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沈悦电话的那天下午,我正在会议室里和团队死磕下一个季度的供应链成本控制方案。桌上的手机震动了很久,屏幕上闪烁着一个没有备注却熟记于心的号码。三年了,那个号码安静地躺在我的通讯录里,我以为它永远不会再亮起。
我走到走廊尽头按下了接听键。听筒里的声音依然是那种习惯性的、带着一点点疲惫的温和。她叫了我的名字,林州。然后她说,我公司有一个大项目,觉得你们公司很合适,想找时间和你聊聊。
没有寒暄,没有试探,甚至没有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她还是那么笃定,笃定只要她开口,我依然会像过去那七年一样,停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去回应她。
我们在我公司楼下的一家商务茶室见了面。三年不见,沈悦变了。她穿着剪裁得体的米色职业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一块价值不菲的积家腕表。
她看起来比读博时精致了太多,那种常年在实验室里熬夜的苍白和局促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物质和职场浸泡出的精明感。但仔细看,她眼角的疲态却比以前更重,那是再贵的化妆品也遮不住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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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开椅子坐下,点了一壶普洱。茶室里很安静,只有细微的水沸声。
“你现在看起来挺像个职场强人的。”我语气平淡地打破了沉默。
沈悦苦笑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生活所迫罢了。倒是你,听说你去年升了运营总监,恭喜。”
我没有接话,只是看着她。七年的时间在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翻涌了一下。从大三我们在一起,到她决定保研,再到她非要跨专业去读那个号称极其难毕业的顶尖研究所的博士。那七年里,我的生活就是一条单行道,所有的出口都指向沈悦。
为了供她读博,我放弃了去一线城市总部发展的机会,留在本地一家制造企业做基层调度。她读博的补贴微乎其微,还要买试剂、发论文、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我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雷打不动地先转八千到她的卡里,剩下的交完房租,只够我每天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
那时我们租在城中村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单间里,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整宿。半夜她坐在小书桌前敲键盘改论文,我就拿着蒲扇坐在旁边给她扇风赶蚊子。
我以为我们在熬,熬过这几年,等她戴上博士帽,我们就能结婚,就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连婚房的首付,都是我厚着脸皮找老家的父母凑的,加上我没日没夜加出来的加班费,好不容易才攒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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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然后在她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通过的那个星期,她没有接我的电话,而是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微信。
她说,林州,你是个好人,但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为了几百块钱水电费精打细算的日子了。她说,她的导师给她介绍了一个师兄,对方家里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能在她未来的科研和事业上提供我给不了的资源。她说,她已经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坐在城中村那张嘎吱作响的弹簧床上,看着屏幕上的字,连愤怒的情绪都挤不出来,只有一种被人从头到脚抽干了血液的荒谬感。我没有去闹,也没有挽留。因为她字里行间的权衡利弊太清晰了,清晰到我哪怕多说一个字,都显得像是个乞丐在阻挡别人奔向锦绣前程。
我搬出了那个出租屋,换了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了现在的公司里。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是个苦差事,但只要你肯拼,逻辑严密,回报是实打实的。三年时间,我从项目经理一路做到了总监,买了车,也在市区按揭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以为我已经彻底把沈悦这个人从我的生命里剔除了。
“林州?”沈悦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说吧,什么大项目。”我拿起公道杯,给她添了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