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周养浩词条、《人民日报》·军统"三剑客"最后归宿、政协息烽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军统在息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相关档案、澎湃新闻·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被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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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的北京，倒春寒还没散。
天色灰蒙蒙的，城里的柳树刚刚冒出一点嫩芽，像是试探着把头伸出来，又被料峭的寒风逼得缩回去一半。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积了一冬的枯叶被风卷着打转，一股子萧瑟的气味往人心口钻。
屋子里坐着几十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这里面有国民党的老将军，有当年名噪一时的特务头子，也有在战场上纵横一时的兵团司令。
换了身份，换了地方，如今清一色都是战犯，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等待工作人员宣读一份文件。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窗缝里透进来的风声，拉出一条细细的呜咽。
文件开始宣读。
随着念出来的每一行字，有人攥紧了手，有人眼眶开始发红，有人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身边的人都能看出来，那嘴型拼的是"出去了"。
最后一批，全部特赦。
屋子里先是一片死寂，然后有人低低地哭出声来，压得很低，带着一种被憋了太久之后才敢松开的哭声，像是把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气一口气全给吐了出来。
但有一个人不一样。
他坐在靠墙的角落里，没哭，也没出声。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反常，平静到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他的眼神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像是在心里把某件事掰开来又数了一遍。
这个人叫周养浩。
在功德林，他是出了名的"特殊存在"——不是因为他改造得好，也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差，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始终像一块磨刀石，把任何一个想读懂他的人都磨得没了耐心。
他在这道门里待了整整26年。
26年后，门开了，他迈出去，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不是找人，不是看看外面的天。
他递上去一张申请，申请上只填了两个字——台湾。
所有人都蒙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在功德林隐匿了26年的老特务，心里揣着一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事，那件事，一直压在他胸口，等着他出了这道门去了结……
【一】"书生杀手"是怎么炼成的
要讲周养浩这个人，得先从他那副皮囊说起。
鼻梁上一副金丝眼镜，一身长衫，说话慢条斯理，见谁都带三分笑——这副模样往人堆里一站，旁人第一反应，多半是这人哪个学校教书的。
可就是这么一副书生打扮，偏偏让他在军统系统里混出了"书生杀手"四个字的名号。
这四个字不是骂人，是同僚们心服口服送给他的。
周养浩，1910年生，浙江江山县人。江山这个地方出了不少狠人，戴笠是江山的，毛人凤是江山的，周养浩也是。
这三个人，后来都在军统的权力核心里转悠，有人说，同乡加同僚，这条线拉得结实。
1933年，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没多久的周养浩，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正式踏进了这个行当。
打那以后，他为国民党做了整整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一路爬到了息烽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些位置上。
军统"三剑客"，说的就是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三个人。
三个人年纪相仿，职务相近，都深得戴笠器重，圈子里提到这三个名字，没有人会无动于衷。
沈醉是老实人里最精明的那种，徐远举是精明人里最暴烈的那种，而周养浩——是暴烈人里最能藏的那种。
1941年，周养浩走马上任，接管贵州息烽集中营，人称"笑面虎"。
息烽集中营不是普通监狱。这里是军统在西南设立的最大政治集中营，关押的是中共党员、爱国人士、抗日志士，是整个军统系统里管得最严、等级最高的地方，内部自称"大学"，对应望龙门的"中学"和白公馆的"小学"。
周养浩的前任是何子桢，一个残酷到出了名的"酷吏"，因为手段太过血腥，死亡人数太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戴笠不得不换人。
换来的这个周养浩，戴笠的预期是——把事情做得干净一点，体面一点，别再让人抓住把柄。
周养浩到了息烽，第一件事，是把镣铐拆掉一批。
第二件事，是允许犯人白天自由走动。
第三件事，是办读书班，开篮球赛，搞园艺，引入生产制度，设立代用券奖励劳动——犯人参加生产能拿代用券，代用券可以换食物和日用品，他把这套东西叫"复活工厂"。
旁人一看，改革了，人性化了，比何子桢好多了。
这正是周养浩要的效果。
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周养浩"，出自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名字里带着浩然正气，人却干着另一套事。
表面那一套是给外人看的。他把囚犯分成两类，"修养人"可以参加生产，但必须完成指标、接受管控；地下党员和重刑犯，关押如故，审讯如故。酷刑照用，只是换了个更隐蔽的方式。
被关押在息烽的杨虎城将军，曾经对同为囚犯的黄显声说过一句话："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这句话，后来成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注脚。
【二】从"笑面虎"到"书生杀手"——那件永远绕不开的事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西南地区摇摇欲坠。
毛人凤召集密会，把一份名单摆在桌上，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杨虎城。
杨虎城将军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遭到囚禁，辗转关押了整整十二年，从贵州息烽到重庆，换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始终没有重见天日。
毛人凤在会上定下方向：骗杨虎城回重庆，不留活口。骗他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养浩。
这两个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杨虎城认识周养浩，信他，防不住他。
于是，1949年9月初，周养浩带着人，赶到贵阳黔灵山，以蒋介石要在重庆接见杨虎城、谈西北问题为由，将杨虎城一行骗上了汽车。
一路上，周养浩的表现无懈可击——嘘寒问暖，搭话解闷，谈重庆的气候，谈路上的风景，嘴里说的全是体面话。
汽车驶过重庆南岸四公里处，特务杨进兴持着毛人凤的指令，接手了后续的押解任务，将杨虎城一行直接押往"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戴公祠。
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将军和19岁的儿子杨拯中抵达戴公祠。
杨拯中手捧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走进里屋，被埋伏在门后的特务用匕首猛刺腰部，当即毙命。
随即，杨虎城将军被特务用毛巾捂住嘴，刽子手们一拥而上——那一夜，杨虎城将军、其子杨拯中、其幼女杨拯贵，连同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年仅八岁的幼子宋振中，共计八人，全部遇难。
宋振中，就是后来小说《红岩》里"小萝卜头"的原型。
他出生不过八个月就随父母入狱，在铁窗里度过了整整八年的童年，终于熬到了眼看就要出去的时候，却倒在了戴公祠这片土地上。
事后，周养浩向上汇报，领了赏，拿到了去台湾的船票。
然而解放军西进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船票成了废纸，周养浩只得换路，改走昆明。
这就是他这辈子亲手执行过的最大一件事，也是他后半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带在身上的东西。
【三】昆明机场，天网恢恢
1949年12月9日，周养浩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
机场上停着飞机，跑道旁摆着油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他打算在这里加油，再飞往台湾。
但就在他等待的时候，机场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
警察变多了，来来往往的军人神情紧绷，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但没有人告诉他是什么。
周养浩是老特务，嗅觉比普通人灵敏，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他换下军装，混入人群，想趁乱溜出机场，打算扮成普通乘客跑路。
但这张脸太出名了。
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宣布起义，机场被起义部队戒严。
曾经的同僚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还协助起义部队锁住了整个机场。
那一天，周养浩、徐远举，连同其他多名军统人员，悉数落网。
被捕之后，周养浩被押往重庆白公馆关押。转押途中，他才得知是沈醉在审讯中交代了他的大量情况。
那个怒火，把他从头烧到脚。
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他趁看守不注意，抄起身边的板凳朝沈醉头上砸过去。
旁边的宋希濂眼疾手快，伸出手臂挡下，才没让沈醉当场开瓢。
那一下没砸成，周养浩没死心，还想再来第二次，板凳被宋希濂夺走，机会没了。
从那天起，这两个曾经并称"三剑客"的人，在白公馆里形同陌路，眼神都不愿意对一下。
1956年，周养浩从重庆转押，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那道铁门，把他关了整整十九年，加上此前在重庆和抚顺的岁月，前后算下来，整整26年。
【四】功德林里的26年——从刺头到"积极分子"
功德林关的是什么人，随便报几个名字出来，都是历史书上的人物：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这里是国民党高级战犯的集中地，改造的标准也是最严的。
周养浩在这群人里，混得最特别。
刚进功德林那几年，他压根没想过改造这件事。
他心里有本账——自己这辈子干的事太绝，按规矩论，死不了就算万幸了，不指望能活着走出去。
既然出不去，那就过得舒服点。
他装病是出了名的。管理所规定战犯要参加劳动，周养浩三天两头喊头晕，四天五头喊胃疼，把自己搞成常驻病号。
他发现了一个好处：病号的伙食待遇比普通人好，有牛奶和鸡蛋。为了天天吃好的，他的"病"就从来没断过。
管理人员心里都清楚他在装，但又拿他那副无赖做派没太好的办法。
被问到历史问题，他端出"奉命行事"这四个字，一副法律人说话的腔调，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上级命令"上。
他是学法律出身的，绕圈子、抠文字，这套功夫练了二十多年，别人还真未必绕得过他去。
其他战犯陆续被宽大处理，他毫不动容。
看着别人一批批走出去，他也不着急，仿佛那些人跟他没关系，他只是坐在自己那个角落里，耗着。
1959年，国家宣布对战犯实行分批特赦，第一批名单公布，屋子里沸腾了，周养浩却不在列。
他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了那道门的重量——原来他不是不想出去，只是一直告诉自己出不去罢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按时出工，主动报名扫厕所，夜里写思想汇报，字斟句酌，每一个词都挑得恭顺。
改造小组的人惊讶了一阵，觉得周养浩这是转变了。
但他写的那些材料里，每一页都夹着精明的辩解。
他承认参与过特务活动，却把自己描绘成"受命行事、心存犹豫"的被动工具。
对比同期的徐远举，能直陈"这条命本不该留"，周养浩始终把责任往外推，从来没有真正揭开自己那一层壳。
一批又一批的战犯走出了功德林，周养浩一次又一次地被刷下来。
1960年，沈醉被特赦了，搬出了他们共同生活多年的房间。
周养浩看着这个他曾经差点砸死的人走出那道门，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个晚上，他在宿舍里坐了很久，没怎么睡。
1973年冬天，另一个"三剑客"的同僚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功德林去世。
临终前，徐远举反复嘱咐狱友"好好交代"。这个消息在功德林里传开来，气氛沉了好几天。
那以后，周养浩像是换了一个人——更卖力地劳动，放风时主动背书，伙房里抢着干最脏的活。改造小组甚至一度把他评为"进步典型"。
他心里明白，三剑客只剩他一个还活着，再不把自己从功德林里弄出去，就只剩死路一条。
【五】末班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令，名单里有周养浩的名字。
其实就在这之前，包括周养浩在内的13名被认为"反动立场比较顽固"的战犯，原本不在特赦范围之内。是伟人得知消息后发了话："都关了二十多年了，要放就全放了吧。"周养浩就这样赶上了末班车。
那年他六十九岁。
出狱之前，工作人员和他做了一次谈话。两人坐下来，工作人员翻着材料，周养浩坐在对面，两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相关文件，其中明确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对外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一出来，周养浩连第二天都等不到，当天就把申请递上去了。
3月23日晚，叶帅作为中央代表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人员，周养浩坐在那张桌子旁，吃得很认真，旁边有人寒暄，他也回应，一派平静。
但从那顿饭散席开始，他心里就只剩一件事了。
这件事他谁也没讲过，在功德林的26年里，藏了26年，藏得密不透风。
现在，该去了结了。
所有人都认为，他执意要去台湾，不过是老特务本性难改，还妄想着在台湾那边重入旧圈。
旁边的人拦着他，劝着他，说你现在这把年纪，去台湾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不如就在大陆安安稳稳过几年，沈醉他们不都过得挺好的吗。
周养浩点着头，听着，一句都没往心里去。
他心里揣着的那件事，比任何人说的任何理由都要重，重得他这26年就靠这件事撑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