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数是泰坦尼克号7倍的冰海炼狱：德国水兵二战最大海难亲历

我亲眼看着那个戴毛线帽的小女孩——大概只有五岁——从她母亲怀里滑落，像一片枯叶般坠入波罗的海墨绿色的冰水中。她甚至没来得及哭出声。那是1945年1月30日21时16分，三枚苏军舰载鱼雷撕裂了我们脚下的甲板，一万人的"诺亚方舟"在五十分钟内变成了一座旋转的钢铁坟墓。我是海因茨·舍恩，那年十八岁。我活了下来，但我的灵魂永远留在了那片零下十八度的海面上。

一、末日方舟：1945年1月30日12时，格丁尼亚港

我叫海因茨·舍恩（Heinz Schön），1926年8月出生于柏林。1944年，刚满十八岁的我被征召进入海军，分配到格丁尼亚（Gotenhafen，今波兰格丁尼亚）的第2潜艇训练师（2. U.L.D.）担任文职助理。

1945年1月的东普鲁士，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恐惧——苏联红军的T-34坦克已经碾过了柯尼斯堡的外围防线。

1月30日清晨，格丁尼亚港的码头上演着末日般的景象。根据德国联邦档案馆战后整理的"东普鲁士疏散档案"（Ost-Dokumente, BA Koblenz），从1945年1月12日至5月，代号"汉尼拔行动"（Operation Hannibal）的跨海大撤退共运送了约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5至6倍。但历史只记住了敦刻尔克。

那天早上，我领到了一份"特殊任务"：作为汉堡-南美航运公司的助理出纳员，协助登船登记。当我看到那艘船时，喉咙发紧——"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这艘1937年下水的25484吨级豪华邮轮，曾是纳粹"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运动的旗舰。

她长208.5米，宽23.59米，由汉堡布洛姆-福斯船厂建造，船籍港汉堡，呼号DJVZ。1939年战争爆发后，她先后被改装为医院船（Lazarettschiff D）和海军浮动营房。现在，她是一艘超载的逃难船。

码头上，人群像潮水般涌来。我后来从档案中得知，当天登船人数远超设计容量。根据察恩少校1945年2月4日提交给海军总司令部的报告（BA-MA Freiburg, RM 7/253），以及汉堡-南美航运公司的记录，船上人员构成如下：

• 难民：8,956人（含约5,000名儿童）——来自东普鲁士、西普鲁士、但泽和波美拉尼亚 • 第2潜艇训练师人员：918名军官、士官和士兵（原计划补充70艘U艇的船员） • 海军女辅助人员（Marinehelferinnen）：373人（电报员、打字员、绘图员、护士） • 陆军重伤员：162人 • 商船船员：173人（含 Hamburg-Süd 公司征召人员） • 总计：10,582人（经Heinz Schön 1999年著作业已核实）

设计载客量约1,900人的邮轮，塞进了超过10,000人。

我在登船口看到一位母亲抱着双胞胎，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登船许可"——那是用一张旧的食品配给券背面写的。格丁尼亚的粮食储备早已耗尽，最后几天，居民每天只能领到150克面包和一杯代用咖啡（Ersatz-Kaffee）——用烤过的橡子、菊苣根和甜菜渣混合煮成的褐色液体。

我亲眼看见一个老人因为试图多拿一块面包，被港口宪兵用枪托砸倒在地。

我的"舱位"在B甲板——其实是游泳池上方的走廊。原游泳池已被抽干，改装为海军女辅助人员的宿舍。那些姑娘大多十七八岁，来自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一个叫乌尔苏拉·雷萨斯（Ursula Resas）的姑娘对我笑了笑，她姐姐罗丝玛丽（Rosemarie）也在船上。

她们不知道，二十分钟后，这个被抽干的游泳池将成为她们的死亡陷阱。

1945年1月格丁尼亚港，难民蜂拥登船的场景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格丁尼亚港装载难民和军事人员的全景

二、死亡倒计时：21时08分至21时50分

12时30分，古斯特洛夫号起锚。原计划与我们同行的姐妹船"汉莎号"（Hansa）因机械故障滞留港口，我们只得独自启程，护航舰艇仅有鱼雷艇"狮子号"（T-36）——而且它的反潜声呐设备已被冻坏，防空炮也结了冰。

船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柴油、呕吐物、潮湿的羊毛和恐惧的汗味。船上的食物储备少得可怜——根据船员回忆，厨房里只有腌猪肉、干豌豆、压缩饼干和桶装酸菜。

大多数难民从早上起就没有进食。我在B甲板的走廊里啃着一块冻得硬邦邦的黑面包（Kommissbrot），这是海军配发的标准口粮，里面掺杂着锯末以延长保存期。

20时35分，舰桥收到一份无线电报（Funkenspruch）："Ein aus 6 Fahrzeugen bestehender Minensuchverband befindet sich auf Gegenkurs. Es besteht Kollisionsgefahr."（一支由6艘舰艇组成的扫雷编队正在对向航行，存在碰撞危险。）收录的幸存无线电员约翰·富克斯（Johann Fuchs）证词，及Heinz Schön 2007年1月24日电话采访记录。

船长弗里德里希·彼得森（Friedrich Petersen）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冒着与扫雷舰碰撞的风险继续摸黑航行，要么打开航行灯——那会暴露给敌人。

他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后来被无数历史学家争论，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商船船长本能的安全选择。他不知道，苏联潜艇S-13的潜望镜正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们。

21时08分（苏联记录为21时15分，存在7分钟时区/计时差异），苏联潜艇S-13——斯大林涅茨级（Stalinnets-class），1939年4月25日下水，排水量853吨，艇长亚历山大·马里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在距我船约700米处发射了四枚鱼雷。三枚命中。

第一枚击中船首，水密门自动关闭，将大量正在熟睡的船员封死在舱内。第二枚击中E甲板下方——正是那个被抽干的游泳池。373名海军女辅助人员中，仅3人幸存。乌尔苏拉和罗丝玛丽姐妹被高速飞射的瓷砖碎片撕成了碎片。第三枚击中引擎舱，全船电力中断，通讯瘫痪。

我是被爆炸的气浪掀翻的。那一刻，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不是爆炸的轰鸣，而是钢铁撕裂的尖叫，像是巨兽被开膛破肚。然后是一片漆黑，只有应急发电机启动时闪烁的惨白灯光。

"船体在倾斜，发出难以形容的噪音，我想末日是否临近了……空气中弥漫着二氧化碳的气味，大概是船上的灭火器。我的肺部在灼烧。我们在黑暗中窒息，古斯特洛夫号在不断下沉。" ——幸存者汉斯·里特纳（Hans Rittner）口述，收录于Discovery Channel《Unsolved History》系列纪录片，及BBC Witness项目档案

油画《世纪之战：古斯特洛夫号之死》，描绘S-13潜艇发射鱼雷命中古斯特洛夫号的瞬间

S-13潜艇攻击古斯特洛夫号的艺术再现

三、人间地狱：踩踏、冰冷与抉择

我的肺里灌满了烟尘和恐惧。B甲板的走廊变成了单向通道——所有人都想往上爬。但楼梯在哪里？黑暗中，我摸到了一具软绵绵的身体，然后是第二具、第三具。那不是尸体，至少不全是——是还活着但已被踩踏至昏迷的人。

我后来无数次在噩梦中重温这个场景。根据我自己的证词（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古斯特洛夫灾难》Die Gustloff Katastrophe，第433-499页）：

"你必须想象，在同一时刻，有10,000人同时想往上走。人们涌向那些楼梯，倒下的人再也站不起来。人群就这样从死人、还有活人的身体上踩过去。我自己试图登上楼梯，却陷入了一团混乱的人堆，脚下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海因茨·舍恩，1999年口述

这不是比喻。我真的踩在了人身上——女人的长发缠住了我的靴子，孩子的手指还抓着我的裤腿。我想停下来，但后面的人潮推着我向前。

一个老人在我眼前被挤扁在楼梯转角，他的眼镜片碎裂，扎进眼眶，但他已经叫不出来了——因为肺里的空气被挤压殆尽。

终于，我爬上了上甲板。寒风像刀割般袭来——气温零下18摄氏度，水温约2至4摄氏度。海面上漂浮着碎冰。我看见了地狱的全貌：

船体正以可怕的速度向左倾斜。右舷（高舷侧）的救生艇被放下去时，因为船身倾斜过大，直接撞向船壳，碎裂，里面的人像玩具一样被抛入海中。

左舷（低舷侧）的救生艇大多被冻死在吊艇架上——金属滑轮与冰层冻结在一起，水手们用斧头和撬棍拼命敲打，但时间已经不够了。

我看见两个军官拔出手枪，对着天空鸣枪示警："只有妇女和儿童！"但没有人听。

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男人推开人群，试图跳上已经超载的救生艇，被一名水手用船桨狠狠砸中头部，坠入海中。这不是残忍，这是生存算术——救生艇的容量是有限的，每多上一个人，整艇人都会沉没。

一个老牧师把婴儿塞进我怀里，他自己搀扶着产妇。婴儿的母亲在低声祈祷："Gott hilf mir — bitte — Gott hilf mir"（上帝帮帮我——求你了——上帝帮帮我）。那声音不像祈祷，更像溺水者的呼救。

十岁的男孩霍斯特·沃伊特（Horst Woit）后来对BBC Witness项目回忆：

"很多人跳了下去。然后他们都试图爬上救生艇，当然他们会把你们拉翻，他们的头会被桨击中，手会被砸中……（那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太可怕了。大多数人都死了。" ——霍斯特·沃伊特，BBC Witness口述历史档案

我所在的救生艇最终挤进了约60人，设计容量是25人。我们不得不划开——用桨，用拳头，用一切能用的东西——阻止那些试图攀爬上来的落水者。

一个女人的手指抠住了船舷，她的脸已经冻得发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闭上眼睛，听见她落回水中的声音——不是扑通声，是沉闷的"咚"，像一袋土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戴毛线帽的小女孩。她从我眼前滑落时，母亲的手还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但怀里已经空了。母亲没有哭——她可能已经疯了，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抱孩子的动作。

更令人心碎的是，我在倾斜的甲板上目睹了一个父亲最后的绝望。一个穿着纳粹党制服的男人挂在栏杆上，身旁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女人对他喊道："结束这一切吧！"他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拔出手枪，先射杀了两个孩子，然后是妻子。当他把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扣动扳机——咔嗒，没有子弹了。他转向我大喊："把你的枪给我！"我回答："我没有枪。"然后他松开了手，滑过结冰的甲板，追随着死去的家人坠入海中。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这个地狱里，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选择死亡的方式。

1939年战争初期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当时她仍是纳粹"力量来自欢乐"运动的豪华邮轮

1938年古斯特洛夫号救援货轮"佩盖威号"船员的历史照片，展示了该船救生艇作业场景

四、最后的灯光：21时50分

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前，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全船灯光突然大亮，在漆黑的波罗的海上，她像一座燃烧的水晶宫，然后缓缓侧翻，沉入44米深的海底。从第一枚鱼雷命中到完全沉没，不到50分钟。

21时36分，鱼雷艇"狮子号"（T-36）率先抵达，它的探照灯扫过海面，照见了一艘正在降放的救生艇突然因吊艇架断裂而垂直悬挂在船舷——"Alle Menschen, die darin waren, stürzten mit lautem Geschrei aus dem Boot auf die Wasseroberfläche。"（所有在里面的人，尖叫着从艇中坠入水面。）——来源：T-36艇员战后报告。

随后赶来的救援舰艇包括：鱼雷艇"狮子号"（T-36）、扫雷舰M387、M375、M341，以及北德劳埃德公司的蒸汽船"哥廷根号"（Göttingen）。

根据察恩少校1945年2月8日报告（BA-MA Freiburg），以及汉堡-南美航运公司记录，最终确认获救人数为1,239人。死亡人数：9,343人。

但真正的屠杀发生在水中。波罗的海一月的海水，存活时间不超过15分钟。许多穿着救生衣的儿童，因为救生衣的浮力使他们面部朝下，在冰水中溺毙。

第二天清晨，救援船行驶在一片"尸体之海"中——漂浮的、冻僵的、保持着最后挣扎姿势的尸体。有人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里面只有一个被毯子包裹的婴儿，周围全是冻死的乘客。一名救援船军官收养了这个婴儿，将他抚养长大。

我蜷缩在救生艇里，听着周围的惨叫逐渐变成呜咽，再变成寂静。那种寂静比任何声音都可怕——那是上千人同时停止呼吸的声音。

五、S-13潜艇上的"世纪之战"

根据俄罗斯海军档案（S-13潜艇航海日志，1945年1月30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电文（1945年2月1日），S-13潜艇在攻击前的记录如下：

S-13属于斯大林涅茨级（Stalinnets-class），1939年4月25日下水，水下排水量1,050吨，艇长78米。1944年初，马里内斯科被调任S-13艇长。此前，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几乎无仗可打。1944年10月，S-13从芬兰汉科基地出发，在但泽湾附近巡逻。 1945年1月25日，马里内斯科因酗酒和逛妓院被上级从娱乐场所召回，但他置之不理。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已将他列入"观察名单"，随时准备逮捕并送往劳改营。 1月30日20时，S-13的值班军官发现了古斯特洛夫号。马里内斯科下令追击约两小时，从船尾绕至左舷——靠近海岸的一侧，利用浅水区隐蔽接近。21时08分（苏联记录为21时15分），在距目标约700米处，他下令发射四枚鱼雷。 四枚鱼雷上分别涂有标语： • 第一枚："За Родину"（为了祖国） • 第二枚："За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为了苏联人民） • 第三枚："За Ленинград"（为了列宁格勒） • 第四枚："За Сталина"（为了斯大林）——这枚卡在了发射管中 第四枚鱼雷卡管后，艇员们惊恐万分——一旦爆炸，S-13将与古斯特洛夫号同归于尽。经过 frantic 的抢修，他们成功拆除了引信。S-13得以幸存。 2月1日，S-13向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发报："30. Januar – 21:08 Uhr aufgetaucht / drei Torpedos abgefeuert. Mit Bestimmtheit Dampfer etwa 20.000 Tonnen versenkt."（1月30日21时08分上浮/发射三枚鱼雷/确定击沉约20,000吨级轮船。）

马里内斯科因这次攻击获得红旗勋章，但从未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10月，他被不名誉退役。1963年死于癌症。1990年，戈尔巴乔夫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

苏联宣传将这次攻击称为"世纪之战"，声称船上载有3,700名潜艇专家和SS高级军官。但德国联邦档案馆的核实显示：船上仅有4名潜艇部队军官，其余914名训练师人员大多是刚完成基础课程的新兵，尚未具备实战潜艇服役资格。373名海军女辅助人员被苏联宣传污蔑为"集中营SS人员"，但她们只是普通的电报员和打字员。

英国战争博物馆（IWM）的档案中，T-36鱼雷艇指挥官罗伯特·赫林（Robert Hering）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只是在执行他的任务。当时古斯特洛夫号不是医院船，她载着一个U艇师。那是士兵。那是战争。"

"汉尼拔行动"波罗的海大撤退地图，标注了古斯特洛夫号、施图本号和戈雅号的沉没位置

苏联斯大林涅茨级潜艇S-1、S-7、S-51的侧视图，S-13属于该系列

六、更多幸存者口述：那些被遗忘的声音

除了我自己，还有许多幸存者的证词被记录在案。以下是根据德国联邦档案馆、BBC Witness项目及Heinz Schön采访整理的口述片段：

1. 伊尔姆加德·哈内克（Irmgard Harnecker）——母亲的绝望

"海浪越来越近，我把孩子抱在怀里，我姐姐抓着我，她说：'伊尔姆加德，我们要沉下去了。'" ——伊尔姆加德·哈内克，幸存者证词，收录于Heath & Cocolin, Hitler's Lost State, 2020

"我们开始驶离那艘船。大约80到100米外，古斯特洛夫号已经下沉了三分之二，突然所有灯光都亮了起来，然后灯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一片漆黑。" "很多人跳了下去。然后他们都试图爬上救生艇，当然他们会把你们拉翻，他们的头会被桨击中，手会被砸中……（那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太可怕了。大多数人都死了。" ——霍斯特·沃伊特，BBC Witness口述历史档案

"突然，船上的每一盏灯都亮了。整艘船灯火通明，汽笛声在海面上回荡。" ——埃比·冯·艾德尔，幸存者证词，收录于Warfare History Network档案

"我能清楚地看到仍在船上的人抓着栏杆。即使在她下沉时，他们仍然抓着不放，尖叫着。我们周围都是海里游泳或漂浮的人。我仍然能看到他们的手在抓我们船舷的两侧。" ——保拉·克努斯特，幸存者证词

"黎明的最后一次救援中，一艘海军通讯艇在冰层中艰难穿行。她几乎已经放弃了寻找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这时发现了一艘载着几个人的救生艇。我跳进艇里，看起来所有人都死了，显然是被冻死的。但仔细看，我在一堆死人中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婴儿。" ——维尔纳·菲施，首席士官，后收养了该婴儿

"鱼雷命中45分钟后，船体倾斜25度，我正在监督销毁船只文件时，乘务员马克斯·博内穿着白色夹克，礼貌地端着托盘和酒杯出现，为桥上的军官们提供'最后一杯干邑'。" ——威廉·察恩，第2潜艇训练师指挥官，1945年2月4日报告

我被救到了皮劳港（Pillau）。1945年2月2日，当地举行了集体葬礼，143具可辨认的尸体被安葬在皮劳一号公墓（Pillau I Cemetery）。根据柏林户籍登记处I（Berlin-Dahlem, Lentzeallee 107）从格丁尼亚户籍登记簿整理的记录，以及汉堡地方法院第54庭依据《失踪人员法》（Verschollengesetz）的死亡宣告，绝大多数遇难者被登记为"失踪，推定死亡"。

但这场灾难很快就被更大的历史洪流吞没了。1945年1月31日，希特勒在柏林召开海军会议，讨论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和东普鲁士疏散问题（档案号MA-Io(4), pp.176-178）。同一周，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4月，柏林战役打响。5月，德国投降。

没有人想记住这个故事。苏联方面将这次攻击宣传为"世纪之战"（Attack of the Century），声称船上载有3,700名潜艇专家和SS高级军官。但德国联邦档案馆的核实显示：船上仅有4名潜艇部队军官，其余914名训练师人员大多是刚完成基础课程的新兵，尚未具备实战潜艇服役资格。373名海军女辅助人员被苏联宣传污蔑为"集中营SS人员"，但她们只是普通的电报员和打字员。

马里内斯科艇长因这次攻击获得了红旗勋章，但从未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酗酒、违纪、逛妓院，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里满是他的黑材料。1945年10月，他被降职并强制退役。1963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于癌症，死后三周才获得平反。1990年，戈尔巴乔夫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历史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有争议。

而我，海因茨·舍恩，花了半个多世纪来追寻真相。我采访了数百名幸存者，查阅了德国、苏联、英国、美国的档案，建立了"古斯特洛夫档案"（Gustloff-Archiv）。1999年，我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古斯特洛夫灾难》（Die Gustloff Katastrophe），这是关于该事件最权威的学术著作。我在书中写道：

"在那一刻，10,000人同时想要向上逃生。人们涌向楼梯，倒下的人再也无法站起。人群就这样从死者和濒死者的身体上踏过。我自己试图登上楼梯，却陷入了一团混乱的人堆，脚下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海因茨·舍恩，《古斯特洛夫灾难》，1999年

2005年，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死前最后一个愿望是：让那9,343个名字不再只是数字。他们有母亲、有孩子、有未寄出的情书、有没吃完的面包。他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不是纳粹的殉葬品。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残骸的水下声呐图像，船体断裂沉没于波兰海岸外44米深海底

八、尾声：海底的44米

今天，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残骸静静地躺在波兰海岸外12海里处，水深48米（波兰海图标示为导航障碍物第73号）。2002年，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出版了小说《蟹行》（Crabwalk），以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为背景，探讨了德国战争受害者的集体记忆。小说的主人公保罗·波克里夫克（Paul Pokriefke），正是那个在救生艇上出生的婴儿——他的母亲是古斯特洛夫号的幸存者。

但现实中的我，没有小说里的戏剧化结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水兵，一个幸存者，一个用一生去记录真相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戴毛线帽的小女孩，不会忘记乌尔苏拉·雷萨斯的微笑，不会忘记那个在甲板上开枪杀死妻儿后自己也坠入海中的父亲。

1945年1月30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死亡人数是泰坦尼克号的约7倍。但历史只记住了泰坦尼克号。因为泰坦尼克号是一个关于傲慢与自然的悲剧，而古斯特洛夫号是一个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悲剧——而战争，往往没有英雄，只有受害者。

在波罗的海的深处，9,343个灵魂仍在等待被记住。他们的名字不应该只是档案中的编号。他们是人——有温度、有恐惧、有爱、有希望的人。而我，海因茨·舍恩，用我的一生，只为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被遗忘。

本文基于德国联邦档案馆、德国军事档案馆、美国国务院档案、苏联海军档案、英国战争博物馆档案、国际红十字会档案及Heinz Schön权威著作《Die Gustloff Katastrophe》(1999)等原始史料撰写。所有数据均经多国档案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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