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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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城》2010年07期
作者：李世红

本文缘起于一个偶然的发现。由于对一些小资本家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日常生活发生兴趣，笔者陆续研读了上海一些老单位流出的废弃档案，其中的原始材料主要生成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一份上海溶剂厂S某的个人案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S某原是私营竞业化工厂业主，该厂一九五七年三月归并整一油厂，翌年九月整一油厂并入上海溶剂厂。一九五七年“整风”时，S某为整一油厂的供销科业务员。他的案卷中夹着—张表格，右上角印着“2”，只有一栏，顶部印着填写内容和要求，没有抬头，也没有印制单位和日期等信息。

为便于读者理解，兹将表中的内容完整抄录如下：

（1）高潮、大鸣大放言行

1、整风干劲不足，时常泄气。

2、过一日算一日，又说有职无权，要吃饭，没办法。

3、送礼中还有顾虑。

（2）参加整风学习后各阶段的表现开学阶段：

因为他有历史不清的问题，所以来报到时带有顾虑。填报到书时，亦问得比较清楚，因此在第一次小组会上，他就将其过去所作所为讲出来，以后似乎比较开朗些。

送礼阶段：开始讨论送礼、订指标时，他总认为自己熟人少，送不出，所以订的指标亦很低，而质量也差，有许多是组内同学的，是凑凑数，表现一般。该人在送礼阶段与右派 XXX一搭一档，对一般文化水平低的同学看不起，有知识分子清高。

反右阶段：在小组讨论论点时，长篇大论，语气软无力，又空洞。说理斗争大会上显得紧张，但据他自己说好像还恨不起来，在斗争XXX时，不愿上台驳斥。

结束阶段：交心尚能主动，完成指标较好，但质量一般。能主动帮助同学们检查挖根。自我检查能认真挖资本主义老根，认为自己经过管制不能乱说乱动，正（整）风没有啥好正（整）的坏思想，通过交心展览会交流，与同学帮助，能提高认识资本主义的危害性。

（3）自我检查要点：

除上述1、3二条没有检查外（但是一般问题），其余检查了，也没有新的补充。

显然，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整风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一张鉴定表。内容分三大块，其中第二块又分四个阶段。乍一看，笔者觉得“送礼”、“讨论送礼”这些字眼很是奇怪。

余生也晚，自懂事起，那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过去，但常识告诉我，我党历来反对“送礼”那套非无产阶级做派。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针对党政机关人员开展“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其中就有反贪污、反行贿的内容。然而值此“整风反右”的风口浪尖，这些人竟至大张旗鼓地讨论“送礼”，还要订指标，送得少、质量差的还要受批评，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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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其后夹着的一叠小纸片现身，单凭我个人有限的一点想象力恐怕无法破解谜团。小纸片一共七张，每张巴掌大小，顶上的一张淡淡地油印着两行手写字：“受礼底稿”、“徐汇区工业十二班”。下面的纸片有些也印着“大字报底稿”字样。逐条读完之后，恍然大悟：此所谓“送礼”，并非通常的人情往来，乃指以大字报形式对他人进行检举揭发。因其旨在帮助被检举者认识“问题”，以利“进步”，故美其名曰“送礼”。

真是不能不令人佩服：搞政治的就是有政治智慧，总能在运动中想出一些花花点子。想当初，正是在“帮助党整风”、“向党交心”的号召下，多少胸无城府的书生口无遮拦，直抒胸臆，结果形势急转直下，运动由“整风”而演变成“反右”。“整风反右”深人到基层后，多少人目睹前人飞蛾扑火，早已噤若寒蝉，于是主事者又出奇招：发动大家互相揭发，且名之为“送礼”。这一举可谓轻松突破传统道德的心理防线，经此一称呼，检举熟人、朋友就不再是陷自己于不义，相反还是做了好事，堪称君子爱人以德的表现。

笔者在感佩之余心生好奇：不知 “徐汇区工业十二班”是个什么班，“送礼”是否他们的独门绝招？

为了寻找个中线索，笔者将目光转向另外几批档案。巧得很，同一家单位的“反动资本家”沈×x（当时系整一油厂经理）案卷中居然也有一份同样制式的表格，并且前后完整，共三页，题为《工商界第一批整风学习人物资料》。所不同的是，沈表由本人亲笔填写，全部是自我总结的语气。相应栏目里填写的内容篇幅不长，兹抄录如下：

参加整风学习后，在各阶段中的表现：

开始来校学习时，思想上是存在着顾虑的，因在三期政校鸣放时期写了一封“关于股东垫款不应属于赎买范围定息处理，而应还本”寄给国务院，故认为这次整风反右自己可能做右派分子。在组内讨论尚能联系思想，暴露自己的看法，对相互帮助写大字报方面，开始时帮助别人不够露骨，后来亦能大胆提出。在反右斗争中驳斥右派宫论是较积极投入斗争，据理于（予）以驳斥。在自我检查中一般检查较全面，批判也较为深刻。

与S表比照，此表透露出来的运动程序明显有异：

第一，没有使用上述四个阶段的名称，只是用“开始”、“在组内讨论”、“在反右斗争中”、“在自我检查中”等说法含糊带过；

第二，从头到尾，不见“送礼”的影子。这是填表人为省事起见，有意略去不写，还是办第一批学习班时还没有这样的花头呢？

查《中共上海党志》得知，上海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对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分三批开展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参加整风的共四万四千六百五十八人。又据《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载，十月四日，第批参加市工商界政治学校整风的六千人开始整风学习，此后，在市、区各政治学校又进行了第二批、第三批。

上述“受礼底稿”署明日期为一九五八年五月，照此估算，S某参加的应是徐汇区分校的第三期。第三期与第一期在时间上相去八个月，中间隔着一个春节，每期为期三个月，考虑到含有第一批整风资料的案卷中始终未出现有关“送礼”的记录和实物，笔者推测，很可能这是运动推广到各区级分校以后才出现的噱头。

想想也是，能够参加第一批在市级政治学校整风学习的，总归是有些分量的人物，既然如此，学员间往昔的人际关系自然不可能十分密切，要他们相互“送礼”恐怕很难开展得起来。

再加上“实践出真知”，这一招数摸索成熟本身也需要时间。所以当运动推广到区级以后，一来已经有前面第一批的经验，二来更重要的是参加者之间相互熟悉程度大为增强，几乎可以说是熟人聚会，于是“送礼”也就大有其用武之地了。那么，送出来的“礼”都是些什么货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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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妨展示一下。

上述七张“受礼底稿”，开列着十三条意见或曰“礼物”，分别出自四人之手：王×、陈xx、乐xx、孙×。根据内容，这些“礼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批评受礼方不送礼，或启发受礼方给别人“送礼”，如：

（例1）你主张贴广告征求礼品。同志，这是要你送礼给朋友。

（例2）你以为你从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提别人的意见吗？是否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要不得，对你进步有影响。

另一类则是切实指出受礼方的错误言行或
思想，如：

（例3）你对这次整风认识不够，思想上有问题，你说对吗？

（例4） 整风干劲不足，时常泄气，造成不良影响。

显而易见，第一类并不是领导们想要的“礼物”，正如上引组织鉴定中所说，只是用来“凑凑数”的，“质量不高”。要说真正的“礼物”，第二类才是。然而从数量上看，第一类比第二类明显要多得多。

就制度设计来说，开展“送礼”主要是为了发动熟人互相咬。这可以从如下一份“礼物”得到证明：

（例5）在进入送礼阶段的第一天，你强调客观原因，接触面少，没有材料。真的接触面少吗？还是有顾虑？

既然如此，身处其中的政校同学心理状态便异常微妙。有些人竟直接以此作为“送礼”材料：

（例6） 你想等别人送礼给你，然后回送。别人不送，你也不回。大家相安无事，对不对？

（例7）你对引火烧身的决心不大，想等火烧身，怕引来的火太旺吃不消，是吗？

更有甚者，有人对他人心存戒备，疑虑重重，于是就对“受礼”人的心理素质先来一番敲打：

（例8）你对这次送礼多少有些顾虑，你害怕吗，还是攻守同盟呢；你不写别人，别人要帮助你呢！

所谓“帮助”当然是有特别含义的，相信读者不至于误会。不太好说的只是“送礼”人的用意：启发受礼人与人为善、让彼此都能全身而退呢，还是对人性感到绝望、教唆别人以攻为守？或是纯粹没话找话，为“送礼”而“送礼”？笔者感觉，恐怕还是没话找话的可能性大一些：“礼”送出去了，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同时又敲打了受礼人的神经——既“帮助”受礼人响应运动号召，又不构成对他的实质性伤害，可谓温柔敦厚，两面都有台阶。这展现了上海人的可爱之处，一种很实惠的处世智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上引组织鉴定中有“凑数”之语，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数”必须去“凑”？

确实，“受礼底稿”中留下了一个具体数据：

（例9）你认为本组送礼的2700张指标恐怕是空头，这是啥思想？

S某所在的小组编号为93。这句话存有两个未知数：一是小组人数，二是时间长度。上引参加市级第一批整风学习的沈 ×x案卷中，有一份小组发言记录（1957年10月14日）显示，其所在小组有十七人。以常情考量，一来区级政校的学习小组规模应该比市级的大，二来二千七百张指标平摊下来不应该有零头，由此笔者推断，这个第93小组极有可能是二十七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指标是一百张。

再来考虑时间长度，即这些指标究竟是一天的量，还是整个“送礼阶段”的总量。对此，有一个材料可以侧面印证。据《黄浦区志》的有关章节记载，该区工商业者五千二百零四人分三期参加整风、反右运动，贴出大字报五十五万多张。算下来，平均每人一百张有余。据此可以推知，当时订指标大概也就是每人一百张，多出来的应该是某些积极分子的贡献。黄浦区如此，徐汇区分校应该也差不多：

每人一百张的指标数应该是整个“送礼阶段”的总量。

S某认为二千七百张指标是“空头”，当然是一种务实的考虑。他解放前经营的竞业化工厂，在“五反”运动中被评为极为少见的“守法户”，其行事风格可见一斑。然而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不就是量化吗，这还不好办？

不就是摇摇笔杆子的事吗？说说人家的思想可以算一条：

（例10）你这次送礼没有在鸣放时大字报指标多，事实上证明你有顾虑，而你说要别人帮助你而你不帮助别人，这种思想要不得。

晾晾人家的讲话风格也可以算条：

（例11）你在小组会上帮助别人时讲话，都是一班（般）化官言（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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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形势的发展也就比老实人的估计迅猛得多。从七张“受礼底稿”的编号来看，除两张未注明日期外，其余最早的一张填写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编号为310- 312；然而，署于二十四日的一张底稿就编到了1214-1216。“礼物”总量很快就翻了两番，一天之内平均每人送出了三十三份。据此笔者推测，整个“送礼阶段”前后为期三天。

在此要提醒的是，当时幸好是一九五八年初夏，全国上下狂热的浮夸风还没有登峰造极。

试想，如果这个班晚办半年，到“大跃进”的高潮再办，每人需完成的指标恐怕就不止三天才“送礼”一百份了。

不过，尽管只是给每人订一百份指标，要完成也还是有一定难度。于是免不了有些人要把意见提到外组外班甚至外校同学身上去。王x×即是来自“杨浦区政校”的“送礼”者，他送给S某的“礼物”是：

（例12）你说，过一日算一日，这是思想消极的。

（例13）你厂合并“整一”，说有职无权，要吃饭，没办法。

这中间有一个背景：王××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该厂位于杨浦区，所以他参加的是杨浦区政校。此时他与S某虽不在同一家单位，但二人从解放前起一直都在油脂化工行业谋职，还曾一度共事，彼此间十分相熟。S某私营的竞业油厂在全市公私合营，清产核资中资不抵债，因政府“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政策，最后得以轧平资负，核准合营，同时保留了他的原职原薪。按常情他应“努力改造思想”才是，但如今却抱怨“有职无权”，散布“过一日算一日”、“要吃饭，没办法”等言论，岂不是对抗党的经济政策、公开表示对新社会的不满？

与前述十一条“礼物”相比，这两条才是“受礼”者日常生活中的活思想，有据可查、可以对质的。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王xx 何以要触人霉头，在“送礼”之前，他难道没有掂量过轻重？直至笔者往后翻完所有案卷才明白，原来这两条“礼物”的内容，S某在一年多前写的“管制分子汇报”里早就向组织上坦白交代过了。王x×如此郑重其事，还要从杨浦区政校送到徐汇区政校，其实也不过是翻翻旧账凑个数而已。

“送礼”过后是“反右阶段”。由于送出来的“礼物”往往可以成为划“右派”的依据，因此它们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重视。每张“底稿”上除了右上角的编号，还有两到三种笔迹的标注。有铅笔或蓝墨水钢笔作的校改痕迹及简单批示，较好辨认的是“改”，另有几个字笔迹潦草，不解其意；此外还有红墨水笔作的圈划和阿拉伯数字序号。这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底稿”曾被反复审阅、研读。

最终，S某被鉴定为“中右分子”，幸免沦为“右派”。也许他确实不曾有更加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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