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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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上海，深秋的风从黄浦江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寒意。
五原路137号一座私人住宅里，一个老人躺在床上，已经认不清楚身边的人了。
他把儿子灯灯错认成了自己的父亲，把护工叫成了旧日南北剧社里某个熟悉的面孔。
他的眼神时常飘向窗外，停在那里，像是在看一场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旧戏。
他叫程述尧。
山东济南出来的富家少爷，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南北剧社的创办者，兰心大戏院的副经理。
他这一生，先后娶过三个女人，哪一个放在那个年代都是令人侧目的名字——"银幕甜姐儿"黄宗英、"民国影后"上官云珠、上海滩的传奇人物吴嫣。
旁观者眼里，这是一段说不清楚是艳福还是造化弄人的人生……
【一】济南富家子弟，燕京大学走出的话剧人
要说清楚程述尧这个人，得先把他的来路梳理一遍。
1916年，程述尧出生于山东济南。
父亲程孝刚早年赴日留学，归国后成为铁路工程师，在北平任职；母亲李淑贞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是位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女性。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程述尧自幼便接受了远比同龄人更为系统的教育。
1924年，八岁的他随家人从济南迁至北平定居。
北平的生活比济南开阔了许多。
那座城里有戏楼，有书局，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圈子，程述尧在这片土壤里慢慢长大，性格里的那份活络与热情，也在与这座城市的碰撞里被磨砺得愈发鲜明。
他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从小得到了一家人的偏爱，但这份被偏爱的少爷，非但没有染上纨绔习气，反而格外善良，极重情义。
十九岁那年，程述尧考入燕京大学。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北平是顶尖的存在，校园宽阔，学风开放，聚拢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
程述尧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话剧表演。
在燕京剧社的小舞台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站在灯光下说台词、扮演另一个人的那种奇妙滋味。
从那以后，话剧便成了他生命里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大学毕业后，程述尧没有立刻投身演艺圈，而是先赴山东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就是三年。
三年后，他放弃了这份体面稳定的教职，重新回到北平，把积攒的精力全部押在了话剧上。
他与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丁力、卫禹平等人一起，在北平创办了"南北剧社"，从事话剧演出活动。
剧社从成立起就没赚过什么钱，却是那个年代北平话剧界一块实打实的招牌，孵化出了不少后来在文艺圈里叫得响的名字。
剧社的运营经费，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程述尧自掏腰包。
抗战胜利后，他考入中央银行担任行长英文秘书，薪酬丰厚，却把这份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拿去补贴剧社的开销，同时兼任南北剧社社长，坚持做着这件在旁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
白天处理英文函件，晚上钻进剧社排练，这是程述尧在人生最意气风发那段岁月里的日常。
他不缺钱，不缺朋友，性格又开朗热忱，在那个圈子里颇受欢迎。
只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一手撑起来的这座剧社里，他人生里第一段婚姻的故事，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二】黄宗英：从一封书信到一段散场的婚姻
黄宗英进入南北剧社之前，经历过一段极为惨淡的开头。
她是黄宗江的妹妹。
还在读书的时候，黄宗英认识了一位指挥家，两人有了情谊。
没多久，那位指挥家病重，对方家人执意要求冲喜，黄宗英便在这种情形下仓促嫁了过去。
可那大红花烛并没有留住丈夫的命，结婚仅仅十八天，黄宗英便成了寡妇。
那时她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女。
不愿意在夫家守节的黄宗英离开了，来到北平，渴望寻一段新的开始。
1942年，她进入了南北剧社。
黄宗江很疼爱这个妹妹，在自己离开剧社前，专门把黄宗英托付给了程述尧，请他多加照顾。
程述尧爽快地应下了。
他这个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从来说到做到。
他对黄宗英关照有加，帮她熟悉剧社的一切，给她引荐圈子里的朋友，陪她一步步在舞台上找回自信与光彩。
两人朝夕相处，感情在不知不觉间越过了朋友的界线，慢慢生出了更深的情分。
1945年，程述尧与黄宗英在北平结婚。
婚礼办得热闹，剧社里的朋友们都来道贺，程述尧满脸是笑，像个真正意义上心满意足的人。
然而这段婚姻维持得极短。
1947年，黄宗英参与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在片场与男主角赵丹产生了感情。
那时赵丹已是公认的电影明星，风头正劲，在银幕上的感召力非程述尧这个剧社社长可以比肩。
1948年秋，黄宗英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
程述尧深受伤害，却没有追究，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他不仅放了黄宗英走，事后还与赵丹有所往来，两人竟然因为这段特殊的缘分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谊。
在旁人看来，这简直匪夷所思——被人抢走了妻子，还能与对方成了朋友，这份心胸，放眼整个文艺圈，也找不出第二个。
这段婚姻从1945年到1948年，不过三年时间，其中真正称得上夫妻生活的，也就一两年。
程述尧把黄宗英从寡妇的困境里拉了出来，给了她一个重新出发的依托，替她铺开了进入演艺圈的那条路。
可当黄宗英羽翼渐丰、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人，他只是安静地放开了手，连一句怨言都没有留下。
黄宗英后来成了黄宗英——她在此后的岁月里成长为一名极具分量的作家，写出了《小木屋》等广为人知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她走过了九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于2021年辞世。
程述尧在这段感情里给了她最初的依托，而他自己，从这段婚姻里带走的，只有一场无声的伤。
【三】上官云珠：兰心大戏院里的相遇与短暂的幸福
与黄宗英离婚之后，程述尧没有沉溺太久。
1949年上海解放后，程述尧来到上海，在上海市文化局的安排下接管兰心戏院，担任第一副经理，负责日常工作。
兰心大戏院坐落在茂名南路57号，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剧院之一，在那个年代承载着上海文艺圈最密集的人气与流量。
程述尧在这里，遇见了他生命里第二个女人——上官云珠。
1950年，上官云珠在兰心戏院出演话剧《红旗歌》，这部戏连演了整整一百五十九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程述尧每天在剧院里进进出出，那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演员，一点一点地落进了他的眼睛里。
上官云珠在那时已是上海滩声名赫赫的名字。
她出生于江苏江阴，本名韦均荦，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丽人行》等多部重要影片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表演，被誉为那个时代最具个人魅力的女演员之一。
然而名声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感情经历。
上官云珠在与程述尧相遇之前，已经历过两段正式婚姻——第一段因公婆嫌弃、丈夫反对她从事演艺事业而告终，儿子张其坚被前夫带走；
第二段婚姻因丈夫姚克的出轨而破裂，她独自抚养着女儿姚姚。
两段失败的婚姻，一个独自抚养的女儿——程述尧知道这些，却没有半分退缩。
两人因对艺术的共同热爱走到了一起，慢慢生出了感情，1950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上官云珠带着女儿姚姚与程述尧一起生活，程述尧对这个并非亲生的女孩，毫无保留地接纳，把那份爱倾注进去，待她如同己出。
婚后的日子，在外人看来是那段时期程述尧最为圆满的一页。
两人经济状况良好，每月收入可观，住在淮海中路一带，家里养着德国猎犬，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生活水准在当时的上海文艺圈里属于中上层。
然而平静的水面之下，已经暗流涌动。
1952年，程述尧负责组织抗美援朝义演，因账目记录不够清晰，在"三反"运动中被同事举报贪污。
经调查核实，他并无贪污行为，只是漏记了六百九十元，但仍被打成贪污分子，遭公安机关管教一年。
这个消息对上官云珠造成了巨大冲击。彼时她正处于演艺事业的上升期，若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必然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影响。
思量再三，她做出了提出离婚的决定。
程述尧反复挽留，却没能留住。
上官云珠决绝地离开了，带着姚姚，留下了程述尧和他们共同的儿子——那个后来以韦然之名为父亲写下回忆录的孩子，彼时尚在襁褓之中，被命名为灯灯。
程述尧的贪污案后来得到了平反，上官云珠在听说这个消息后，曾有过复婚的念头，但被程述尧拒绝了。
他一想到对方当年决绝离去的情景，便再无复合的心思——夫妻既然不能共患难，便也没有必要再共白头。
就这样，这段婚姻彻底画上了句号。
【四】吴嫣：第三次走进围城，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付出
1953年，程述尧解除管制，将儿子灯灯送回北京交由父母照顾。
1954年，他调至上海衡山电影院工作，后任经理，生活重新有了起色。
离婚已经两次的程述尧，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吴嫣。
吴嫣的来历在上海文艺圈里不是秘密。
她幼年家境贫寒，年少时被送进风月场所，外号"黑牡丹"，在那段岁月里结识了不少各色人物，被人包养过，也当过别人的姨太太，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后来，在潘汉年的引荐下，她参与了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任职，算是洗脱了旧日身份，重新站在了另一个起点上。
程述尧清楚吴嫣的这些过往，程家的长辈们也清楚，正因为清楚，家里爆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程述尧的父亲强烈反对，为了不让孙子灯灯受到影响，特意把孩子接回北京抚养，明确表示不认可这门婚事。
但程述尧还是义无反顾地把吴嫣娶进了门。
1955年，两人正式结婚。
婚礼才过去三个月，吴嫣便出事了。
她受"潘汉年扬帆案"牵连，被捕入狱，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有人上门劝程述尧与吴嫣划清界限，他骂跑了来人。
他与吴嫣结婚不过几个月，又没有孩子，此时离婚在旁人看来再正常不过，可程述尧觉得夫妻就应当同甘共苦，何况此时正是妻子最艰难的时候，他更不能离弃。
为了这个决定，他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经理一职被撤销，薪水被降，此后数年只能在电影院里做些打杂的工作。
吴嫣在狱中的五年，程述尧只要有机会便去探望，给她带去日常用品和食物，写信鼓励她撑下去。
儿子灯灯在北京由父母照料，他一个人在上海，就这样把那几年一天一天地等了过去。
1960年，吴嫣出狱，夫妻二人才得以团聚。
【五】特殊时期里的那些年：一个人扛过来的岁月
吴嫣出狱之后，夫妻俩尚未喘过一口气，新的动荡便接踵而来。
特殊时期开始，程述尧与吴嫣都被划入了需要接受冲击的行列。
吴嫣每天被安排拿着扫把扫大街；程述尧被停发工资，每个月只剩十五元的生活补贴，交完房租所剩无几，只能一件一件地变卖家产，勉强度日。
1967年，他被告知欠下了两百元房租。
那时他穷得连儿子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都已经停掉了，只得东拼西凑把租金缴清，然而房东嫌他住在那里有碍观瞻，依然将他赶了出去。
无奈之下，他搬到了五原路137号一座私人住宅里，与人合租，在那里住了下来。
这段岁月里，程述尧始终保持着一种让旁人匪夷所思的乐观。
他被停了工资，照样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他被人拉上台去讲自己与两任前妻之间的故事当作谈资，他也不恼，讲得坦然，赢得掌声一片。
他的儿子后来形容他，是不仅顺受、还笑着受——就算事业彻底无从恢复，依旧能把积极的劲头传递给身边的人，和他相处，如沐春风。
1970年，工资待遇逐步恢复。
1972年，程述尧重新有了工作，骑着摩托车给各家电影院送胶片，虽是打杂，却至少有了寄托，有了收入。
在这段最难熬的岁月里，继女姚姚成了他生命里为数不多的温暖来源之一。
姚姚与程述尧不是亲生父女，她是上官云珠前一段婚姻里带来的孩子，程述尧与上官云珠分开之后，姚姚依然时常来看他，仍旧叫他"爸爸"。
程述尧也始终把她当作亲生的女儿来疼，叫她"宝贝"，有一次姚姚刚从他家里出门，他追出来大声叫住她，约定明天一起吃好吃的。
那些年，前妻上官云珠同样在外部冲击中承受着极为严重的压力。
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在上海坠楼身亡，终年四十八岁。
程述尧在自身同样深陷困境的处境里，无法公开表达任何悼念，只能把那份悲恸默默压在心里，再也没有散开过。
1971年的春天，程述尧带着姚姚和她的朋友骑脚踏车去郊外散心，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那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要走到尽头。
1975年，姚姚骑自行车经过南京西路，在禁止机动车驶入的时间段，被一辆重型卡车卷入车轮底下，当场罹难。
消息传来，程述尧惊声尖叫，久久无法平静。
这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在他最难的那些年里始终来看他的女孩，就这样永远地走了。
他的前妻、他的继女，先后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程述尧独自承受着这些，从来没有对人细说过。
而与此同时，他为之守候了多年、等待多年的吴嫣，在1980年前后，随着"潘扬案"的重新审理，终于迎来了平反的转机。
程述尧立即着手为妻子写材料，向文化局递交求助信，四处奔走，把一个花甲老人最后的气力，全部押在了这件事上。
1983年，吴嫣正式平反。
程述尧又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帮她追回了那些被没收的财产。
那一刻，他应该以为，接下来的日子，终于可以稳下来了。
然而，当吴嫣拿回财产的消息落定，当她重新打扮得体面光鲜地出现在他面前，程述尧凝视着那个他守候了三十年的女人，心里慢慢生出了一种说不清楚的预感——而当他翻开那些年来写给文化局的一封封求助信，看着那些渐渐枯瘦的笔迹，他突然意识到，他这一辈子为三个女人付出的所有，从来没有一次，是在等一个对等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