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色经典”论》出版：为革命历史再叙事提供理论支撑

傅逸尘的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以“人民史诗”筑牢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思想根基，融合历史梳理、文本细读与理论建构多重研究方法，聚焦近年来接续涌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佳作，完成了从文本细读到理论阐释的深度探索。该书创新性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视域引入新时代文学批评，在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中建构新时代文学的理论话语，探索中国本土原创思想与理论的有效表达。

通过对新时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傅逸尘观察到，十余年来，一批格局宏阔、思想深邃、艺术成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继问世，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书写与表呈，体现出较之以往更加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傅逸尘将这股方兴未艾的文学潮动称为“革命历史再叙事”，一个“再”字，提示出新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动力。与创作的繁荣相比，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明显滞后。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单篇解读与作家作品论的层面，缺乏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亦未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当下创作的本质新变，新时代文学研究亟待理论创新。

《“新红色经典”论》对近年来勃兴的“革命历史再叙事”现象进行再阐释；进一步提出“新红色经典”的原创命名，以探讨新时代军事文学如何在承续传统基础上打开新的叙事空间。从对“革命历史叙事”文学史脉络的细致梳理，到对“革命历史再叙事”代表性文本的深入细读，最终落实到对“新红色经典”概念的界定和阐发。傅逸尘在层层递进中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既及时回应了“革命历史再叙事”如何赓续“红色经典”传统、实现叙事创新的时代之问，又在强烈的总体性观念和宏阔的世界性视野下，探索“新红色经典”创作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对话和影响世界的可能，进而为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开辟出新的理论空间和批评路径。

《“新红色经典”论》的第一章在回溯历史中揭示了“人民史诗的文学”兴起的思想根基、逻辑起点与历史渊源，为后续“革命历史再叙事”“新红色经典”等原创性概念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与逻辑必然性。在专著第二章中，傅逸尘仔细爬梳中国当代文学史，考察“革命历史叙事”的嬗变轨迹，还原了“革命历史叙事”在不同阶段文学生态下的核心特征与形态流变，从而为后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出场铺设了历史依据。

《“新红色经典”论》围绕新时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经验展开思辨与想象。在傅逸尘看来，因为有了兼具原创精神和属己性特征、融贯政治高度与哲学深度的思想精神的强大引领，“新红色经典”创作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叙事动能。

在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总体坐标之后，傅逸尘在第三章中展开了一场密集而富有生产性的批评实践，选取了《牵风记》《千里江山图》《英雄山》《乌江引》《惊蛰》等数十部代表性作品，从叙事策略、历史认知、人物塑造、语言形式以及审美意蕴等多重维度，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文本细读，从而印证了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突破了过往的固化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新的文学方法。比如，《牵风记》《坑道里的冲锋号》等作品凸显个体生命的感官经验，构建起极富人性关怀的审美向度；《英雄山》《乌江引》等作品聚焦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在叙事节奏与文学形式上亦有全新探索；《惊蛰》《捕风者》等作品巧妙融合崇高壮美的极端体验与平淡日常的生活图景，将“人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融为一体，让崇高精神扎根于人性的幽微之境，彰显生命的主体性与自觉意识……凡此种种，都确证了“新红色经典”创作延伸出了迥异于“红色经典”的、充满现代性意味的美学向度和文学经验，开辟出了新的题材内容、新的情感结构、新的思想空间。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傅逸尘的研究还触及并延伸至文本之外的国家、民族、时代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存在。他认为，新时代的创作主体虽未曾亲历过革命战争，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自觉将过往的“革命历史”同其后延续的“社会现实”融会为一个连续的时空整体进行思考和书写。创作主体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思想精神的传承，“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对当下的中国人民不但具有巨大的凝聚、鼓舞和激励作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新红色经典”论》的建构路径，始终保持着与文学现场和作家作品的血肉联系，既有理论的概括力，又不失文本的鲜活性。该书重新锚定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谱系与世界坐标，为“革命历史再叙事”创作搭建起具有前瞻性和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为“新红色经典”这一理想文学类型的生成敞开了可资追求的美学向度。这种召唤与引领的力量，正是理论话语之于创作实践最深沉、有效的支撑。

（作者系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

原标题：《搭建一种理想文学类型的阐释框架和美学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