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无视清政府的交涉，一步步吞并琉球？来龙去脉，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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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方史料看，吞并琉球并没有在明治政府内引起什么争议，或遇到什么阻力。琉球国到19世纪中叶为止还是独立的国家，琉球国王长期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明朝以前琉球王国就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国王就正式开始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从明史看，琉球向中国朝贡的次数在周边国家中是最多、最频繁的，仅明朝时期就有171次(同期安南即越南89次，朝鲜30次)。

从1404年(明永乐二年)开始到1866年(清同治五年)，中国对琉球王的册封持续了460年，前后有21次册封，中国在明代有27名、清代有16名正副册封派遣使去琉球王国。册封使节团人数一般在500百名左右，最多时达649名，一般在琉球住4~6个月才回国。清以后，琉球王国隔年一次派官员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则有义务维护琉球王国的统治、帮助其平定内乱，抵御外来干涉威胁。琉球被视为中国的藩属国，地方事务由福建总督协调。

然而17世纪初，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日庆长九年)萨摩藩主派兵3000人入侵琉球，以武力挟持琉球王，并强迫其接受“十五定条”，强迫琉球为其藩属，并在琉球建立“琉球在藩所”，萨摩藩以武力逼迫琉球与其进行纳贡、贸易等。

而且萨摩藩及琉球王国都对中国长期隐瞒琉球国向日本萨摩藩纳贡的事实。自庆长(1596~1614)年间，萨摩藩在琉球本岛派遣两名“在番奉行”的常驻人员，每当中国册封使节的“冠船”到达琉球时，在琉球的日本萨摩官吏、商人都避开中国人的耳目，凡记有日本年号的社寺(神社、寺庙)匾额及流通的“永宽钱”(日本货币)都被藏匿起来，琉球“评定所”(政府)发出布告提请百姓注意不要表现出“大和”(日本式)习俗。

可见幕府及萨摩藩地方当局从17世纪初就开始采取掩人耳目的手法，在胁迫琉球王国共同欺骗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保持对琉球王国的实际控制270多年，此间萨摩等日方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榨取造成琉球经济极为贫困。

幕府及萨摩藩还采取“取实避虚”的策略，认可琉球王国保持对中国朝贡的政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担心刺激中国，另一方面要从琉球与中国的贸易中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与琉球从对华朝贡中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相反，每次因幕府将军或琉球王换代而向日本派出使节的费用达到银800贯、铜钱300万贯，而幕府给的“拜领金”的银钱仅1000枚。经济贫困使琉球国被迫向萨摩藩借钱、借粮，不断加深对日本的依赖。尽管日本对琉球的觊觎由来已久，但碍于琉球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一直没敢下手吞并。清灭明之际，萨摩藩主就企图趁机以武力胁迫琉球王国终止与中国的联系，但没有得到幕府的同意。

应该说，尽管近代历史上萨摩藩地方当局以武力胁迫琉球王与其进行交往，但琉球王国还是独立主权国家，在政治体制及归属意识上倾向于中国。琉球王国在长期对中国称臣纳贡，采用中国年号。同时换取中国对琉球王朝的册封、政治上的承认及经贸实惠。

与萨摩藩武力强制琉球臣服相比，琉球王国体制则在各方面倾向于归属中国，1850年(道光三十年)、1855年(咸丰五年)、1859年(咸丰九年)，琉球国相继同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使用的都是中国年号，这不仅在法律上证明琉球王国的自主性及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也表明琉球国不是日本属国的历史事实。

这些条约的签订还说明世界各国也把琉球王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看待，否则就没有必要与其签订只有主权国家间才签订的条约了。而且日本政府(前是幕府，后是明治政府)处理琉球事务也归外务省。

1871年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时，就想把琉球王国划为其一个县，但因顾虑中国而暂缓行之。琉球王府也拒绝明治政府命令，继续要求保持与中国和萨摩藩的传统关系。

1872年5月，井上馨向明治政府提出意见书，建议将琉球直接纳入日本政府管辖。6月，左院虽然决定“应按原来的方式(琉球)归日清两属”。鹿儿岛县厅要求琉球王向明治政府派出“新政庆贺使”。9月，琉球使节到东京，明治政府要求琉球政府与日本其他府县一样改革“藩政”，并强行将琉球王国改称“琉球藩”，琉球王尚泰被明治政府授予“琉球藩王”的华族称号。

表面上仍保持“王”的称呼，但国王变成了“藩王”，与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相比，琉球虽没有马上成为日本的一个县，但明治政府把对琉球国王封爵列入华族序列作为对琉球王国拥有主权的象征，而琉球方面尚不理解明治政府的真正用心，以为这不过是把以往萨摩藩领主岛津家对琉球的册封承认权改为明治天皇的中央政府而已。

明治政府在进行上述封爵的同时，并要求琉球国使用日本年号(过去一直使用中国年号)，强行将“琉球藩”置于鹿儿岛藩管辖之下，并单方面宣布1850年代琉球王国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由日本政府继承。这是明治政权吞并琉球王国的开始。

新川明著《琉球处分以后》上下卷(《朝日选书》，1981)记述了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王国的基本过程。

在1874年为解决日本对台湾侵略而签订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同意向琉球难民支付抚恤金，从而使日本拿到了中国间接承认琉球岛民是日本属民的“确证”。

日本通过对台湾的出兵及办理后事的结果，不仅得到了清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支付金钱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让步(尽管是“无意识地”默认琉球王国的岛民为日本“属民”)，由此日本可以此肆无忌惮地侵略、吞并琉球王国。

不过就在取得清政府的补偿抚恤金之后的11月，琉球王国又派遣进贡使国须首领去清政府朝贡。大久保得知后认为必须终止琉球王国向中国的朝贡及所有国家关系，为此，12月24日大久保以太政官指令的名义向琉球王国发出通知，指名命令琉球政府主要官员三司官(大臣)与那原首领等去东京。

为此琉球国内上下被不安所笼罩，因为指名让亲日派与那原首领去东京，使琉球人都感到日本威胁的不祥之兆，人心恐慌，琉球全国上下只有为国家的安宁祈祷。1875年1月11日琉球王国官员被迫去东京。3月31日，明治政府又决定由外务省管理的琉球事务改由内务省管辖，并由内务省大丞松田道之出面交涉。

松田通知琉球官员：第一，以明治政府名义对1871年被台湾生蕃杀害琉球遇难者每人“下赐”抚恤米1740石(明治政府没有提及日本向中国要求补偿及抚恤财物实际上来自中国一节)；为了防止今后岛民遇难，“下赐”蒸汽船一艘。第二，为感谢明治政府的“下赐”、“照顾”，命令琉球国王尚泰去东京谢恩。第三，琉球目前的独立国家形态和含混的归属状况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然被大举入侵亚洲的西方国家所觊觎，为了“保护琉球”，决定在那霸(琉球国首都)设立熊本(九州地区一县)镇台(相当于军区)分营。

这表明明治政府准备武力吞并琉球王国，并把琉球事务作为“内政”来处理。琉球官员此时才认识到日本对琉球王国的领土野心，因此以理据争，并拒绝接受日本“赐下”的大米和汽船，也拒绝接受松田递交的关于要求改制和改年号的明治政府“令达书”。琉球使者反复申辩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要求继续保持独立国家地位，并坚持“授权有限不能答应明治政府的要求”等，对此明治政府则坚决拒绝琉球使者的主张，并强迫琉球来使接受大米和汽船的“下赐”，而“令达书”只得由松田自己收回，改日直接去琉球通知。

1875年1月，清同治帝去世，光绪帝即位，清政府出现政治“真空”(西太后掌权)。7月14日，明治政府决定以武力强行吞并琉球，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等人赴琉球国直接通知琉球国王：

明治政府的“令达书”对琉球国来说至关重大，无法立刻答复。琉球政府内部讨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应坚决拒绝“令达书”，在首里城(琉球国王宫)，十五村的头领集合各村绅士连日讨论如何答复日使。松田提出答复通牒的最后期限是9月4日中午。

这天早晨传来从中国来汽船的消息，称“北京总理衙门命令福州总督府急派军舰赴琉球”。一时间琉球各界为之鼓舞，盼望清政府在琉球国难之际伸出援救之手。然而松田紧逼不放，并以按“国法处分”国王相威胁，逼琉球王尚泰就范，一时间尚泰被迫决定“与其蒙危祸不如保全社稷”而屈服日本来使。但后在民众的反对下，尚泰又被迫收回成命，明治政府官员松田道之也因害怕民众崛起而躲藏起来。

同年明治政府派兵进驻那霸，以武力占领了琉球王国。此间琉球国多次派员向中国请愿，为此，清政府也多次照会日本，抗议其吞并琉球的侵略行为，但没有实际效果。

1876年5月20日，明治政府任命内务少丞木梨精一郎常驻琉球，成为琉球行政长官，并接管琉球王国的司法权及警察权。明治政府命令常驻东京的琉球官员(即外交官)返回琉球。7月，木梨到达那霸后宣布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令达书，称“琉球藩对清国实行的‘臣礼之仪’事关我国‘国体与国权’之最大问题。经慎重考虑认为今后须断然谢绝。

同时明治政府对清政府搞小动作，以换取中国对其吞并琉球的事实承认。

1877年9月驻华公使森有礼曾针对李鸿章抗议日本强行阻止琉球国对中国进贡一事，向外务卿寺岛宗则献策。

以“我海外通航证书”为名，凡携带者为我国民，让琉球人携带该证书以认定为“日本国民”。森有礼照会中国总理衙门称“我南海诸岛冲绳宫古等与内地相隔遥远，无论是否携带证书按习惯应看作日本人民”。对此总理衙门答复“凡持证书者视为日本人民”。森有礼马上电告外务卿寺岛，称“只要不提琉球(冲绳是日本后起的名)名称，不伤清国体面，其所谓属国之琉球便成为空壳。从今开始把琉球称为冲绳，使其人民持‘我海外行免状’即可避免与清国之间之问题发生”。

这里可以清晰地了解日方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来吞并琉球的基本做法。1878年11月松田在伊藤指令下提出“琉球藩处分案”，由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呈天皇裁可，12月松田奉命再次去琉球实施吞并政策。

1879年1月，松田在首里城向琉球王尚泰提交“督责状”，并称“如果一个星期之内琉球王不接受命令的话，就以拒绝政府命令论处”，要求琉球王尚泰全家必须马上去东京居住，以割断琉球王室与琉球本土的血肉联系。

3月28日，琉球王国摄政以下全国官员及士族代表53人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在同中国商量之后再做答复。对此松田不予理睬，称此乃“不敬不当”之举，并威胁到时候“藩王”(琉球国王)不出城，军队进去的时候会发生“不测的纷扰”。

29日傍晚，琉球国王尚泰带领家人及侍从数十人被迫撤离首里城，数百名士族手持灯笼，或哭嚎而行、或低声抽泣，一个悲壮的亡国曲在琉球王国回荡。

8月10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第18届美国总统，1868~1877年连任两届)在访问北京后到达东京，在同明治天皇睦仁的会谈中，提及中国抗议日本吞并琉球的侵略行为，并从中调停。格兰特建议日本做出一些让步，特别是在重新划定中日疆界(因吞并琉球而失去中日之间缓冲地带)时给予中国以通向太平洋之通路，以免因琉球问题在中日之间结下怨恨。

明治政府一度接受美国的劝告，并为了缓和清政府对日本吞并琉球国的抗议，1880年(清光绪六年，日明治十三年)11月13日外务卿井上毅向太政大臣提出《琉球处分条约案》，即同中国之间就琉球问题订立条约，其中为了换取中国对其吞并琉球的承认，将琉球群岛西南的宫古、八重山两群岛(也称西南诸岛)划归中国，以便重新划定两国国境线。

也就是说以分割琉球群岛为前提，日本占领琉球主岛，而将距离中国较近的西南诸岛划归中国。日本试图通过修改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以获得曾经被清政府拒绝的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经商等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内容。

井上在条约案说明中表示，日方当年提出与西方一样的机会均等的不平等条约被中国拒绝是使“我国的荣誉受到了侮辱，并使我商民在中国贸易中处于与西人不利地位”。

实际上日本自己在努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之际，又千方百计地想把同样的不平等条约加诸于中国。日方交换案当然被中国拒绝。

李鸿章在1880年11月11日上奏中称：

李鸿章的意见反映了清政府处理琉球问题的基本态度，体现了对日扩张的警惕和无奈。

在日本吞并琉球后，琉球国各界人士为反对日本的武力吞并争取国家的独立而继续抗争。琉球王国上下的这种“反日行动”的最终结束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即被日本吞并近20年的琉球国上下依然期待着中国能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帮助其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所有关于琉球的史书都把吞并琉球称为“琉球处分”。从国际法看，明治政府没有权利去“处分”一个独立国家。尽管其地方政权萨摩藩以武力胁迫琉球国进贡，建立所谓藩属关系，但这最多只能解释为琉球接受中国册封一样，并不能改变琉球王国的国家地位。毫无疑问，对琉球国的吞并是明治政府公然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武力侵略行动，也成为其以武力扩张领土的先声。

吞并琉球对日本内政外交的意义及影响很少被人们提起，但不容忽视，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及舆论视线，而利用朝鲜、台湾、琉球等最薄弱的国际关系环节来达到化解国内矛盾的目的。

在对台湾出兵中，军人、民间浪人共同作战的形式也成为日后对朝鲜、中国等的侵略扩张战争中长期存在的特殊现象。而在外交上，日本以武力创造吞并琉球的既成事实，同时置清政府多次抗议于不顾强行实施，并采取巧妙手法获得西方国家的默认。

甲午战争后，日本吞并琉球才成定案。出兵台湾及吞并琉球的结果使日本在东亚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取得初步成功，它刺激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欲望，也为日后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战争开拓了道路。琉球王国成为日本出兵台湾和中日《北京专条》的牺牲品，是日本在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琉球国王家族的王陵——玉陵内存放着自14世纪以来历代琉球国王的陵寝。在日本吞并琉球后，最后一代国王尚泰及其长子尚健的陵寝虽被允许放入玉陵，但此后的子孙则被禁止入陵。在首里城(琉球王府)内陈列的历代国王画像中，唯独没有末代国王尚泰的画像。王府管理部门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很明显这与日本政府强行废除尚泰的国王称号，改称“藩王”，并在对琉球国实行废藩置县后，强迫琉球王尚泰及家族离开琉球本岛到东京居住等情节有关，也表明日本政府至今仍对琉球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保持警惕。

1879年3月11日睦仁发布的“琉球废藩敕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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