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红色女儿——曾志传》、人民网《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的红色家风》、炎黄纵横《战士永远跟党走——缅怀敬爱的曾志同志》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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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
干休所里有一间不大的平房，暖气管道嗡嗡运转，窗外骊山的山脊压着厚厚的残雪。
一个头发花白、身形已经有些佝偻的老太太，在小书桌前坐了很久，桌上那张白纸一直空着，笔也一直拿在手里，迟迟没有落下去。
外头偶尔能听见干休所里老战友们走路的声音，脚步沉稳、带着节奏，那是军人走路的样子。
这些老战友都还保留着现役军人身份，每天穿着军装进进出出，佩着领章，走路带风。
而眼前这个坐在书桌前的老太太，已经不再是军人了。
她叫曾志，1911年生人，1926年入党，1928年上的井冈山，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是名副其实的最早一批红军女战士之一。
她熬过了湘南暴动的血腥、熬过了井冈山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熬过了白区地下工作那些暗无天日的年头、熬过了无数次的审查，最终在1973年这个冬末，坐在陕西临潼干休所这间普通的平房里，对着一张白纸发愣。
她的第三任丈夫陶铸，已经在1969年11月30日死在了安徽合肥，孤零零一个人，身边连她都没有。
临潼干休所的日子平静，平静得有点空。
她和侄女种地、看报纸，每天日出日落，和外面那个还在剧烈变化着的时代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堵墙。
而她心里那块石头，一直没有落地。
她终于提起笔，开始一字一字地往白纸上写。
这封信，是写给伟人的。
那一刻，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当这封从临潼寄出的信抵达北京，已经病痛缠身的伟人亲自读完、拿起笔在上面留下批示之后，曾志的后半生，将从此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宜章走出来的那个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1911年4月4日，湖南省宜章县，曾志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曾昭学。
父亲是当地的乡绅，家境在当时算得上殷实，如果走寻常路，她完全可以安安稳稳读书，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把日子顺顺当当地过下去。
她偏不走那条路。
1923年，12岁的曾昭学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那是大革命浪潮席卷湖南的年代，学堂里的年轻人没一个安分，走廊里讨论的不是课本，是天下事，是谁在领导革命、谁能救中国。
她在这里剪掉了一头乌黑长发——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是对旧礼教的公开宣战——还积极参加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旧文化的各种活动，开始接触党的主张和新思想。
1926年8月，15岁的曾昭学报名参加了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
报名的时候，她在姓名一栏写下了"曾志"两个字，把原来那个父母给起的名字划掉了。
朋友们都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改名。
她说：就是要为女性争志气。
这个名字，她用了一辈子。
同年10月，曾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党龄从此开始计算。
为了彻底投身革命，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坚决解除了父母早年包办的婚约，和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就此两清，然后拿起行囊，走进了那个年代最汹涌的洪流里。
1927年春，从讲习所结业后，曾志出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年冬与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随后一起转移到湖南郴州从事地下工作。
夏明震的哥哥，是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那位1928年2月在武汉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两兄弟同为革命者，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
但这段婚姻没能持续多久。
1928年1月，曾志参加了湘南起义。
同年3月22日，郴县爆发"反白事件"——因一套激进的"焦土政策"损害了大量农民利益，激起民变，郴县县委遭到冲击，身为郴县县委书记的夏明震在这场混乱中遇难，死时年仅21岁。
曾志找了几天几夜，才在河边寻到丈夫的遗体。
那年，她17岁，党龄不到两年，第一任丈夫已经倒在了革命的路上。
悲痛没有时间停留。
她随即调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
1928年4月，跟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一路向北，上了井冈山。
她上山的时候，已经有了身孕。
【二】井冈山上，一个母亲做了一个终身无法释怀的决定
1928年4月，曾志随部队进入井冈山，在"朱毛会师"之后，被编入红四军序列，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
入山之初，部队就驻扎在大井村，军事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物资短缺到极点，粮食、药品、弹药，样样都要从山外想方设法弄进来，敌人的"进剿"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就在这种环境里，1928年6月，龙源口之战打响，身怀六甲的曾志拿起刀枪投入战斗，这是她第一次经历这么大规模的战役，打完之后她在回忆录里写：既受到了教育，又得到了锻炼。
8月，黄洋界保卫战。
曾志被战友们拦住不让上前线，她就在大井和黄洋界之间来回跑，给部队送水送饭、护理伤员，削竹钉、传消息，整场战斗从头跟到尾，一步没有退。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红四军前委决定在小井建设一座红军医院。
曾志顶着大肚子，和战友们一起上山砍树、抬木料，往返六里山路，天天如此，小井红军医院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建了起来。
也是在井冈山，曾志第一次见到了伟人。
那时候伟人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到大井来探望蔡协民，一进门看见两人坐在床边，劈头就是一句玩笑话，说蔡协民"金屋藏娇，好福气"。
曾志在回忆录里记下了对他的第一印象——"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谈吐风趣，完全不端架子。
曾志当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听着他和蔡协民说话，心里想：这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那个人。
两人由此相识，此后数十年，这段老战友情谊贯穿了曾志整个后半生。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大井村一栋普通民房里生下了孩子，由石礼保副连长的妻子赖风娥接生，生产时几度昏迷，靠姜汤一次次灌醒，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孩子顺利接下来。
贺子珍、伍若兰、彭儒等几个姐妹凑了钱，买了一只鸡和几斤蔗糖、半斤盐巴来探望，都说恭喜曾志成了井冈山上第一个做妈妈的女红军。
大家围在床边说说笑笑，可谁都明白，这个孩子，带不走。
孩子生下来仅仅二十六天后，曾志把他托付给了王佐部下、32团副连长石礼保收养，孩子由石礼保夫妇的岳母带着，取名石来发。
送走孩子的那一天，曾志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那一刻的心情。
1929年1月14日，大雪封山，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踩着积雪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发。
出发前，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孩子，曾志跟着队伍走，头也没有回。
这一走，就是23年。
离开井冈山之后，曾志辗转赣南、福建，先后担任共青团闽委组织部部长、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跟蔡协民一起在福建沿海从事地下工作，经历了数不清的险情，多次死里逃生。
在这段岁月里，她又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生于厦门，也没能留在身边。
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因为条件太差，没钱请接生婆，产后大病，孩子生下来十三天，她咬牙把孩子送给了一位同志的婶婶。
三个孩子，先后从她手里送走，每一次都是没有退路的选择。
1934年5月，蔡协民因叛徒出卖，在福建漳州被捕，同年7月在漳州英勇牺牲。
两任丈夫，都死在了革命的路上。
之后，曾志与陶铸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相识、相守，1932年冬正式结合。
往后几十年，两人患难相随，直到1969年陶铸独自离世。
【三】从闽东到荆当远，再到东北黑土地上
1935年春，国民党大举进攻闽东苏区，形势急转直下。
此时的曾志身患重病，几乎走不了路，与特委和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无法在闽东立足，在同志任铁锋的建议下，被迫转出闽东，辗转去长乐县梅花镇寻医问药，后来转到福州、广州，经过将近20个月的漫长流转，1936年10月才在上海重新与党取得联系。
重新回到组织怀抱之后，曾志没有停下来喘息。
1937年抗战爆发，她在武汉意外遇到了被营救出狱的陶铸，两人来到宜昌，陶铸随即去鄂中大洪山独自开辟敌后阵地，曾志则带着一名培训班女学员搭车西行，一个人去了荆门。
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荆门、当阳、远安，没有既成的党组织，没有现成的群众基础，什么都要从零开始。
曾志化名"曾霞"，在荆门立稳脚跟后，一边扩展党的基层组织，一边广泛联络各方力量。
她通过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牵线搭桥，组织当地党员和进步青年抢运军粮，靠着一批人顶下了国民党县政府都无力完成的任务，拿到了部队的信任。
此后，她在张克侠等人支持下，挑选百余名党员和进步青年，把他们编入一七九师搜索队，将这支力量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逐步发展成为新四军的一支正规武装。
在荆当远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志把当地党员人数从零星几人发展到了数百人，建立起了完整的基层组织网络，把这块原本没有任何根基的地方打造成了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底，因目标已经暴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组织安排她撤出荆当远，前往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秋，她出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1941年，曾志与陶铸在延安团聚，生下了女儿陶斯亮，那是那段岁月里极少数真正平静的时光。
1945年抗战胜利，曾志在强烈请求下经组织批准，随部队出发准备去粤桂一带建立根据地，行进到河南时日本宣布投降，部队接到中央命令立即转向，全体开赴东北。
曾志把年仅4岁的女儿陶斯亮托付给一位长征老红军，自己踏上了奔赴东北的行程。
在东北的那几年，她先后担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兼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和妇联筹备处主任，在辽吉一带的黑土地上打了整整四年地基。
1949年5月，随着南方各地陆续解放，曾志随大队南下，进入武汉，随后转赴广州，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方的那段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先后担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她接手广州电业局的时候，对工业系统完全是个门外汉，靠着反复调研、查资料、下工厂，硬是把一个陌生的行业啃了下来，把广州的电力工业格局重新梳理了一遍，从那以后，广州城里的灯总算亮得稳当了许多。
赴任广州之前，伟人专门叫她去谈过一次，叮嘱她把广州的商店、街道、古建筑都拍下来留存记录，说这些见证历史的东西将来会越来越少。
她记住了这句话，到任之后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安排下去。
【四】一封从临潼寄出的信，和一个没有任何人事先透露的答案
1969年12月，曾志被安排到广东粤北翁源县邱屋村插队劳动，住进了一间布满蜘蛛网的旧民房，和村民们一起出工下地，不拿工分，靠着组织发给的一张粮油供应证度日。
那年，曾志58岁。
她没有抱怨过，也没有诉过苦，在邱屋村扎扎实实待了三年。
村民们后来说，她来了之后，把村里人组织起来学习，帮着村里做了不少实事，走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行，已经二十多岁的邱天宝躲在自家门后，从门缝里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偷偷地哭。
1972年2月22日，曾志离开邱屋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转到陕西临潼军区干休所休养。
组织把她的女儿陶斯亮从甘肃调到临潼陆军疗养院工作，侄女也从大连赶来陪伴左右，一家人总算能在一处了。
在临潼，曾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新领到了行政八级的工资待遇。
干休所的平房宽敞，有暖气，有自来水，附近还有温泉浴池。
曾志和侄女把房后的荒地整理出来，种上了黄瓜、扁豆和辣椒，养了几只鸡。
骊山脚下，日子比粤北好过太多，也比那些年经历过的大多数岁月，都要平静。
但平静久了，一件事越来越让曾志觉得不对劲。
临潼干休所在编制上属于军队系统。
所里住着许多曾志的老战友，一个个都还保留着现役军人身份，组织关系、工资、医疗、日常供给，全部统一在部队系统管理，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而曾志不一样——她早就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了，所以她的组织关系、工资关系、医疗关系和日常供给关系，分属四个互不隶属的单位分别管理。
这意味着，办任何一件事，都要在四个不同的部门之间辗转周转，手续繁琐，耗时费力，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状态会自动改变。
时间越长，越觉得拖不下去。
曾志把这件事打听了一圈，得到的回答基本是同一个意思：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几项关系，唯一的出路是把组织关系转回军队，重新恢复军籍。
但恢复军籍这种事，操作起来极度困难。
她想了好几天，最终坐到小书桌前，提起笔，给伟人写了那封信。
信写得朴实，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她说自己曾经是最早一批的女红军战士，现在干休所里的老战友们都还穿着军装，她却连一套军装都没有；
她说各项关系分散在四个部门管理，办事太不方便；
她希望能够恢复军籍，把所有关系归并统一，方便日常生活。
信封好，寄出去。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了许多天，干休所里每天照旧，没有任何回音传来。
那封信进了北京，如同石沉大海，能不能得到回应、什么时候回应，一概不知道。
何况她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时还没有最终的说法，这封信能落到谁的手里、对方会怎么处置，更是未知之数。
就这么等着，一天天过去。
曾志照旧种地、看报纸、整理回忆录，表面上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直到有一天，省委方面传来消息，说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要亲自来临潼见她。
一个省委书记，专程登门，只为见她一个人——这件事本身的分量，已经让曾志的心跳快了半拍。
登门之前，省委方面的人特别带了话过来：伟人亲自看了她的信，而且亲笔作出了批示。
而当李瑞山出现在干休所平房门口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他接下来念出的那两句话，将让曾志当场流下眼泪，并在此后彻底改变她生命最后二十五年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