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出版社）、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百度百科"鲁迅"词条、"许广平"词条、"朱安"词条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
秋天的上海，梧桐叶已经大片泛黄，早晨的空气里裹着潮湿的凉意。
整栋楼寂静无声，只有二楼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许广平已经整整守了一夜，坐在床边，没有合过眼。
床上躺着的人叫周树人，笔名鲁迅。
他的脸色灰白，颧骨高耸，胸口的起伏越来越微弱，呼吸声细不可闻，像一根即将燃尽的蜡烛，风一吹就会灭。
许广平握着他的手。
那双手已经枯瘦如柴，青筋暴露，和十年前书信往来时她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早已判若云泥。
那时候他的信写得意气风发，字里行间藏着锋芒，落款总是那个她熟悉的名字，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笃定。
而如今，这双握过无数支笔的手，已经连纸张的重量都托不住了。
窗外，山阴路的梧桐树在秋风里轻轻摇动，偶尔有一片叶子落下来，贴着玻璃滑过，没有声音。上海的街道还没有完全苏醒，整个世界似乎都按下了暂停键。
远处偶有早起的商贩推着车经过，铁轱辘碾过石板路发出低沉的轧轧声，那声音传进来，显得这间屋子里的安静更加深重。
凌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的呼吸彻底停止了。
就在这之前，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对守在床边的许广平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他在心底压了整整八年，从未开口，从未落纸，藏在无数个深夜的灯光里，藏在那些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发呆的沉默时刻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第一次说出口……
【一】绍兴周家：从大户人家到家道中落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周家在绍兴本属殷实大户，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中进士，在朝廷任职，家中有土地百余亩，房屋数十间，在当地颇有名望。
鲁迅幼年时，家境尚可，在绍兴新台门的大院子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那个院子后来被他写进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章里那些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都是他幼年真实生活的印记。
夏日里，他在菜园里翻砖头捉虫，冬天跟着闰土的父亲在雪地里支起竹筛捕鸟，那些院落里的日子，是他此后几十年漂泊生涯里，为数不多可以被称为"安稳"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日子，在鲁迅十二岁时戛然而止。
1893年，祖父周福清因替亲戚在科举考试中行贿，事发后被清廷判处斩监候，虽未立即行刑，却从此锒铛入狱，周家为此耗尽家财，四处打点，元气大伤。
祖父入狱之后，父亲周伯宜本就积弱的身体愈发不堪，开始一病不起。
家道骤然中落的寒意，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落在了那个少年的身上。
少年鲁迅，从此开始了在当铺和药铺之间奔走的日子。
每天清晨，他要先去当铺，把家里剩余的首饰器物换成铜钱，再拿着铜钱去药铺，按照方子抓药，回来给父亲煎服。
那时候他不过十二三岁，却已经要扛起家中大半的事务。
他后来写到，穿过那些长巷时，总感觉两侧的邻人都在打量他，神情里藏着一种连善意都不屑于掩饰的鄙薄。
曾经的大户人家，如今如此光景，在绍兴这样人情稠密的地方，那些冷眼是真实的，且无处不在。
1896年，父亲周伯宜在长期病痛折磨中去世，年仅三十七岁。
鲁迅那年才十五岁。
这段经历在鲁迅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影响。
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家境"败落了"，使他深刻体会到世态炎凉。
家道中落之后，亲戚邻里的疏远与冷眼，让少年鲁迅看清了许多东西，也直接塑造了他日后文章里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
那种被现实从内部打碎再重新捏合的感觉，成为他此后几十年写作里永远流动的暗流。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1898年，十七岁的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故乡，此后虽数度返乡，却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回到过绍兴久居。
1902年，鲁迅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语。
1904年，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
他最初选择学医，直接原因是父亲病逝给他留下的刺激，他想着学成之后，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旧医贻误的病人。
然而在仙台，一次课间放映幻灯片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幻灯片里放映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的新闻画面：一个被指认为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跪在地上等待行刑，而画面背景里，一群同样是中国人的围观者，表情麻木，神情漠然。
这一幕深深刺激了鲁迅，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详细写到这个时刻，并明确说明，正是这张幻灯片，让他决定弃医从文——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比治疗肉体上的疾病更为紧迫。
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开始投身文学事业。
【二】那一场无法拒绝的婚事
也是1906年，鲁迅接到了母亲鲁瑞从绍兴寄来的信，说病重，盼儿速归。
鲁迅立刻从日本赶回绍兴，却发现母亲并无大碍，等候他的，是一场已经张罗妥当的婚事。
女方名叫朱安，绍兴本地人，出生于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
她出身普通家庭，自幼裹脚，识字不多，性情温顺。
这门亲事是鲁迅母亲鲁瑞多年前就定下的，女方家里也早已点头，只等鲁迅回来完婚。
鲁迅当时已经接受了新式思想，心里对包办婚姻有着明确的抵触，但面对母亲，他没有强烈反对。
他清楚，若他拒绝，母亲便是以欺骗之名将他召回，那个在绍兴等待多年的女人，也将因此蒙羞。
他选择了沉默，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将这件事担了下来。
据周作人后来的文字记录，鲁迅曾托人带话给朱家，提出希望朱安能放脚、进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
朱家同意了，朱安也确实开始放脚，但因为年岁已大，缠足多年的双脚早已定型，放开之后仍旧畸形，走路依然不自然。
新式教育亦未能成行。
她来到这段婚姻里，已经尽力做出了她所能做的改变，却依然无法越过那道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
1906年7月26日，婚礼如期举行。
据后来的记录，鲁迅在婚礼当天情绪低落，婚后当夜在洞房里坐至天明，没有就寝。
第二天便搬去书房独睡，此后二人再无夫妻之实。
1906年8月，婚礼结束后不久，鲁迅便返回日本，继续从事文学研究。
朱安则留在绍兴，与婆婆鲁瑞同住，以媳妇的身份照料家务。
她把这个家打理得干净妥帖，每日早起洒扫，替婆婆熬药，接待来往宾客，把自己活成了这个家里最不可缺少、却也最不被看见的那个人。
1912年，鲁迅赴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同年将母亲鲁瑞和朱安接至北京同住。
1919年，周家购置了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十一号的房产，举家迁入。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搬出八道湾，辗转迁至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朱安始终跟随，从未离开。
鲁迅与朱安之间，没有吵闹，没有争执，只是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各自过着彼此不相交的生活。
朱安照料家务，侍奉婆婆，把这个家维持得井井有条，却始终没有得到过一个妻子应有的位置。
朱安曾对外人说过一句话："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只是不理我。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直爬，总有一天会爬到头的。"
这句话，朱安从1906年说到了1947年——那一年她在北京西三条旧居去世，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
【三】北京执教，许广平的出现
1920年，鲁迅受聘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年，开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任国文系教师。
1923年，该校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继续在此执教。
1923年秋，许广平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生于广东番禺，祖父许应骙曾任清朝闽浙总督，家族在广东颇有声望。
许广平自幼接受新式教育，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曾参与游行活动，1923年辗转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她个性爽直，言辞犀利，不同于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沉默与顺从。
她进课堂的第一天，便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密密麻麻，下课后留下来向先生提问，问的都是别人不敢问的问题。
许广平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听了鲁迅的课，留下深刻印象。
她后来在回忆文字中写道，鲁迅上课从不带讲义，信口讲来，却条理清晰，旁征博引，课堂上时常座无虚席，连其他系的学生也常来旁听。
那种不端架子、却字字有重量的讲课方式，在当时的大学课堂里并不多见。
两人真正开始有所往来，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去第一封信，措辞直率，谈到自己对人生道路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困惑，请老师指点迷津。
鲁迅当天便回了信，用了"广平兄"的称呼——这在当时是一种亲近而平等的称谓方式，既打破了师生之间的隔阂，又在字里行间透出了一种他少有的温度。
自此，两人开始频繁通信。
从1925年3月到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共约两百余封，其中鲁迅去信约九十余封，许广平来信约一百余封。
这批信件后来经两人共同整理，以《两地书》为题，于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全书共三集。
书中保留了两人最初相识时的文字往来，也记录了两人感情从师生逐渐转变的全过程。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潮，起因是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引发强烈不满。
许广平是这场学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鲁迅则公开站在学生一方，多次撰文支持学生，并因此与教育当局发生冲突。
这场学潮期间，鲁迅与许广平在现实事务中有了更多直接的交集，往来愈发频繁。
1926年8月，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
许广平同年南下广州，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职。
两人自此分隔两地，以书信保持联系。
1927年1月，鲁迅赴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两人在广州重聚，共同生活了数月。
同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一同抵达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一年，鲁迅四十六岁，许广平二十九岁。
【四】上海定居，景云里到大陆新村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最初租住在虹口区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1930年迁至景云里十七号，1933年4月搬入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此后再未迁居，直至鲁迅在此去世。
大陆新村九号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坐落于今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一三二弄，为当时的新式里弄住宅。
鲁迅在世时，一楼为客厅和餐厅，二楼为卧室和工作室，三楼为储藏间和客房，楼后有小院，种有花草。
这处故居自1950年起作为纪念地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在上海生下了鲁迅唯一的儿子，取名周海婴。
"海婴"这个名字，有"上海生的婴儿"之意，是鲁迅亲自起的。
孩子降生的那天，鲁迅在日记里只写了短短一行，字迹平静，但据许广平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坐在产房外的走廊上，手里夹着烟，一口也没抽，就那样坐着，直到消息传出来，才缓缓站起身。
周海婴在其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父亲鲁迅在上海日常生活的记述。
他写道，父亲在家中并非总是那个严肃的形象，有时候会把他高高举起，有时候会蹲下来陪他一起在地板上趴着，用放大镜观察蚂蚁。
父亲喜欢吃花生米，喜欢喝绍兴黄酒，晚饭后有时会在院子里走几圈，然后回房间继续写作。
据周海婴的记录，鲁迅每天的工作时间极长，常常写至深夜，有时通宵达旦。
他的工作台在二楼，桌上摆着台灯、墨盒、毛笔和钢笔，以及各种版本的书籍资料。
许广平每天清晨会为他准备好笔墨，深夜则守候在旁，或整理稿件，或处理来往信件。
两个人在同一盏灯光下，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偶尔抬头对视，也不过是几个字的交谈，然后重新低下头。
这样的安静，有时是融洽的，有时是沉重的，界限模糊，难以分辨。
在上海的这些年，鲁迅的写作产量依然相当可观，陆续完成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系列等大量杂文集，此外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坚持推广木刻版画艺术。
然而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鲁迅的身体开始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这段同居生活最平稳的时光，也在悄悄走向它的尾声。
【五】病痛岁月，沉默的重量
从1932年前后，鲁迅的健康状况开始持续恶化，他在日记和书信中留下了大量与病情相关的记录，字迹工整，语气平静，却字字沉重。
鲁迅长期患有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几乎是无法彻底治愈的慢性疾病，只能靠休养和药物控制症状，延缓病情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受到肋膜炎、胃病、失眠的长期困扰。
1934年，他在致友人曹靖华的信中提到，自己体重已不足四十公斤，咳嗽几乎从未停歇。
这样的身体，还在日复一日地握着笔，还在每晚坐到那张工作台前。
鲁迅的私人医生是须藤五百三，一位在上海行医多年的日本医生。
须藤与鲁迅相识多年，长期负责为其诊治，对鲁迅的病情了解极深。
根据须藤医生事后的陈述以及相关史料记录，鲁迅肺部的空洞性病变在1935年前后已经十分严重，属于肺结核晚期的典型表现。
而鲁迅本人，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心里未必不清楚。
鲁迅的挚友、日本作家内山完造，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了内山书店，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往来最为密切的朋友之一。
内山完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多次劝说鲁迅减少工作、好好静养，但鲁迅总是摆摆手，说闲不住。
内山完造每次登门探望，都能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地变差，却没有任何办法。
尽管如此，鲁迅仍坚持写作，几乎没有中断。
1934年完成了《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1935年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仍断续发表文章，直至当年8月才基本放下笔。
许广平在这段时间里承担的，远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
她一人照料鲁迅的全部起居，打理饮食和用药；独自抚养年幼的周海婴；应付几乎每天都有的来访宾客；协助整理稿件，与出版社联络，处理版权相关的各类事务。
那些年她的头发白得很快，眼角的纹路也深了，但在来访者面前，她始终是那个利落张罗的样子，很少对外人提起自己有多疲惫。
两个人说的话越来越少。
鲁迅夜里写作到深夜，许广平带着孩子在隔壁早早睡下，各自被沉重的负担压着，两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渐渐变成了简短的几句，然后各自沉默。
那种沉默里，不是怨恨，也不是隔阂，更像是两个被生活榨干的人，把有限的气力都留给了明天，便顾不上今天。
那些深夜里，鲁迅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工作台前，灯光昏黄，窗外是山阴路沉寂的街道，屋里只有钢笔划过稿纸的细微声响。
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个"夜不能寐"的夜晚，字迹平静，却令后人读来无比沉重。
而在鲁迅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有一件事他始终压在心底，一个字也没有对许广平说出来。
后来，当许广平翻开他留下的某几页日记残稿，看见那几行被反复描摹、笔痕深陷纸背的字迹时，才骤然明白——那些深夜里，他究竟在对谁，独自低着头，说着一遍又一遍、却永远开不了口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