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沈怀城，25岁，黑龙江尚志某个山村里走出来的打工仔。
1997年，我还窝在那个连班车都不通的山村里，亲眼看见一个初中女同学出去打工没几年，回来时穿金戴银，给她爹妈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大瓦房。村里人都说她在外头当“三陪”，嘴上说着不屑，眼神里的羡慕却藏都藏不住。
那种眼神，我也有。
那时候我就想明白了，靠种地，一辈子也别想翻身。我不怕吃苦，但我不想吃一辈子苦。
1998年，我拎着个蛇皮袋离开了家。此后三年，我在各个城市里漂着，什么活儿都干过，工地的砖也搬过，饭店的碗也洗过，可每份工都干不长。不是干不了，是心里总觉得这不叫活，这只是熬。
2001年8月，我晃到了北京，在一家酒楼里找到份打杂的活儿。老板看我人老实，模样也周正，没过多久就把我调去跟一个叫赵美兰的女人一起负责采购。
赵美兰，51岁，是老板的嫂子，自己还开着个烤鸭店。她在这酒楼里，说话比谁都好使。
采购这活儿不累，就是耗时间。我跟赵美兰整天在一块儿，久了免不了闲聊天。她总爱盯着我笑，那种笑跟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像是打量什么，又像是等着什么。
有一天她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笑着说：“小沈，我真希望咱俩能一直这样下去。跟你在一块儿，我好像又回到年轻那会儿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眉眼间那点妩媚，像火苗子似的，一下子燎到了我心里某个干渴了二十多年的角落。
我是真爱吃烤鸭。赵美兰知道了以后，隔三差五就请我吃，有时候带着她女儿和丈夫作陪，有时候就我们俩。她还说要把她闺女介绍给我，拿照片给我看。我嘴上说挺好的，眼睛却没离开过她。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跟自己母亲同龄的女人面前，心里头烧着，又害怕，又想靠近，那种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她给我买东西，说是老乡帮衬老乡。她跟我说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话，说是开玩笑。可我每次看见她，就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往外撞。
2002年春节前，我跑了。不是不想了，是太想了，怕出事。
可她一个传呼打过来，我两条腿就管不住了，想也没想就跑到了动物园门口。她见了我，先是一顿埋怨，问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我憋了半天，说了句实话：“我受不了了……我想那个。”
她凑到我耳边，声音轻得像羽毛：“跟姐说，你想不想要我？”
那层纸捅破之后，我什么顾忌都没了。
我们在动物园对面随便找了个旅馆，我把自己二十五年没交付出去的东西，全交给了这个跟我母亲一样大的女人。她替我租了间地下室，那间潮湿的、总有一股霉味的小屋，成了我们俩的窝。
她不让我干活了。今天三百，明天五百，我的日子前所未有地滋润。每天她来之前，我就把自己收拾干净，等着她。她觉得我这叫养精神，我也没有反驳。
那段日子我飘得厉害，觉得这世上所有的好都让我赶上了。有女人，有钱花，还不用看谁的脸色。
可我忘了，人飘起来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想落下来的那天有多疼。
没过多久，她来得越来越少了。
起初我以为是烤鸭店那边太忙，她丈夫一个人操持不过来。可一个月能来一两回就算不错了。每次来，她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匆匆完事就走了，连以往那些腻在一起闲聊的工夫都没有。
我那间地下室，从天上掉回了地下。
我开始给她打电话。一开始她还接，说几句就不耐烦地挂了。后来干脆不接了，打十个能接上一个就是运气。我躺在那个散发着潮气的床上，满脑子都是她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模样。她丈夫，那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实男人，我想象他粗糙的手搭在她腰上，我心里就翻江倒海。
有时候一个人待久了，会想起一些以前没想过的事。我们第一次去旅馆那天，她让我管她叫“姐”。后来在她租的这间屋子里，她偶尔让我叫她别的。那些称呼我从没跟第二个人说过。我想，我们之间总归有点不一样。
她是在乎过我的。
我这样想的时候，心里会好受点。但很快又会觉得，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一个晚上她终于来了，我拦在门口，问她是不是腻了。她叹了口气，坐在床边，半晌没说话。灯光下我才发现，她的头发根有些白了，脖子上的皮肤在暗淡的光线下显得松垮。
“小沈，”她说，“咱俩这样不是长久的事儿。”
我说我不要长久，像以前那样就行。她摇了摇头，眼神里有种我不熟悉的东西，像是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你把衣服穿上，”她说，“正经去找份活儿干，姐回头帮你打听。”
从那天起，她再也不来地下室了。电话不打，传呼不回。去酒楼打听，才知道她全身心扑回了烤鸭店，一家人齐心经营，生意红火得很。听说她女儿还订了婚，一家人喜气洋洋。
这些都跟我无关。
我坐在烧烤摊前，看着她开着的那家店的方向。火苗在铁架上噼啪作响，油星溅到手上，烫出一个个小泡。我没有躲。
我想起头几次去她家吃烤鸭的场景。她丈夫亲自片鸭子，手法利索，一边片一边招呼我多吃。她女儿给我斟酒，规规矩矩叫了声“沈哥”。而她坐在我对面，在桌布底下悄悄拿脚碰我的腿。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占着便宜的那个。所有便宜都是要还的，这个道理我居然现在才明白。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她了。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另一只手拎着刚买的菜，一家人的晚饭该有的样子。我没有上去叫她，她也没有看见我，就从我面前走过去了，相隔不到三米。
那张脸还是从前那张脸，但表情跟我见过的不一样。在丈夫身边的她，是安稳的，踏实的，跟我偷来的那个她判若两人。
我忽然明白了，自始至终，她要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点刺激，一点年轻的感觉。这些东西我从头到脚都有，但不是因为我沈怀城这个人，而是因为我正好二十五岁。不是我，也可以是别人。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我最不想碰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回到地下室，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一个问题——我算什么？
我把自己当了真，人家只当我是道菜。
后来的日子，我像一滩烂泥糊在那间地下室里。
积蓄快花完了，房租欠了两个月。房东来催过几次，我隔着门不应声，她骂骂咧咧走了。墙角开始长霉斑，黑乎乎的一片，我懒得擦。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饿得胃抽筋了，就喝口水躺着。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
最难受的时候，我开始回想那些好日子。她给我买衣服的时候，笑盈盈地说这颜色衬我。她靠在我肩膀上，说我是她的白马王子，活了大半辈子才等来的人。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那么真，眼睛那么亮，我怎么能不信呢？
如今这些画面全成了刀子，一遍一遍往心上捅。
有一天下午，我在街角远远看见她女儿挽着个年轻男人的手，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婚纱店。橱窗里白色婚纱挂了一排，灯光打得透亮。她女儿脸上那种幸福劲儿，跟她母亲在我怀里时一模一样。
我攥紧了兜里的打火机。
晚上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没承想这回她接了。我说想见一面，她说不行。我说最后一面，就当散伙也说清楚，她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说那我去烤鸭店找你，她的声音一下高了：“沈怀城，你别乱来。”
电话挂了。
我听出了那声音里的东西。不是怕我这个人，是怕我搅了她现有的日子。在她心里，我变成了一根刺，一个隐患，需要拔掉，需要消失。
我笑了起来，笑得很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