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TA说、《楚天都市报》2006年8月11日报道、《郑州晚报》2006年8月10日报道、新浪新闻历史档案及地方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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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镇的集市上，刚刚开了秤。
天还没大亮，山路上就有了人影。
卖山货的、换零钱的、买盐买布的，从四面八方的村子赶来，把这条不宽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可战后的第一个秋天，人们脸上的疲倦比喜悦多得多——日子还难，只是难法不同了。
南召县太山庙镇的集市，是附近几个村子的贸易集中地。
每逢集日，四里八乡的农民都会背着货物赶来，换些铜板碎钱，再买点盐巴、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回去。
集市上人声嘈杂，各种气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是那个年月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那天，孙邦俊起了个大早，背着一篓山货，从梁沟村走了一个多钟头的崎岖山路，才来到镇子上，打算换些散钱，补贴家用。
一路上山风凉意渐浓，他走得汗淋淋的，到了集市，找了个位置把货摆开，开始吆喝。
孙邦俊正专心卖货，人群里忽然骚动起来。
街边有个乞丐，衣衫破烂到几乎不成样子，嘴里嘟囔着听不懂的语言，颤颤巍巍地蜷缩在墙根底下。
集市上的人纷纷绕着走，有人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驱赶，有人随手抄起烂菜叶子往他身上砸。
那乞丐看见有东西扔过来，竟还伸手去捡，塞进嘴里就吃，可见是饿极了。
孙邦俊挤进人群，低头看了一眼——那人破烂的外衣底下，隐隐透出一种颜色，是日本皇军的军装残迹。
皮包骨头的身子，高烧未退，眼神里空洞洞的，已经快撑不住了。
旁边有人扯他袖子，压低声音说："那是个老日，别管。"
孙邦俊没有吭声。
他从包袱里摸出两块窝头，蹲下来，递了过去。
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镇梁沟村的孙邦俊，就这么蹲在集市的尘土里，把两块窝头递给了一个日本兵。
周围有人骂他糊涂，有人摇头走开，有人驻足看着发愣。
孙邦俊什么都没说，就那么蹲着，等那个人把窝头吃完。
谁也没有料到，这两块窝头，牵出了整整四十七年的缘分。
四十七年，是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步入中年的时光；四十七年，是梁沟村的山换了几茬草木、集市上的摊贩换了几代人的岁月；四十七年，是孙邦俊从壮年到入土、孙保杰从少年到白头的全部时光。
而这段缘分最终走向何处，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在几十年后踏上日本的土地，亲眼见证了一幕令所有人动容、久久难以忘怀的场面。
孙邦俊用一辈子换来的那份东西，在那一刻全部显了形，让所有听说过这段故事的人，都在心里沉默了很久……
【一】战后的南召县，一个庄稼人的难处
要读懂孙邦俊这个人，先得读懂他生活的那片土地。
南召县地处河南西南部，伏牛山腹地，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老百姓世代靠着山货和薄田维持生计。
这里的山路弯弯绕绕，走出去要费半天功夫，走进来也不容易。
正是这种地方，养出了一种旁人看不太懂的性子——话不多，不爱计较，遇到事情扛一扛就过去了，扛不过去，再继续扛。
这种性子，不是天生的，是被山磨出来的，被穷磨出来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孙邦俊这里，就成了他身上那种叫人一眼看不透、却越看越觉得厚重的底色。
八年抗战，南召县同样没能幸免于难。
日军扫荡过，壮劳力被拉过夫役，粮食被征缴过，村子里的苦难一桩接着一桩，像山里的石头，搬走一块，下面还有一块。
那些年，孙邦俊一家也是在这样的压迫下熬着——家里几亩薄田，上有老人，下有孩子，靠着种地和上山打货换些散钱，日子捉襟见肘，却也一天天往前走。
战争年月里，孙邦俊经历了太多无奈的事。
日军来了要征粮，好不容易在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往往还没等到收进仓就被搜刮一空；村里的壮劳力被拉去做夫役，有人去了就再没回来。
整个梁沟村，人人都在一种压抑而紧绷的状态里活着，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饭能不能吃饱。
可孙邦俊这个人，在那样的年月里，始终没有把自己封死。
他见过太多苦难，也见过太多死亡，却从来没有因此变得麻木，更没有变得冷漠。
邻居家断了炊，他能匀出去一把野菜；街边有流民倒下，他忍不住施舍一口吃食。
在他自己的想法里，这没什么大道理可讲，"困难时期，大家更应该同心协力、互帮互助"，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村子里的人才算缓过了一口气，家家户户都觉得，往后的日子总算能朝着好的方向走了。
可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苦日子跟着结束。
1946年的秋天，梁沟村的孙邦俊，日子依然艰难。
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没抚平，田里的庄稼才刚开始恢复，家里几口人嗷嗷待哺，孙邦俊就是那根顶梁柱，天没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
那个秋天，他背着一篓山货，从梁沟村走了一个多钟头的山路，去太山庙镇的集市上换些散钱补贴家用。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很多年，早就习惯了。
集市上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气味，让他觉得踏实，觉得这个还在慢慢喘气的世界，总归是要往前走的。
也正是这个心肠，在1946年秋天的那个集市上，让他蹲下来，把两块窝头递给了一个日本兵。
那一年，孙邦俊做梦也没想到，这两块窝头，是一个长达四十七年的故事的开头，也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不是慷慨激昂地做出来的，而是低着头、蹲在地上，悄悄做出来的。
有人后来问过孙保杰，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孙保杰想了很久，说："就是个普通的庄稼人，话不多，干活实在，见不得人受苦。"
就这三句话，是孙邦俊这一辈子最完整的画像，也是梁沟村那片山里，养出来的最普通的一种人的样子。
这种人，在哪个村子里都有。
他们不说大话，不做大事，一辈子就在那片山里，把能做的事做完，把该过的日子过下去。
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在某一个普通的早晨，做了一件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然后用余下的一生，把这件事守住了，守成了一个传下去的故事。
孙邦俊，就是这样的人。
【二】那个流落在集市上的日本兵
这个被孙邦俊递了窝头的人，叫石田东四郎。
石田东四郎，1937年毕业于东京农学院。
他本不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年轻时在学校里读农业，梦想是将来回到乡下种地，过普通人的日子。
可日本军国主义的征兵令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1937年，他从农学院毕业的同一年，就被强制入伍，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军舰，从此与故乡和家人生死两隔。
他在战争期间担任"宣抚官"，职责是以思想宣传为主要手段，并非直接参与正面战斗。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参与过的那场战争，始终怀有深深的忏悔。
据了解他的人描述，他在孙家生活的那些年里，会偶尔喃喃地说一些日语，旁人听不懂，但能感受到那些话语里的沉重和歉意。
只是他的记忆已经大半消散，那些忏悔，也只能藏在越来越模糊的意识深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部队溃散。
石田因头部和腿部受伤，行动迟缓，被自己的战友丢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任其自生自灭。
他心里清楚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知道自己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意味着什么，所以流浪乞讨时总是遮遮掩掩，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拖着残破的身体，一路向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被人认出是日本兵，还要挨一顿毒打，就这么磕磕绊绊，撑到了1946年的秋天，到了河南南召县。
从日本投降到流浪到南召县，差不多过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他经历了什么，后来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他到孙邦俊家的时候，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脑子里的伤也让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很多事，已经想不起来了。
到了太山庙镇，他已经饿了太多天，身上的力气快耗光了。
为了填饱肚子，他冒险在摊子边拿了两个包子，结果付不起钱，被摊主扣了下来，日本兵的身份也随即暴露，引来一顿打。
当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国人对日本人的抵触情绪依然浓厚，石田蜷缩在地上，没有任何还手的力气，也没有任何办法求饶，就那么忍着，因为太虚弱了，连挣扎都省了。
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孙邦俊路过了。
孙邦俊起初不知道事情始末，只看到一群人在围着一个人打，看不下去，这才上前拦了下来。
后来弄清楚了原委，知道打的是一个日本兵，他也不想多管，只是替石田付了那两个包子钱，又从自己的包袱里摸出两块窝头丢过去，转身要走。
可石田跟上来了。
他不会说中国话，只是用手比划，比划着要跟着走，比划着要有口饭吃。
孙邦俊停下来，冲他摆手，让他走。
石田站在原地，既没有走，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哀求，也不是威胁，就是一种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的茫然。
孙邦俊叹了口气，又转身走。
石田又跟上来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走了一段路，孙邦俊回头看了看这个饿得快站不住的人，心里那道坎怎么也迈不过去，最后停下来，朝他做了个跟上来的手势。
回到家，孙邦俊对妻子解释说："要是日本那些当官的不打咱中国，他咋能弄成这个样子，咱要不收留他，看着他活活饿死，不是那个理呀。"
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个人带进了梁沟村，带进了孙家的院子。
一个河南农民，一个日本伤兵，就这么凑在了一起，谁也没想到这一住，会是整整四十七年。
【三】偏瘫、债务与八个月的守护
石田东四郎住进孙家的头几天，村子里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
消息传得飞快。
村里人知道孙邦俊带了个日本兵回来，当即炸开了锅。"那些日本兵烧杀掳掠，坏事做尽，你孙邦俊把他带回村干什么？"有人找上门来骂，有人在背后指点，说他数典忘祖，说他不知好歹，说他把仇人往家里领，真是脑子坏掉了。
孙邦俊有口难言，后来拉着家里人四处解释，这才慢慢让大家平息了一些情绪。
孙家给石田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李同"，让他住下来，先把伤养好，然后再想办法送他走。
孙邦俊当时的盘算，就是这么简单——治好了，送走，两清。
可谁也没想到，住下没多久，一件更棘手的事来了。
石田的头部伤势比外人看起来严重得多。
外伤虽然逐渐愈合，但脑子里的损伤，却在日后慢慢显现——他的记忆开始模糊，行为举止变得呆呆傻傻，语言能力也大打折扣，很多时候只能靠手势比划。
有时候半夜他会突然从睡眠中惊醒，在院子里喊叫乱跑；有时候又发呆发很久，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像是意识陷进了某个黑暗的深处，出不来。
村里人发现这个日本兵不是语言不通，而是真的"傻了"，态度反而渐渐软化了，觉得对着一个"傻子"发火，实在没什么意思。
可没过多久，石田突然偏瘫了，整个人瘫在床上动弹不得，脸上不时抽搐，神志时清时乱。
偏瘫在那个年代几乎等于宣判了死刑，普通人家遇上了，多数只能等着。
孙家也没有什么好的医疗条件，周围的人纷纷劝孙邦俊放弃，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一个日本兵，犯不着把自己家搞垮。
孙邦俊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了一句话："把他赶出去，他咋活呢？"
于是孙邦俊夫妇开始照料这个偏瘫的日本兵。
当时家里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基本上难以维持温饱，但为了让石田能吃点好的，孙邦俊把家里准备留着过年的白面蒸成馒头、做成面条；家里母鸡下的蛋，全部留出来给他补充营养；夫妻俩轮流在他床前守着，端屎端尿，半夜还要起来给他盖被子，查看他是否有不适。
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看着父母日夜照料这个日本老人，心里有说不清楚的感受。
他不怕这个日本叔叔，从小就不怕，因为这个人从来不会伤害他，只是整天呆呆地坐着，有时候朝他露出一个憨憨的笑。
孩子们叫他"憨叔"，他就憨憨地应一声，这个名字，就这么叫了很多年。
为了给石田看病，孙邦俊去敲邻居的门借钱。
一户借不够，再去敲第二户。
那年月，谁家都不宽裕，借来的每一文都是人情债。
就这么，孙家背上了几百元的债务——对一个靠卖山货过活的农户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压在肩上，沉甸甸的，不知要多少年才还得清。
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孙邦俊夫妇日复一日地守着石田，熬过了将近八个月。
奇迹发生了。
石田的偏瘫渐渐好转，能重新走路，能帮着做些轻活，脸上也开始有了一点血色。
康复之后，他变得话少，却干活实在，孙家的地他帮着种，孙家挑水他抢着上，邻居家有重活他也会主动搭一把手。
村里人起初对他冷眼相对，但时间长了，大家发现这个人从不惹是生非，逢年过节，有人主动给他送点吃的，叫他一声"小门"，他就应一声，露出一口白牙笑起来。
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把陌生过成了熟悉，把熟悉过成了家常。
石田喜欢抽烟，家里没有的时候会去邻居家里要，每次都是嘴里叼一根、耳朵后面别一根地回来，但整盒的烟从来不拿人家的。
他喜欢吃面条和馒头，一顿能吃好几碗，吃完了会摸摸肚子，发出一种满足的声音。
没事的时候喜欢四处串门，看见谁家干农活，会主动上前帮忙。
这些细节，被孙家人一一记住了，被村里人一一看在眼里，也就慢慢地，让一个"老日"变成了梁沟村的一分子。
【四】孙保杰被取消的录取资格，以及父亲临终的那句话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石田在孙家，从"外人"慢慢变成了"自家人"。
可这份接纳，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石田的存在，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孙家的生活，砸出的涟漪一圈一圈往外扩，扩到了孙保杰身上，扩到了这个少年整个命运的走向上。
特殊时期到来之后，孙邦俊一家因为"窝藏"日本兵，被扣上了"沟通外国、里应外合"的帽子，各种调查接连不断，批斗的压力压在孙家头上，压得人喘不过气。
孙邦俊一声不吭地扛着，家里的日子照过，石田的饭照喂，那份坚守，不需要任何言语来解释，就是这么撑着。
可就在这段最难熬的岁月里，一件事彻底击碎了孙保杰的一个梦。
1961年，孙保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地的师专。
这对孙家来说，是多年来头一件真正的喜事——孙邦俊这个弯了半辈子腰杆的庄稼人，听到消息的时候，站在院子里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直起了背，连续摆了好几天的宴席庆贺。
村里人来道喜，孙邦俊笑着应声，脸上那种藏不住的骄傲，是他这辈子很少有过的神情。
可没过多久，一个消息来了。
因为家里收留着一个日本兵，招生政审人员认定孙保杰政治上有问题，当即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
那些还没撤掉的菜，就那么摆在桌上，谁也没动几筷子。
那顿饭，是孙保杰这辈子最难吃的一顿饭。
读书的梦，就这么碎了，碎得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只是静静地消失了。
往后，他只能子承父业，跟着父亲一起下田种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读书的路堵死了，成家也难——村里姑娘一听说他家里还有个"老日"，纷纷避之不及，即便孙家再怎么老实本分，也无人愿意上门。
一直等到同龄的小伙子们都抱上了孩子，孙保杰才与一个甘愿和他共赴艰难的山村姑娘王成香成了亲。
成香过门后，二话不说，和丈夫一道担起了照顾日本伤兵的担子，没有一句怨言。
更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大饥荒席卷中原大地。
孙家大小上山挖野菜、拾山果，勉强维持度日。
就在这最难熬的时候，与孙邦俊同住一院的哥嫂因饥饿过度，患了浮肿病，先后死去。
孙家自己的亲人饿死了，石田却靠着孙家分出来的那一口野菜，活了下来。
这件事，村里人不是没有议论，可孙邦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后悔的话，也从来没有对石田冷过一次脸。
1964年，孙邦俊患了食道疾病，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自知时日无多。
弥留之际，他把儿子孙保杰和孙子叫到床前，叮嘱了最后一件事——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帮石田找到他在日本的家人，让他们一家子团聚，有机会，就把他送回日本老家。
说完这句话，孙邦俊走了。
带着一辈子没说完的话，带着那两块窝头开头的故事，走了。
孙保杰跪在炕前，一句话没说出来。
他知道父亲嘱咐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往后的日子，他一个人扛。
从那以后，照顾石田的担子，全落在了孙保杰和妻子王成香身上。
夏日里，孙保杰为石田缝制单衣，冬天则精心做好棉袄；每天天蒙蒙亮，他便早早起身，依着土方子熬上一锅汤水，为老人调养胃口——那是连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白面稀饭，在那个连红薯都填不饱肚子的年代，白面是最金贵的，他却毫不吝惜地端到石田面前。
若说是孝顺遵从父亲遗愿，倒不如说是骨子里的善良，已经生长成了一种习惯，容不得半点犹豫。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孙保杰萌生了一个念头——帮石田找到日本的家人，把他送回去。
他开始奔走于乡政府、县政府、红十字会等机构，把石田的情况写成文字，寄往日本。
一封，两封，十封，一百封，多年下来，他寄出的信超过了一百封，每一封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这一百多封信，是孙保杰用几十年的时间和耐心，替父亲的嘱托铺就的一条路，只是走了很久，还看不到尽头。
有时候，孙保杰会在写信的时候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个在院子里慢慢踱步的老人，想着这封信寄出去之后会不会还是没有回音，想着父亲临终前的那几句话，想着那副备在屋角的寿棺，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沉。
可想完了，还是提起笔，把这封信写完，折好，装进信封，明天去镇上寄出去。
就这么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寄，一封一封地等，等了很多年。
1985年前后，孙保杰和妻子觉得寻亲已经无望，悄悄给石田备了一副寿棺——如果这辈子真的找不到，就在中国给他养老送终，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寿棺备好的那天，孙保杰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个已经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人在院子里慢慢踱步，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找不到了，就送终。
父亲的嘱托，到这一步，也只能这样交代了。
1986年，孙保杰给南召县政府写了一封长信，把石田的情况详细说明，县政府收到信后立即联系日本驻华使馆，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转机。
1989年冬天，有消息说方城县有一位日本妇女根本利子，或许能帮上忙。
孙保杰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带着石田赶去方城，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讲给根本利子听，根本利子听完，泪流满面，立即表示要写信给日本的朋友，托他们帮忙在日本寻亲。
线索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往前延伸，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快要找到的时候，1992年的春天，孙保杰带着石田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人群里突然有一个人猛地冲上来，死死地抱住石田，颤抖着喊出了一个名字。
而那一刻，石田东四郎站在原地，脸上毫无反应，就那么呆呆地望着对方，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仿佛那个名字，跟自己毫无关系。
当津田康道颤抖着把那张老照片放在石田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