也慌了神。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卡西奥多罗斯在写给下属的信里，几乎是用一种绝望的口气记下了这场反常。他在《尺牍集》第十二卷第二十五封信中写道：

“The sun seems to jumble all the seasons up together... We marvel to see no shadows of our bodies at noon... We have a winter without storms, a spring without mildness, a summer without heat.”（“太阳似乎把所有的季节都混在了一起……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正午时分，我们的身体竟然没有影子……我们经历了一个没有风暴的冬天，一个没有温和的春天，一个没有炎热的夏天。”）

卡西奥多罗斯的眼睛很毒，他抓住了一个最反常的细节：大中午的，人居然没有影子。

这事儿搁今天也好解释。平常的大晴天，太阳直射地面，人就拖一道清清楚楚的黑影。可536年不一样，高空里塞满了厚厚的火山灰，阳光穿过大气层时被打散了，从四面八方漫下来，弱得连一道影子都凑不齐。

正午无影，正是火山冬季杀到的铁证。现代科学家分析了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芯，才把这桩悬案破了：535年底到536年初，冰岛一座超级火山发生了毁灭性喷发，数亿吨二氧化硫和火山灰被直接顶进平流层，在北半球头顶上拉起一大片气溶胶帷幕。这层帷幕等于给地球扣了一块不透明的遮阳板，把太阳辐射狠狠反射回太空，全球气温应声暴跌。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迈克尔·麦考密克对这一年下了个判断：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one of the worst periods to be alive, if not the worst year.”（“这是最糟糕的生存时期的开始，如果它本身还称不上最糟糕的一年的话。”）

从这一年起，全球气候彻底乱了套。夏天没了热度，庄稼的生长周期被硬生生掐断。人类文明在这一年，一头栽进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寒冷和衰退。

降在华夏大地的黄雨

这层遮天蔽日的黑帷幕扫荡完欧洲和地中海，又顺着西风带一路向东，最后压到了东亚大陆的头顶上。

很多人以为，古代中国的灾荒不外乎旱涝蝗灾，跟万里之外冰岛的一座火山能有什么关系。可白纸黑字的史料，偏偏把这两件事拴在了一起。

南朝首都建康城里，梁武帝萧衍在537年春天主持了一场极隆重的祭天大典。本来是求风调雨顺的，结果却被一场怪天灾搅了局。《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记得清清楚楚：

“三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壬寅，天无云，雨灰，黄色。……六月，青州朐山境陨霜。秋七月癸卯……青州雪，害苗稼。”

大同三年的正月，天上万里无云，却突然下起了一场黄色的雨。雨落在衣服上、宫殿上，是一层黏糊糊的黄灰。这哪是什么神迹，分明是高空的火山灰混着雨水落了下来。可在古人眼里，大晴天往下掉灰，是天大的凶兆，意味着这朝廷的气数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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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月，正是盛夏，归梁朝管的青州朐山一带（今江苏、山东交界）竟然大面积下霜。七月，青州干脆下起了大雪。最该热、庄稼最盼着太阳的时候，白茫茫的雪盖住了整片农田。

夏天闹严寒，对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还没熟的庄稼，在冰里成片成片地烂死。

华北那边，东魏和西魏的老百姓同样熬着接连几个月的无光天。这种反常，当时没一个人能想明白。按儒家天人感应那套说法，天象一乱，准是当皇帝的缺了德。于是各地的帝王忙着下罪己诏、减膳避殿，还搞起大规模的法事，想把老天爷的火气压下去。

梁武帝萧衍更绝，他加码赏赐佛寺，几次把自己舍身给同泰寺，想用这份极端的虔诚把阳光求回来。可惜，老天根本不吃这一套。火山灰挡住的太阳，不会因为哪个皇帝磕头磕得勤就多照下来一分。农业减产已成定局，一场席卷整个东亚的生存危机，正在飞快铺开。

天灾面前，制度露了底

阳光和温度一撤，跟着来的饥荒，就成了检验当时社会制度的一块试金石。这场大考里，不管是东方的门阀官僚，还是西方的罗马帝国，制度的窟窿和冷血，全在天灾面前露了馅。

我们先看东魏。东魏刚立国，大批人口从旧都洛阳迁到新都邺城，根基还没扎稳，偏偏天平三年（536年）撞上了这场全球极寒。《魏书》卷一百一十·志第十五·食货六里记着：

“天平初，以迁民草创，资产未立，诏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三年夏，又赈迁民廪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四年春，诏所在开仓赈恤之，而死者甚众。”

这段记录，把一个封建政权面对特大天灾时的挣扎和无力，写得明明白白。

要说东魏朝廷一开始不是没动作。灾难刚来，他们拨了130万石粮食安置移民，天平三年夏天又发了40天的救济口粮。可到了这年秋天，灾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并州、肆州、汾州、建州、晋州、泰州、陕州、东雍州、南汾州，整整九个州同时闹起了霜旱。这九个州，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山西、陕西加上河南一部分，是东魏最核心的产粮区。九州同时绝收，等于国家的粮库一夜之间被掏空。

到了天平四年春天，朝廷再下诏开仓放粮，可面对这么大面积的绝收，那点救济粮就是杯水车薪。更要命的是，古代运输落后得很，道路一封冻，人和牲口冻得走不动，有限的粮食根本运不到灾民手里。结果只剩下四个字：死者甚众。东魏这套救灾制度，碰上跨区域的连环灾害，彻底失灵了。

可跟西边的拜占庭比起来，东魏好歹算有心无力。拜占庭那套制度，是真冷血。

536年天候一变，地中海不光闹饥荒，紧跟着又爆发了惨烈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这场瘟疫干掉了帝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片土地撂荒，农业几乎停摆。换个有良心的君主，这时候该开仓、该减税了吧？查士丁尼偏不。为了凑够他收复失地的军费，他反倒把帝国原来的税制，逼到了最狠的份上。

普罗科匹厄斯在《秘史》第二十三章里，带着一肚子火记下了这套税制有多狠：

“When pestilence swept through the whole known world and notably the Roman Empire... Justinian showed no mercy towards the ruined freeholders. Even then, he did not refrain from demanding the annual tax, not only the amount at which he assessed each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amount for which his deceased neighbors were liable.”（“当瘟疫席卷整个已知世界，特别是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对破产的自由农民毫无怜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免除年度税，不仅索要评估给每个人的数额，甚至还要索要他们已故邻居应承担的数额。”）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邻里连带税（Epibole）。在这套规矩下，村里一个自耕农要是因为饥荒、瘟疫死了，他欠国家的税不会一笔勾销，而是摊到还活着的邻居头上。

这玩意儿运转起来，活像一台没温度的债务催收机器，眼里只有指标完没完成，至于被催的人死活，它根本不管。火山冬季加上瘟疫两头夹击，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不光要面对冰封的土地和绝收的庄稼，还得替死去的邻居扛上沉重的兵役税和土地税。这么一压榨，直接把拜占庭最核心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自耕农，给压垮了。不少农民为了躲税吏，干脆扔下土地逃进荒野，社会生产力崩得更快了。

人相食与碎掉的尊严

国家的救灾撑不住了，税收机器却还在冷冰冰地转，最底层的平民，就被一步步逼进了死角。在那个没阳光、没影子的世界里，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和尊严，在饿肚子面前，碎得飞快。

西魏大统二年（536年），割据关中的西魏境内，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的一幕：

“是岁，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关中平原，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是秦汉两代的龙兴之地。可在536年的极寒里，这里的农业系统整个瘫了。太阳照不够，夏粮秋粮全绝收。存粮吃光之后，人们开始把一切能塞进嘴里的东西往肚里填。

先是树皮、草根，接着是皮革、耕牛。等这些都吃光了，人们开始挖一种叫观音土的黏土。这土吃下去能顶一阵饿，可它根本消化不了，最后会在肚子里结成硬块，让饥民活活胀死。

当所有不是食物的东西都被啃光，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一夜之间就没了。人相食，这三个字史书里常出现，却极少有人敢真正盯着看，可它就是关中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十个人里七八个，不是饿死，就是成了别人的口粮。村庄成了废墟，田野堆满白骨，在那惨白、没有影子的阳光底下，整片土地就是一座人间炼狱。

人类花了几千年搭起来的家族伦理、社会秩序、礼仪法度，到这会儿全没了意义。影子没了，方向也没了，人退回成原野上只剩生存本能的野兽。这种秩序的塌方，比气温下降本身造成的破坏，要可怕得多。

老达子说

“从公元初年至公元600年，气候又变得寒冷，平均温度比现代要低1℃左右。这也是中国历史第二次大分裂期。”

这段话，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之间，搭了一座桥。536年那场火山冬季，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自然事件。它实际上掀开了一个时间跨度极长、影响极深的晚古小冰期的序幕。

在这个长达百年的寒冷期里，全球气候整体变糟，逼得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迁。这种人口的硬性流动，撞上中原政权的腐败和土地兼并，一块儿把魏晋南北朝那几百年的深度分裂，往前推了一大步。欧洲那边，阳光少了、气温降了，拜占庭的经济根基被掏空，紧接着的大瘟疫，更是彻底埋葬了查士丁尼重建罗马的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