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鲁迅《死》（收录于《且介亭杂文末编》）、《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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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大陆新村9号。
窗帘半掩，天色将亮未亮。
许广平守在床边，握着那双已经失去力气的手，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鲁迅的病，来得并不突然。
从1936年初开始，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咳嗽、发热、消瘦，每一个症状都在无声地倒计时。
可他从未停笔。哪怕躺在病床上，他仍在写，仍在为他认为值得的事情燃烧最后一点力气。
就在这个清晨，他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看了看守在床边的许广平，嘴唇微微动了动，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那句话。
许广平俯下身去，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边，听清了每一个字。
那一刻，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无声地落了下来。
这句话，许广平后来把它一字不差地写进了《鲁迅回忆录》。几十年来，读过这句话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心里停留很久。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不是"对不起"，不是"委屈你了"，也不是任何一句人们惯常以为会出现在这种时刻的临终告白。
它朴素得出奇，却比任何一句煽情的话都要沉，都要有分量。
而这句话背后，是两个人走过的整整十一年。
从1925年03月的那封信开始，穿过流言、病痛、战乱，一路走到了这个清晨。那十一年里发生的一切，牵扯出了一段比任何故事都要复杂的人生。
然而，当许广平听完那句话，泪水再也止不住地落下来，她知道，有些事情，就此成为了永远。
【1】从一封信开始
1923年的秋天，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堂上，鲁迅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一叠讲义，开口讲起了当天的课。
台下坐着许广平。
那时候，许广平刚刚入学不久，在班级里以敢于发言、不肯随波逐流著称。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手边放着笔记本，眼神始终盯着讲台上那个身形消瘦、说话简短有力的男人。
鲁迅讲课，从来不按照教材一字一句地照本宣科。他讲到哪里，讲到什么问题，往往会突然停下来，扫一眼台下，问一句："你们怎么看？"
大多数时候，台下是沉默的。
只有许广平，会直接开口回答。
有一次，鲁迅讲到某篇文章的写法，说了自己的看法。
许广平坐在台下，听完之后，直接举手，说自己有不同的意见。
鲁迅停下来，看了她一眼，说："说来听听。"
许广平把自己的想法说完，鲁迅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说："有道理。"
课散了之后，许广平收拾着桌上的笔记本，旁边的同学凑过来，低声说："你真敢说，先生都被你说住了。"
许广平把笔记本夹在臂弯里，说："他说的有些地方，我确实想法不一样。"
同学说："你就不怕先生不高兴？"
许广平说："说出来才知道对不对，不说怎么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课堂片段，让鲁迅记住了这个学生。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潮。
起因是校长杨荫榆对学生运动的持续打压，学生们联名上书，要求杨荫榆下台。
许广平是这场学潮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她不仅组织学生联署请愿书，还多次公开发声，与校方正面交锋。
学潮最激烈的那段时间，许广平几乎每天都在奔走。
她去找同学谈，去找老师联署，去印刷请愿书，去向外界的报刊投递消息。
有一天深夜，她回到宿舍，坐在床边，把鞋脱了，发现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
同宿舍的同学看见，说："你这是何苦。"
许广平低头看了看脚底，说："不苦。这点事算什么。"
同学说："万一校方秋后算账怎么办？"
许广平把鞋放到床底下，说："算账就算账，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鲁迅在这场学潮中，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
他接连撰文，公开批评教育部及校方的做法，为学生的正当权益发声。
他的文章，在当时的北京报刊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有一次，学潮进入最胶着的阶段，许广平去找鲁迅，想请他继续发声。她站在鲁迅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鲁迅说："进来。"
许广平推门进去，说："先生，学生们想请您再写一篇。"
鲁迅放下手里的书，说："已经在写了。"
许广平愣了一下，说："已经在写了？"
鲁迅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坐下来，说说现在到了哪一步。"
许广平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学潮的最新进展详细说了一遍。
鲁迅听完，拿起笔，在纸上记了几个字，说："知道了，你先去忙，文章写好了我会发出去。"
许广平站起来，说："谢谢先生。"
鲁迅摆了摆手，说："谢什么，该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场共同的抗争中，许广平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1925年03月，许广平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信写好之后，她在宿舍里来回踱步，改了又改，最终把那些过于私人化的句子全部删去，只留下了对学潮、对文学、对时代的追问，然后把信投进了邮箱。
投完信之后，她站在邮箱旁边，站了一会儿，心里想：投都投了，管他怎么回。
鲁迅收到信的当天，便回了信。
信的开头，鲁迅写道："广平兄，来信收到。"
"广平兄"——不是"广平妹"，不是"广平小姐"，是"兄"。
许广平后来说，她看到这个称谓的时候，愣了一下，把信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回头，然后把信叠好，放进抽屉里，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在那个年代，一个男性学者用"兄"来称呼一个女学生，意味着他把她视为平等的同道，而不是需要被引导或被保护的晚辈。
就这一个字，让许广平决定继续写下去。
这一写，就是两年，前后共计135封书信往来。
两人的书信，谈写作，谈时代，谈文学的方向，谈社会的走向，谈如何在一个昏暗的环境里保持独立的判断。
许广平在信里，从不一味附和鲁迅的观点，遇到不同意的地方，她会直接说出来，摆出自己的理由。
有一次，鲁迅在信里谈到对某种文学主张的看法，许广平在回信里直接写道："先生这个看法，我有些不同意。"然后把自己的理由详细列了出来。
鲁迅收到这封信，回信说："你说的有道理，我再想想。"
许广平收到这封回信，在信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他说再想想。"
然后把信收起来，继续写下一封。
这批往来书信，后来经过两人共同整理，于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正式出版，书名《两地书》。
1925年这一年，女师大学潮最终以杨荫榆被迫离职告终。
许广平在这场风波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也在北京文化圈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1926年08月，鲁迅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受聘于厦门大学。临行前，他与许广平在北京见了最后一面。
两人站在胡同口，鲁迅说："厦门那边，我会写信。"
许广平点了点头，说："我在广州等你的信。"
鲁迅说："路上注意安全。"
许广平说："你也是。"
说完，两人各自转身，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许广平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胡同口已经没有人了。
鲁迅到了厦门之后，很快发现厦门大学的学术环境让他感到压抑。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周围的人，大多只顾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不上话。"
许广平在广州收到这封信，回信说："那就早点离开。上海也好，广州也好，总比闷在那里强。"
鲁迅看完，在信的空白处写了一个字："好。"
在厦门的那段时间，鲁迅几乎每隔几天就给许广平写一封信。
信里谈厦门的天气，谈学校里的事情，谈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也谈对许广平近况的关心。
许广平的回信，同样频繁，她在广州参与了各类进步学生活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件一件地写给鲁迅看。
两个人，隔着数百公里的距离，用一封封书信，把彼此的生命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1927年01月，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
这是两人分别数月之后的第一次重聚。
重聚的那天，许广平在广州的码头等着。船靠岸之后，人群陆续走下来，许广平站在人群里，踮起脚往人群里看。
鲁迅从船上走下来，看见她站在那里，停了一下，然后走了过去。
两人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鲁迅只是说了一句："走吧。"
许广平说："嗯，走吧。"
就这样，两个人并肩走出了码头。
1927年，两人在广州正式同居，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7岁。
外界对这段关系的议论从未停止过。
两人之间将近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以及鲁迅与原配朱安之间尚未解除的名义婚姻关系，都成为流言的来源。
街头巷尾，茶馆书局，到处都有人在议论这件事。
有一次，许广平在外面办事回来，在弄堂口遇见一个邻居。
那个邻居看见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然后走了。
许广平回到家，把外套挂好，坐下来，把这件事说给鲁迅听。
鲁迅听完，说："不必理会。"
许广平说："我知道不必理会。就是说给你听听。"
鲁迅说："你在意？"
许广平说："不在意。"
鲁迅说："那就好。"
两人说完，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再没有提起这件事。
1927年09月，两人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从这时起，上海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长期据点，直至1936年10月鲁迅病逝。
【2】大陆新村9号的日常
1927年09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共同生活。
两人最初租住在景云里，1933年04月迁入大陆新村9号，此后一直居住于此，直至1936年10月鲁迅病逝。
大陆新村9号是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建筑，位于上海虹口区山阴路。鲁迅的书房设在三楼，藏书数量可观。
许广平承担了家庭日常事务的全部管理工作，包括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协助整理文稿、接待来访的青年作者，以及处理各类日常信件。
搬进大陆新村9号的第一天，许广平在各个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站在三楼书房的门口，说："这个房间给你做书房，光线好。"
鲁迅站在她身后，往里看了看，说："可以。"
许广平说："书架放哪边，你自己定。"
鲁迅走进去，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说："靠窗那面墙放书架，桌子放中间。"
许广平在门口记下来，说："好，我让人来量尺寸。"
就这样，大陆新村9号的三楼书房，成了鲁迅生命最后三年里待得最久的地方。
1929年09月，周海婴在上海出生。
孩子出生后，鲁迅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许广平在楼下听见楼梯响，抬头看见鲁迅下来，手里拿着一支烟，没有点。
许广平问："想什么呢？"
鲁迅说："在想，这孩子以后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许广平说："好日子。"
鲁迅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烟，说："但愿如此。"
许广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走，说："孩子刚出生，少抽点。"
鲁迅没有说话，在椅子上坐下来，听着楼上传来的婴儿声，沉默了很久。
周海婴出生之后，大陆新村9号的日常生活里，多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鲁迅在书房写作，楼下偶尔传来周海婴的笑声或者哭声，他有时候会停下笔，侧耳听一听，然后继续写。
有时候，许广平抱着周海婴上三楼，在书房门口站一下，说："海婴要见爸爸。"
鲁迅放下笔，转过身来，看了看孩子，伸出一根手指，让周海婴握住。周海婴小手握住那根手指，用力地攥着，鲁迅低头看着，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
许广平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左联成立之后，大陆新村9号的访客明显增多，各类进步文化人士频繁出入。
许广平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大量联络与接待工作，同时还要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有一次，一批青年作者来访，在客厅里谈了很久，从下午谈到了晚上。
许广平在厨房里做好了饭，端出来，招呼大家吃。
客人们吃完，继续谈，一直谈到夜里很深才散。
送走客人之后，许广平在收拾茶杯，鲁迅站在一旁，说："你辛苦了。"
许广平头也没抬，说："不辛苦。"
鲁迅说："你每次都说不辛苦。"
许广平把茶杯放进托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因为真的不辛苦。你们谈得有用，就值得。"
鲁迅沉默了一下，说："下次来人，你不用做这么多。"
许广平说："做惯了。"
鲁迅没有再说什么，转身上了楼。
许广平站在客厅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然后低下头，继续收拾桌上的茶杯。
1934年，萧红与萧军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经胡风介绍，与鲁迅相识。
自此，萧红成为大陆新村的常客，与鲁迅、许广平一家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萧红第一次来访的时候，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许广平把她让进来，倒了茶，说："先生在楼上，我去叫他。"
萧红坐在客厅里等，听见楼梯响，鲁迅走了下来，看见萧红，点了点头，说："来了。"
萧红站起来，说："来了。打扰先生了。"
鲁迅说："坐，不打扰。"
两人坐下来，开始谈文学，谈写作，谈东北的事情。
许广平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盘点心放在桌上，说："吃点东西。"然后退回了厨房。
萧红后来在《回忆鲁迅先生》里记录了大量这一时期大陆新村的日常细节。
她写到，鲁迅对食物有自己的偏好，喜欢吃油炸的东西，许广平就时常给他做。
她写到，鲁迅在家里走路的声音，他翻书的习惯，他坐在书房里的样子。
有一次，萧红在客厅里坐着，许广平端着一盘刚炸好的东西从厨房出来，往楼上走。
萧红抬头看见，说："先生喜欢吃这个？"
许广平停下脚步，说："嗯，他喜欢。今天做多了，你也吃点。"
说着，从盘子里拿了几个放在萧红面前的碟子里，然后继续往楼上走。
萧红看着她上楼的背影，在心里记下了这个细节。
还有一次，萧红来访，在客厅里等鲁迅下楼。
等了一会儿，听见楼上有说话的声音，是鲁迅和许广平在说话。
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内容。
过了一会儿，鲁迅下来了，在椅子上坐下，说："刚才许广平说，你最近气色不太好，让我问问你。"
萧红愣了一下，说："我没事，就是最近睡得不太好。"
鲁迅说："睡不好要注意，身体要紧。"
萧红点了点头，心里想，许广平连这个都注意到了。
在上海的这些年，鲁迅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国民党当局将他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的日常出行必须格外谨慎，有时候不得不使用化名。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肺结核病情逐年加重，频繁的发热与咳嗽让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有一段时间，鲁迅的咳嗽特别厉害，夜里咳起来，整个楼道里都能听见。
许广平每天晚上都睡得不踏实，只要楼上有动静，她就会醒过来，侧耳听一听。
有一天夜里，咳嗽声停了很久，许广平以为鲁迅睡着了，刚要闭眼，又听见一声。
她披上衣服，上了楼，推开书房的门，看见鲁迅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块手帕，低着头。
许广平走过去，看见手帕上有血迹。
她没有说话，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去叫医生。"
鲁迅说："不用，睡一觉就好了。"
许广平说："叫医生。"
鲁迅说："不用。"
许广平没有再说，把手帕从他手里拿走，转身下了楼。
第二天一早，须藤五百三来了。
鲁迅坐在床边，任由他检查，一句话没说。
须藤五百三检查完，在一旁低声对许广平说了几句话，许广平点了点头，送他出去。
回来之后，鲁迅问："说什么了？"
许广平说："说要注意休息，少写点。"
鲁迅说："就这些？"
许广平说："就这些。"
鲁迅看了她一眼，没有再问。
1933年04月迁入大陆新村9号之后，鲁迅的写作节奏并未因为身体的恶化而放缓。
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大量收录于《且介亭杂文》系列的文章，同时还坚持翻译工作，并持续为青年作者的作品写序、写评。
许广平在这三年里，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鲁迅的照料与支持上。
她协助整理文稿，联系出版事宜，照顾周海婴，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类压力与干扰。
有一天深夜，许广平从楼下上来，看见书房的灯还亮着。
她推开门，鲁迅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笔，但没有在写，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桌上的稿纸。
许广平走进去，说："还不睡？"
鲁迅说："睡不着。"
许广平走到他身边，看了看桌上摊开的稿纸，说："写完了？"
鲁迅说："写完了。"
许广平说："那就去睡吧。"
鲁迅放下笔，站起来，说："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许广平没有多说，转身走了出去。
这样的夜晚，在大陆新村9号里，发生过很多次。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里写道，那些年，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耳朵始终留着一半的清醒，听着楼上的动静。
【3】朱安：一段婚姻的始末
1906年07月，绍兴，鲁家的院子里，婚礼按照旧式礼仪正在进行。
新娘朱安，浙江绍兴人，生于1878年。
她比鲁迅小三岁，是典型的旧式女子，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缠足，识字有限。
这门婚事，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一手安排的。
婚约在鲁迅赴日留学之前便已确定。
鲁迅从日本回来，完成了这场婚礼，然后在婚后数日，以继续求学为由，返回了日本。
婚礼结束后的那天晚上，鲁瑞坐在堂屋里，叫来鲁迅，说："安儿是个好孩子，你要好好待她。"
鲁迅低着头，说："我知道了，娘。"
鲁瑞看了他一眼，说："你心里有什么，娘知道。但安儿没有错。"
鲁迅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知道她没有错。"
鲁瑞叹了口气，说："你是个明白人，娘就不多说了。"
屋子里沉默了很久，院子外面还有喜庆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进来，与屋子里的气氛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被强行放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朱安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没有办法理解鲁迅的思想世界，也没有办法参与他的精神生活。
鲁迅对此心知肚明，却也无力改变。
他对朱安的态度，是一种建立在同情与责任感基础上的供养关系，而非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结。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此后长期在北京工作，朱安则留在绍兴，侍奉婆婆鲁瑞。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往来。
1919年，鲁迅在北京购置了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四合院，将母亲鲁瑞及朱安一同接到北京居住。
此后，朱安便随鲁迅及其家人在北京生活，直至1926年鲁迅南下离京。
在北京的这些年，鲁迅与朱安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停留在名义夫妻的层面。
有一次，朱安在院子里做针线活，鲁迅从外面回来，经过她身边，停了一下。
朱安抬起头，说："回来了。"
鲁迅说："嗯，回来了。"
朱安低下头，继续做手里的针线活，说："饭在锅里热着，你饿了就去吃。"
鲁迅说："知道了。"
然后他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
朱安坐在院子里，手里的针线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动了起来。
这样的场景，在北京的那些年里，发生过很多次。
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1926年，鲁迅南下离京，朱安留在北京，与鲁迅的母亲鲁瑞同住。
临行前，鲁迅去向朱安道别。
朱安站在院子里，看着他收拾行李，说："这一去，还回来吗？"
鲁迅说："会寄钱回来的。"
朱安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是问钱。"
鲁迅看着她，没有回答。
朱安低下头，说："你去吧。"
鲁迅转身走出了院子。
朱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然后转身走回了屋里，在椅子上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鲁迅离开北京之后，每月按时寄钱回来，这一安排从未中断。
1927年，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之后，这份供养依然延续。
许广平对朱安的存在完全知情，对鲁迅的这种安排，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有一次，许广平在整理家里的账目，看见每个月寄往北京的那笔钱，对鲁迅说："北京那边，够用吗？"
鲁迅说："够了。你不用操心这个。"
许广平说："我不是操心，就是问一句。朱安一个人在那边，老人家也在，要是不够，就多寄点。"
鲁迅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够的。"
许广平点了点头，把账本合上，没有再说什么。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之后，朱安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
许广平在自身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承担了对朱安的生活资助，这一资助一直延续到1947年06月朱安在北京去世为止。
朱安去世前，曾对来访者说，希望死后能葬在鲁迅墓旁。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1947年06月，朱安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她的一生，从1878年出生，到1947年06月去世，跨越了将近七十年，却始终没有走出那段被时代强加给她的婚姻的阴影。
【4】一篇写给自己的文章
1936年的春天，上海，大陆新村9号，三楼书房。
鲁迅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摆着一叠稿纸。他已经在这个位置坐了很久，窗外的光线从清晨变成了午后，他却几乎没有动过。
许广平端着药上来，推开书房的门，看见他坐在那里，说："药好了，先喝了再写。"
鲁迅放下笔，接过药碗，喝了，把碗还给许广平，说："我在想一篇文章。"
许广平说："什么文章？"
鲁迅说："写死的。"
许广平手里端着药碗，停了一下，说："好好的，写这个做什么。"
鲁迅说："早晚要写的，不如早点写清楚。"
许广平没有再说什么，把药碗拿下去了。
这篇文章，鲁迅写于1936年09月，题目就叫《死》，后来收录于《且介亭杂文末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
文章里，鲁迅以极为平静的语气，拟定了七条身后嘱托。其中几条，措辞简洁到近乎冷峻：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
文章写完之后的一天下午，许广平上来收拾书桌，看见那叠稿子，拿起来翻了翻，从头看到尾，然后把稿子放回原处，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鲁迅在一旁，说："看完了？"
许广平说："看完了。"
鲁迅说："有什么想说的？"
许广平沉默了一下，说："你身体还撑着，写这些做什么。"
鲁迅说："身体好不好，我自己清楚。这些事，早点写明白，省得到时候乱。"
许广平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得。"
鲁迅说："记得就好。"
许广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把桌上的茶杯收走，下楼去了。
鲁迅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久久没有动。
这篇文章写完后不到两个月，鲁迅的病情急转直下。
1936年10月17日，他已经无法正常起身，呼吸变得急促而费力。
须藤五百三赶来诊视，检查完之后，在走廊里对许广平说："情况不太好，要做好准备。"
许广平站在走廊里，手扶着墙，说："我知道了。"
须藤五百三走后，许广平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看着窗外的天色，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楼下传来周海婴的声音，在叫她。
许广平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下楼去，在周海婴面前，脸上没有任何异样。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状态略有起伏，断断续续地处于清醒与昏睡交替的状态。
清醒的时候，他有时开口说几句话，有时则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许广平守在床边，一夜没有离开。
夜里很深的时候，鲁迅睁开眼，看见许广平坐在床边，说："你去睡吧。"
许广平说："不困。"
鲁迅说："去睡。"
许广平说："我在这里坐着，你睡你的。"
鲁迅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话，闭上了眼睛。
许广平坐在床边，听着他的呼吸声，一直坐到天亮。
然而，就在1936年10月19日的凌晨，鲁迅的呼吸开始变得极为微弱，每一次起伏都像是在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
许广平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双手的温度在一点一点地消退，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悄悄落了下来，滴在床沿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