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29战高考：当代范进，还是千年应试执念未解？

绍兴八年，临安皇城大殿。

七十三岁的陈修跪伏在青砖地面，身形佝偻，须发皆白。金銮殿上，宋高宗赵构望着这位比自己父亲还要年长的探花郎，问出了那句寻常却锥心的话：“卿有几子？”

老人颤抖着抬起头，声音里满是羞愧：“臣半生漂泊苦读，至今尚未婚娶。”

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耗尽了青春、壮年乃至整个生命，只为叩开那扇科举之门。最终，皇帝赐婚，将后宫三十岁的施氏许配给他，成就了“五十年前二十三”的千古轶闻。

近九百年后，2025年6月，成都八中考点外。

五十八岁的梁实又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十九次高考。从1983年首次参考，到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他依然执着地走向那个熟悉的考场。有人为他加油，有人质疑他博眼球，有人感慨他的坚持，有人叹息他的执拗。

两幅画面，相隔近千年，却映照出同样惊人的内核——都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一场考试彻底绑定。为何这种“终身应试”的现象，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制度下反复上演？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集体执念？

古今“终身应试者”的共通画像

陈修的故事，在绍兴八年的临安城传为奇谈。这位福州士子，从北宋考到南宋，从黑发考到白头，数十年的光阴都耗在了科场之上。史载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书卷之中，清贫孤苦，竟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无暇顾及。

绍兴八年的会试，七十三岁的陈修写下了《四海想中兴之美赋》，其中“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一联，深深打动了宋高宗。赵构虽偏安江南，内心何尝不想收复中原，成就不世伟业，于是亲自将此联书写于纸上，命人贴在大殿墙壁上，日日鞭策自己。对陈修格外赏识，直接将其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

而梁实的“高考长征”，则始于1983年。这位四川仁寿县的男子，出生在教师家庭，家中兄弟姐妹没有一人成功考上大学，大学梦从年少时就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等到高考报考制度改革、社会考生可以自由报名之后，只要有机会，梁实就一定会报名参与高考。

2025年，梁实的第29次高考最终拿到了454分，距离当年的本科录取线还差13分。他坦言：“这件事对我而言，就是要完成自己十几岁年少时埋在心底的心愿，我始终不肯相信，自己会永远考不上心仪的大学。”

梁实的另一个身份是早年就闯荡市场的成功商人，原先任职的国企单位改革之后，他便主动下海经商，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攒下了百万元身家，完全不需要靠高考相关的噱头博取关注。但年复一年，他依然执着地走向考场，目标从最初的“上大学”逐渐演变为“上四川大学”，再到后来调整为“只要分数能够上好一点的二本高校，都不会拒绝”。

2025年高考结束后，梁实曾表示，若今年考过本科线，这或许就是他最后一次高考。然而成绩揭晓后，他有些迷茫。至于明年是否再考，他叹了口气说：“不好说。如果明年再参加高考，不论结果如何，都会是最后一次，考不上那只能说明大学真的跟我无缘，我就收工。”

陈修与梁实，一个在科举时代，一个在高考时代；一个最终登科及第，一个仍在征途之上。但他们的精神画像却惊人相似——都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与主要希望，寄托于一个高度标准化、周期性的选拔仪式。考试结果被异化为衡量人生成败、实现阶层跨越乃至自我救赎的终极标尺。他们既是极端个体，也是“考试改变命运”这一全民信念的浓缩缩影。

制度之轨——从“特奏名”到“不限年龄”

陈修能在七十三岁高龄得中探花，并非偶然。这背后，是宋代科举制度中一个特殊的安排——“特奏名”制度。

特奏名制度是宋代科举中的一种恩科制度，即允许部分多次科举不及第的老年士人以特奏名身份获得出身。在“兴文教，抑武事”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北宋取消了应举者的门第限制，使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为增加，并吸取了唐代不第进士黄巢反叛唐政府的历史教训，于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特奏名的情况越来越多，到真宗朝中后期，逐渐形成制度。

据有关学者的初步统计，两宋科举共录取了十一万人左右的合格者，其中正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六万人，特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五万人，特奏名占了全部登第人数的约百分之四十五。特奏名殿试亦与正奏名进士一样，改试策一道，策题也较正奏名容易得多。

神宗元丰年间，一次特奏名殿试，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试卷里只写了“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字，就获得“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的优待，说明特奏名考试基本上徒具形式而已。

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既是皇权对寒窗数十载老举子的“恩赏”，也是维护科举制度合法性、安抚底层士人的政治手段。它制度性地承认并鼓励了“终身赴考”的行为，将无数“陈修”锁定在科考轨道上。特奏名录取的人数虽很多，但对他们的授官却很低，部分特奏名甚至只有虚衔，不予实职。

时光流转至现代，高考制度的改革也为“梁实们”打开了另一扇门。2001年，教育部取消了高考报名的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这一改革本意是促进终身学习、推动教育公平，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然而，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这条开放的赛道为“梁实们”提供了延续梦想的制度可能，但也使“考试改变命运”的逻辑从青春延续至整个人生。从“皇恩特许”到“权利平等”，制度形式更加文明、包容，但制度内核驱动的“考试决定论”社会心态，却显示出强大的历史延续性。

心态深潭——“功名”崇拜的千年流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古语道尽了科举时代的社会心态。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实现从平民到官员的阶层跃升，带来瞬时社会地位飙升、经济收益与家族荣耀。

范进中举的故事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极端地展现了科举成功带来的社会地位巨变。那个被岳父瞧不起的穷书生，一旦中举，便成了人人巴结的“老爷”，连曾经骂他“现世宝”的胡屠户也立刻换了嘴脸。这种戏剧性的转变，让“功名”成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阶层流通符号，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梦想。

千年之后，“功名”崇拜并未消失，只是换了形式。在当代社会，“好大学=好工作=好人生”的线性成功观深入人心。高考不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成为决定人生轨迹的关键节点。

“学历通胀”背景下，竞争压力不断前置与后置。中小学阶段的内卷愈演愈烈，孩子们从幼儿园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而高考之后，考研、考公的热潮又将竞争延续至青年乃至中年。“上岸”这一流行词的出现，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的心态——将摆脱持续竞争、获得稳定身份的状态，寄托于通过某一场关键考试。

梁实曾坦言：“高考对所有考生来说都是公平的，不是因为年纪大，参加次数多就加分或者特招。高考是上大学的门槛，我是因为能量不够才连续28次没能迈过门槛。要是我一次过，谁还会想天天被骂。”这番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考试依然是那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必经之路。

不变的内核，是对通过考试获取某种“资格认证”以实现人生安稳与阶层晋升的深信不疑。变化的形式，是从单一的“功名”崇拜，演变为对“学历”、“编制”、“证书”等多元但同样具有决定性的“资格”的追逐。考试，依然是那个改变命运的魔法棒，只是挥舞它的人，从七十三岁的陈修，变成了五十八岁的梁实。

执念的两面——个人史诗与社会寓言

陈修七十三岁中探花，皇帝赐婚，成就一段传奇；梁实五十八岁第29次赴考，虽未“上岸”，却已成为一种现象。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人励志叙事，也是社会结构折射。

作为个人史诗，陈修与梁实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对目标的坚守，以及在漫长等待中自我赋予的意义感。陈修数十年如一日地苦读，最终以一篇《四海想中兴之美赋》打动天子；梁实从青年考到老年，即便身家百万，依然执着于那个年少时的大学梦。这是个体对抗时间与命运的独特方式，是生命韧性的光辉。

然而，当这种极端个案反复出现并被广泛讨论时，它已超越个人选择，映照出社会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单一与固化。“成功”的路径依赖依然强烈，考试依然是那条最熟悉、最被认可的赛道。

在考生家长覃先生眼中，梁实屡战屡败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客观来说，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学习能力、记忆力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没考上，现在更不可能考上了。但是他这种屡败屡战的精神是值得年轻学子们学习的。”覃先生说。

这种评价的矛盾性，恰恰揭示了“终身应试”现象的两面性——它既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它既是励志的象征，也是路径依赖的体现。

陈修的故事在史书中以“探花郎”的身份作结，梁实的故事仍在继续。或许明年，我们还会在考场外看到他的身影，或许他终于“上岸”，或许他选择“收工”。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这种“考到老”的执念，究竟是生命韧性的光辉，还是个体在宏大叙事下不得已的路径依赖？是社会提供了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不足，还是个体主动选择了这条最熟悉的赛道？

你认为，这种“考到老”的执念，是个人追求的励志，还是社会评价体系单一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