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探微

#记录我的2026#

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以下简称M1[1]、M3[2]）出土“君幸食”漆耳杯的数量分别为50件、98件，占墓中漆质饮食器具的比重分别为31.6%、33.1%[3]。如此高的占比，凸显“君幸食”漆耳杯在轪侯家族饮食器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研究汉初区域社会礼俗交融与贵族阶层饮食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参考《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对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铭文内涵及物质文化进行考察。

“君”为何人

“君”在甲骨文中由“尹”“口”组成，意为手持权杖、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具有尊贵的身份内涵，在不同语境中含义有所差异。学界对马王堆汉墓漆铭“君幸酒”“君幸食”中“君”的释读主要有四种观点：杜迺松认为，“君”代表墓主人生前的“显贵”身份[4]；陈松长提出，“君”为西汉丞相的专称[5]；傅举有持“君”为“国君”之说[6]；吴松庚提出“君”是“子女对已逝父母的一种敬称”的见解[7]。上述学者从《仪礼》《尔雅》《榖梁传》《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出发，从不同角度对“君”的身份进行了考释。

值得注意的是，“君”铭漆器亦见于马王堆二号汉墓（以下简称M2[8]），但仅有一件“君幸酒”漆耳杯，占M2出土漆质饮食器具的比重为0.8%[9]。若将M1、M3出土“君幸食”漆耳杯、食盘、小漆盘、漆食奁、漆盒连同“君幸酒”漆耳杯、漆卮等“君”铭漆器纳入统计，则M1、M3出土“君”铭漆器占相应墓葬出土漆质饮食器具的比重分别高达81.0%、82.0%[10]。这表明至迟在M1墓主人下葬时，轪侯家族对“君”铭漆器具有强烈的身份标识需求。结合M1、M3下葬时间晚于M2近二十年的背景，可进一步推断：“君”铭漆器的大规模使用，是轪侯家族内部“君”身份的确认。

M1作为初代轪侯夫人之墓，M3作为二代轪侯之墓，均将饮食器具转化为身份象征。初代轪侯下葬时，这一标识体系可能尚未形成，故M2仅见零星“君幸酒”漆耳杯。若“君”为丞相或国君的专称，那么M1墓主人并无相应身份，其墓大量随葬“君”铭器，似有逾礼之嫌。事实上，M1使用“君”铭漆器并非逾礼。杜迺松引《榖梁传》“侯之妻可称‘小君’”的观点，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11]。M1、M3随葬“君”铭器的规模表明，“君”并非单纯的“小君”。傅举有提出，列侯以“家”为独立政治单元，设置家丞等从属人员[12]。在这一制度下，轪侯家内部需要明确最高权威，“家”之主君称“君”，其妻称“小君”，二者在列侯“家”的礼仪中均可统称“君”，即M1墓主初代轪侯夫人辛追、M2墓主初代轪侯利苍和M3墓主二代轪侯利豨的身份皆为轪侯家的“君”，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轪侯家的核心角色。对于吴松庚提出的“子女对已逝父母的敬称”一说，在此语境下亦获得合理支撑。列侯“家”既是公家，也是私家。在“轪侯家族”的语境下，M1、M2、M3均由晚辈主导丧葬事宜，以“君”称逝者，既合孝道礼制，亦合敬称逻辑。

“君”铭漆器的规模化使用，将列侯“家”的等级秩序物化于日常饮食器具之中。因此，马王堆汉墓“君”铭漆器的大规模使用，正是轪侯家以“君”区分等级、维系内部权力秩序的体现，印证了汉代列侯“家”作为公私合一的独立政治单元，以及“君”作为汉代列侯“家”和“家族”内部最高统治者的双重性质。

何以“幸食”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之“幸”为会意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13]处“幸”作“希望”解。“君幸食”即希望“君”安享美食，体现了晚辈及臣属的敬奉与礼制性劝食。“幸”的对象是“食”，劝食行为既彰显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也凸显汉初贵族饮食生活的仪式感。

用器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是汉代礼俗交融的典型美器。字形风格上，铭文以规整圆润的隶书书写，结构匀称、典雅肃穆，既符合官方文字规范，也匹配贵族宴饮氛围。“君幸食”铭文本身是礼（家族尊卑秩序）与俗（日常宴饮劝食）交融的表达。端庄的字形将口头礼俗转化为视觉化礼仪符号，固化并传承礼制精神。规范统一的铭文体现出轪侯家族对日常礼俗的重视，实现“礼”对“俗”的规范与“俗”对“礼”的践行。

从空间布局上看，“君幸食”铭文位于杯内底中心，与耳杯造型形成“繁简”对比，让器物兼具礼仪、审美与实用功能。中心位置象征秩序与尊崇，以器物空间秩序映射社会等级秩序，让使用者在宴饮时直观感知礼仪规范，实现“器之布局”与“礼之秩序”的同构。

于材质色彩而言，漆耳杯以木为胎、髹漆为饰，材质本身便兼具温润质感、日用与礼仪属性，而居中铭文的黑漆书写，在朱地的衬托下更显庄重大方，色彩对比强化了礼仪的视觉冲击力。这不仅是汉代漆器工艺的高度体现，更是将礼俗观念融入器物制作的全过程。铭文作为可识读的文字符号，使宴饮中的礼仪意涵更易被理解与传递，让“君幸食”的祝颂从口头礼仪升华为器物所承载的文化共识，成为汉代贵族阶层礼俗生活中兼具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的重要物质载体。

马王堆汉墓出土“君幸食”漆耳杯

（摄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升半升”“君幸食”漆耳杯

（东164）铭文

（采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第77页，图六七）

食羹

杜迺松将“君幸食”漆耳杯“食”的内涵解释为“饮酒”[14]。《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持“酒”“食”功能有别的观点。漆耳杯也可用于盛放食物。器物形制上，马王堆“君幸食”耳杯浅阔无盖、口沿外撇、双耳便于端持，适配流食取用，可能用于盛放羹类流食。羹是以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的汤类以及浓稠汤汁食品。战国秦汉时期，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羹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内则》载：“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15]根据聂菲的研究，汉初长沙地区的饮食习俗具有浓厚的南方特点，主食以稻米为主，而羹作为一种重要副食，多见于贵族们的食谱中[16]。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用于盛放羹类食物，反映了汉初长沙地区的“食羹”习俗。

M1、M3遣册中记载的食物多用“羹”的烹饪方法制作。羹以炖煮调和五味，适配漆耳杯的器型特征，而“君幸食”漆耳杯以典雅形制与铭文，进一步提升了宴饮的礼仪内涵。

养生

饮食养生是通过膳食调理身体、预防疾病的传统习俗，与普通膳食存在明显区别。从饮食器具吉语铭文内涵的角度解释，“君幸食”之“幸”则反映了汉代人趋吉避凶，通过饮食获得身体健康的习俗。

饮食养生的习俗源于周代。周代宫廷设置了“食医”官职，以五味与五谷，从饮食方面调理身体。随着社会发展，物质财富得到积累，汉初贵族在社会意识层面延续了饮食养生的习俗，进一步追求饮食上的精致和营养均衡。例如，M3遣册记载的羹包括“牛苦羹”“鲜鲤杂葵䔯羹”[17]等，考虑到食物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旨在满足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达到养生之效果。墓主人希望在地下世界像生前一样受到这些羹食的“滋养”，故丧葬时以精制羹食祭祀并随葬入墓，由墓中象征家丞、家臣和仆役的人物俑继续侍奉，体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余论

M1、M3出土“君幸食”漆耳杯多见“一升半升”铭文，此种铭文明确实用功能，应为制作时所书。然而，M3“君幸食”漆耳杯（东32、南73、南79）耳背无“一升半升”铭文[18]，M1（东204）更无任何铭文[19]。由此可见，这批漆耳杯并非专为丧葬临时制作的明器，而应是墓主人生前日常使用的生器。铭文差异或许是制作疏漏，或许是跨时期制作的客观反映，可以肯定的是，轪侯家族的漆器生产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随日常用度逐步添置、陆续制作，因此不同批次在铭文规范与工序完整性上存在细微差别。以上特征既印证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为考察轪侯家族漆器的生产时序、日常用器积累提供了实物佐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滑动查看注释

[1]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2]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3] 陈建明、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7、76—78、141、212—215页。

[4] 杜迺松：《对“五年复吴”“君幸酒”“君幸食”的考释》，杜迺松：《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24—127页。

[5] 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文物》2003年第8期。

[6] 傅举有：《马王堆汉墓墓主人是谁——马王堆汉墓墓主人讨论三十年回顾》，《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7] 吴松庚：《关于〈新书〉的整理者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释义两个问题的考辨》，《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8]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陈建明、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89、93页。

[10] 陈建明、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7—48、141—171页。

[11] 杜迺松：《对“五年复吴”“君幸酒”“君幸食”的考释》，杜迺松：《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24—127页。

[12] 傅举有：《汉代的“家”和家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1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85页。

[14] 杜迺松：《对“五年复吴”“君幸酒”“君幸食”的考释》，杜迺松：《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24—127页。

[1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

[16] 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与汉初长沙地区风俗习惯》，《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 年马王堆汉 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260—267页。

[17]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6页。

[18] 陈建明、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9—170页。

[19] 陈建明、聂菲：《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