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地响。80岁的郭有辉伏在那张小书桌前，正在写自己的这一辈子。

乌江在远处静静地流着。这条江，他看了50多年。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他停下笔，目光落在桌角一张泛黄的照片上。照片里，6岁的他牵着父母的手，正从一艘海轮上走下来。那是1952年深秋，印尼梭罗镇的华侨郭家，带着四个孩子，在海上漂了多日，抵达广州，踏上了归国的路。

“从广州北上的火车里，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74年过去了，这首歌他还能哼出调子。一家人辗转海轮、火车、汽车、轮船，终于回到福建福清的渔溪镇下里行政村苏溪村。一路上，父亲和同乡们反复说着“新中国”“回国读书”“参加建设”，6岁的孩子听不太懂，只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父母念叨了无数遍的“家”。

家，算是安下了。回国后，当地政府分给郭家土地和5棵龙眼树。父亲识字不多，但认一个理：孩子得读书。三个适龄的儿子全送进了学校。父亲嘱咐他们：好好学，长大了为国家出力。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从小学到大学，郭有辉是吃助学金长大的。“如果没有助学金，我也没有今天。”这话他念叨了一辈子。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70年8月大学毕业，服从分配，来到贵州省思南县。这一来，就是50多年。

他被分到最偏远的青杠坡中学。说是中学，其实就是挂在青杠坡小学下面的一个戴帽中学，没教室，没宿舍，什么都没有。和他一起分来的华东师大同学有9个人，后来陆续都调走了，去了上海、杭州、深圳，只剩他一个人还留在这里。

1971年春节，青杠坡的老师们各自回家过年了。郭有辉的老家在福建福清，路太远，他一个人留在了学校。大年初一，水土不服加上风寒，他上吐下泻，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写了几句打油诗：“连日疲惫又着凉，染病初一卧空房。肚疼难忍吐又泻，偏僻山村求医难。孤身谁来问寒暖，倍思亲友更伤感。”

正难受时，苦竹坝生产队的村民来了。他们听说学校里还有个外乡来的年轻老师，孤零零一个人，大年初一还病着，走了几里山路来接他。“走，去我们寨子过年。”

那几天，各家轮流请他吃饭。郭有辉后来提起这事，还是那句话：“那股感激，说不出来。”

病好了，校舍还得建。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郭有辉和副校长龙区里揽下了最危险的活儿——装炸药、安导火索、点炮。打炮眼、爆破平整地基，踩砖烧瓦、拉木料、烧石灰，几年下来，教学楼、师生宿舍、食堂、厕所，一点点立了起来。为了省钱，他还利用大学期间自学的建筑设计知识，无偿设计了教师宿舍、厨房和公共厕所。“那几年除了保证修建质量，没出过任何事故。”

校舍修好后，老师们想自己开伙，常到附近山上捡些柴火。生产队长跟社员们打了招呼：“这些中学老师是从外乡来教我们娃儿的，他们捡点柴，不准吼人家。”老师们知道后，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得把山里这些孩子教好。

书教了几年，郭有辉心里还装着另一件事。

1976年6月8日，郭有辉入党了。此前他两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组织上曾发函到他福建老家调查，一直没收到回复。区委书记杨秀坤找他谈话：“我们研究了，主要看你的现实表现，不等调函了，同意吸收你入党。”

郭有辉没有多说什么。他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件事：就在青杠坡，好好干。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教学到管理，他一样一样扛下来。几年后调任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又几年，1984年12月，被破格提拔为县劳动人事局局长。大学同学来信劝他别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他回信说：组织上信任，我就干好。

上任之初，思南县有三件大事压着：工资改革、军转干部安置、机构改革。更要命的是，1984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严重超编，一年就多出1024人，连发工资都困难。郭有辉上任后第一场硬仗，就是定编减员。他顶着说情风，一个多月清理下来，解聘了250名不适合继续干的招聘干部，该退休的动员退休，一共减少301人。此后连续五年，思南县行政事业单位没有超编。

有人骂他，有人告他。

有一回，一名干部带着礼物上他家要求调动，被他当面拒绝。这位干部随后在不同场合骂他“不通人情”。一个多月后，人事局按规定下了调动文——她的申请本来就在政策范围内。“我不会因为她发牢骚就不调她。”后来，这位干部多次道歉。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又有一回，一位区委副书记写信到县纪委，告他“不按政策乱调人”。纪委派人来查，郭有辉什么也没说，让经办人员把材料拿出来——调动申请、区委同意意见、公章、接收单位公章，一应俱全。有意思的是，告状的那个人，在区委研究会上签字同意的就是他自己。纪委书记听完汇报说：“今后凡是告人事局郭有辉的，都不予理睬。”后来新来的县委书记也收到告状信，亲自来了解情况，看完材料说了同样的话。从那以后，郭有辉再没收到过转批来的告状信。

九年局长，他经手了八九百名考生的招干工作，没有一个是靠送礼、走后门进来的。他张罗建了人事局宿舍楼，自己却一套没要，还住原来的老房子。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搬，他说：“我搬进去，能分到最好的那套，但有个干部就分不到了。”

有不少干部群众当面说他：“郭局长，你这人让我们又爱又恨——爱的是办事公道，恨的是走不了后门。不过说到底，还是爱多一些。”

1990年，思南县人事局被省人事局评为全省人事工作先进单位，郭有辉也被评为全省人事系统先进个人。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此后二十多年，他先后担任县人事局局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副主席，直到2007年退休。多年后他这样总结那些年：“我一辈子在思南，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

这一辈子，就从青杠坡那个空荡荡的宿舍开始，一路走到现在。

也不是没动过走的心思。早在1973年，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在福州大学读书的姑娘，女方父母同意，但有个条件：成家后得一起出国继承财产。郭有辉没答应。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后来他在思南成了家，扎下了根。妻子和子女从没抱怨过一句，尊重他的选择，也跟着他把家安在了乌江边上。

退休后他也没闲着，为县政协编了两年政协志，后来又参加了思南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和老干部宣讲团。

从南洋到思南，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乌江边的这座小城。

乌江在远处静静地流着。74年前，6岁的他牵着父母的手，从印尼梭罗镇上了回国的海轮，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如今，80岁的他每天还伏在那张小书桌前，写他的这一辈子。

有人问他，当年那么多同学去了上海、杭州、深圳，他留在思南，后不后悔？他说：“比起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些科学家、专家，抛弃国外的好条件、高待遇，排除万难，甚至隐姓埋名，为咱们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我在思南工作这点事算什么。边缘地区，总得有人来干。”

这话，他用50多年守住了。(图/文 杨婧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