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许广平默然相守,十年深情,临终吐露心事,戳中无数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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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①鲁迅、许广平著《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②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61年;③许广平著《最后的一天》,原载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第二卷第二期;④鲁迅著《死》,原载《中流》1936年第二卷第二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⑤《鲁迅全集》第十四、十五、十六卷(《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4年冬,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夜已深了。

鲁迅走到书架前,从中取出一套刚刚收到的《芥子园画谱》,翻到扉页,提笔写下了一行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写完,他把书递给了许广平。

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横眉冷对,写尽了世间的黑暗与虚伪。

可轮到面对枕边人的时候,藏着的那点柔软,偏偏从这十个字里漏出来了——十年,艰危,相濡以沫。

哀的不是苦,是明知苦,却仍旧甘愿。

他们一起走过的那十年,没有婚礼,没有仪式,外头的风言风语从没停过,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身边的风浪一年比一年大。

两个人就这样,在上海弄堂里默然相伴,深夜灯亮着,烟一根一根地烧。

很多人知道鲁迅是谁,却不知道鲁迅留给许广平的最后那句话究竟是什么。



[一]【那封第一次写给先生的信】

1923年秋,北京。

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

许广平那年25岁,剪短发,坐在第一排,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师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后来她在回忆里写:"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

就是这么个"黑影子",让她此后许多年都没能移开眼睛。

两年多下来,许广平一直听鲁迅讲课。

课上他幽默又渊博,和那张横眉冷脸的公开形象对不上——这反差,让她越来越看不够。

到了1925年春,女师大闹起学潮,起因是学生们要驱逐校长杨荫榆。

许广平是这场学潮里的骨干,积了许多疑惑和愤怒,就在1925年3月11日,提起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里直接说,先生您教了我们两年,有些事我不明白,有些事我不同意,想请教。

那个年代,这封信的写法算得上大胆。鲁迅当天就回了。

回信里直接称她"广平兄",没把她当晚辈看,论时局、谈教育、聊各自的困惑,笔调平等得像两个多年的老朋友。

就这样一来一往,两个人开始了通信。

到1929年6月,往来书信共计164封。

鲁迅从中筛选整理,删去了部分涉及时局批评的内容和他们之间过于私密的称呼,留下135封,于1933年4月以《两地书》的名义出版,封面由鲁迅亲自设计,定价一元,版权票上署的是"广平"二字——他把这本书的版权,留给了她。

鲁迅在序言里说:"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它的平凡罢。"

平凡,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意味。

两个人在信里谈的,大多是学潮、时事、各自在不同城市里的日常琐事,真正直白说情意的话并不多。

可偏偏读完整本书,越读越能感觉到那份深情——它藏在行文里,藏在鲁迅某次不经意说的"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这样的话里。

患得患失。这才是他藏起来的真面目。

在那些书信往来的日子里,两个人的感情悄悄越过了师生之间的那道线。

1926年的书信里,鲁迅写了这样四个字:"我可以爱。"

轻描淡写,却是他这辈子能说出口的最直白的承诺。

许广平后来说,读到那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二]【那段没有名分的相守】

1926年8月,北京政局动荡,鲁迅选择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许广平同车,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两人同车却分道,此后异地通信,成了《两地书》第二集里往来最密集的一段。

信里说的是各自工作上的苦、生活上的烦,说着说着就说到彼此,说到将来打算怎样。

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在国立中山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在那里任他的助教兼广州话翻译。

两人在广州白云路租房同住,正式开始共同生活。

同年10月,一起定居上海。此后直至鲁迅去世,上海是他们共同生活将近十年的地方。

这段关系,始终没有正式名分。

鲁迅早在1906年就被母亲以急病为由骗回绍兴,与朱安完婚——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包办婚姻。

婚后三日,他便离家,此后数十年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每月定期寄生活费,却再不曾真正共同生活过。

遇到许广平之后,鲁迅没有选择离婚。

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应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若给朱安一纸离书,等于要了她的命——朱安是旧式女人,出了这个门便无路可走,这个道理鲁迅心里明白。

于是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以"同居"的形式存在下来。

这两个字,是许广平自己后来的定义。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与许寿裳合著《鲁迅年谱》时,原本将两人关系写作"伴侣",许广平主动更正为"同居"——她不要旁人替她遮掩,也不需要任何人来美化。

外头有议论,冷的热的都有,两个人都知道,两个人也都不解释。

1929年9月,许广平生下了周海婴——鲁迅年届五十才得来的儿子。

鲁迅以"上海出生的婴儿"之意给孩子取名"海婴",海婴满百日时,一家三口去了上海春阳照相馆拍照留念,鲁迅在那张合照上亲笔题写:"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见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说,那是鲁迅难得一见的放松模样——抱着孩子,绷了多年的那股劲儿散了大半。

他对这个孩子的宠溺,平时深藏,偶尔透一点出来,却格外真实。

他写信给朋友,语气里藏着掩不住的喜气,偶尔也夹着"抱怨":"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

这种骂里带笑的话,是他最少防备时候的样子。

而他平日对许广平这一层情意,也是这个路数——从不直说,偶尔漏几个字,让她自己去读。



[三]【那些深夜未熄的灯】

上海的日子,表面看是烟火气的——弄堂里有邻居,厨房里有饭香,海婴在家里跑来跑去。

1927年10月到1930年5月,他们住在景云里,许广平后来形容那段日子:"景云深处是吾家",周边住着茅盾、叶圣陶,颇不寂寞。

1930年5月搬到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以内山书店职员名义迁入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最后的住所,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三年半。

大陆新村9号是一栋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22平方米,坐北朝南,幽静宜人。

推开黑色铁门,里头有个六平米左右的小天井,鲁迅曾在那里亲手种了夹竹桃、石榴、紫荆和桃花。

二楼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一张黑铁床,床顶挂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竹布绣花帐;南面一排六扇窗下放着书桌,窗玻璃上贴了彩色透明花纸,光线明亮又不会让稿纸被风吹乱;桌上有冯雪峰送的绿玻璃罩台灯,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送的雕北极狐玉石镇纸,一方有盖的小砚台,一支"金不换"毛笔插在瓷龟背上——这就是他生命最后几年伏案的地方。

就是在这张桌前,他写下了《故事新编》,写下了《且介亭杂文》,写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大陆新村这三年多,来往的人不少。

萧红和萧军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举目无亲,找上门来,鲁迅请他们吃饭,帮他们联系出版,让他们在文坛站住了脚。

萧红后来写《回忆鲁迅先生》,写他家"没有沙发,全是硬椅子",写他坐在那把破旧藤椅上琢磨稿子时的模样。

瞿秋白夫妇也在这里避过难。

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是常客。

那个小小的会客厅,是那个年代上海进步文化人最重要的聚散之地之一。

可鲁迅的身体,从他们定居上海之后就没真正好过。

肺结核的病根早年就埋下了,他自己说,这个病"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只是他一贯不爱声张,"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胃病、失眠、反复的低烧、气喘,加上多年高强度写作积下来的损耗,到了1930年代中期,这些毛病轮着来,换着折磨他。

鲁迅本人有记录的嗜好有三:抽烟、喝酒、吃糖。

萧红回忆,他家备有两种纸烟,便宜的绿听子是自己日常抽,贵的白听子留着待客——这就是他的日子,对自己将就,对别人大方。

许广平守着他,有时候夜里起来,看见书房里的灯还亮着,就知道他又没睡着。

她不进去打扰。

鲁迅不是那种愿意被人当着面心疼的人——他可以把最悲凉的话写进文章里,可以在论战中把对手骂得体无完肤,却不愿在枕边人面前流露半点软弱。

许广平懂得这一点。

她能做的,是把药默默摆在桌边,把那些来访的、催稿的、闲聊的人挡在门外,给他留出安静来写东西;是他失眠时不出声,等灯熄了再去睡;是第二天早上,看见他脸色不好,也只字不提,只是多做一样他爱吃的菜。

她记着鲁迅日常的菜谱和菜价,家里买糖的频率仅次于每日必买的"菜"——这些细到不能再细的事情,全都是她在操持。

鲁迅晚年几乎唯一的消遣,是看电影。

他写信给友人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

仅1933年4月迁居大陆新村到1936年病危前,就看了超过90场,差不多每周一场。

去看电影,他总是买最贵的座位,说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倒不如不去。

等海婴睡着了,两个人叫一辆出租车,穿上深色朴素的衣服,奔到影院,有时还叫上内山完造夫妇、萧红萧军一道。

1936年10月10日,鲁迅去世的九天前,他还撑着和许广平、海婴去上海大戏院看了苏联电影《杜布罗夫斯基》,日记里评了一个字:"甚佳"。

他后来说,这是"临死前的快意"。

每逢春节,不管多难,他总要带着海婴上楼顶放烟花爆竹。

有一年除夕,一家三口带了年夜菜,和冯雪峰在拉摩斯公寓一间窄屋里吃了年夜饭,吃完,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父子俩在冬夜的屋顶上,看着火花在黑暗里开了又灭。

他写给孩子看过的诗里有这样一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横眉背后,他是个极重情的人。

1934年冬,他把题了"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芥子园画谱》送给许广平,那年他们相守整整十年。

这两行字,是他留给她最公开的一次深情,刻进书页,永久留存。

许广平把那套书留了一辈子。

据《鲁迅全集》日记卷的统计,仅在最后三年里,他请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来看诊,次数超过150次,平均下来,几乎每周都要请诊一次以上。

这个病的重量,他独自扛着,很少对外声张,而许广平在旁边看着,也跟着扛。

那十年,鲁迅写信给萧军萧红,贺他们同居三年,信里说"我们是相识十多年,同居七年了",那个"我们",指的就是他和许广平。

两个人活在一起,各自扛着各自的重,没有花哨的仪式感,有的只是这样一种默契:他在灯下写,她在旁边守;他沉默着,她就不说话;他把那些怅惘藏进烟雾里,她就看着烟散,等天亮。



[四]【那个谁也没想到他会走的秋天】

1936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这一年,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

1月,日记里就写到"夜肩及胁均大痛";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

到了6月,他在日记里追述:"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

许广平后来写,那段日子鲁迅连下床都很困难,体重最低时只剩37.8公斤,伏案写作时,一声声压抑的咳嗽,让她听着就揪心。

期间,经好友史沫特莱介绍,一位名叫邓肯的美国医生来替鲁迅检查。

看完之后,这位医生说了一句话:胸膜里有大量积水,必须立刻抽掉,这样至少可以再活十年,不然的话,活不过半年。

然而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坚决反对,否认积水存在,说不需要抽取。

那时鲁迅仍倾向于信任一直为他诊治的须藤,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事情就这样搁置了。

拖了一个多月后,须藤才不得不承认积水确实存在,才开始抽取。

这个延误,日后成了周建人和许广平心中始终难以释怀的疑团。

周建人多年后曾专门写信给许广平,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许广平回忆,须藤后来所写的病历里,将治疗时间倒填提前,与实际治疗经过不符——这些疑点,两人终究没能查个水落石出。

进入10月,鲁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在走下坡。

他仍旧写作,把最后的气力都押在纸上,一边和周建人商量搬到空气更好的法租界去养病,这件事一直没能办成,病情不允许折腾了。

10月8日,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撑着身体去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青年画家白危记录了那天的情形:他穿着那件惯常的蓝长衫,已经褪了色,袖口还有污迹;头上一顶咖啡色呢帽,用了至少十年,歪歪斜斜地戴着。

展览现场的年轻人把他围住,问他近来可好。

他笑着说:"不好,不好。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话没说完,干咳了两声,把后半截话卷了进去。

10月10日,他撑着和许广平、海婴及友人去上海大戏院看了最后一部电影《杜布罗夫斯基》,日记里记的是"甚佳"两个字。

那是他留在日记里最后的电影记录。

10月17日,他白天还出了门。

下午和胡风一起去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帮鹿地解答翻译上的问题,走出鹿地家时,风乍起,牙医朋友奥田杏花碰见他,专门关照了一句:"鲁迅君,今天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别感冒。"

从鹿地家出来,他又拐进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与友人相谈,天黑才到家。

当天日记他亲笔写下,记了下午的全部行程,还把第二天18日的"星期"两个字预先填好,放在那里。

晚上,三弟周建人来了。

兄弟俩谈搬家、聊时局,兴头越来越高。许广平看着鲁迅这么久没有这么开朗过,不忍心打断,直到夜里11点多,才轻声催促。

周建人使了个眼色,这才告辞。那是兄弟俩最后一次长谈。

那一夜,鲁迅不能入睡。

凌晨,喘息突然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猛。

许广平被惊醒,找来应急的药,药下去没有效果。

天明,鲁迅撑起身,执意要亲笔给内山完造写一张日文便条,请他通知须藤医生来。

许广平见他喘得厉害,劝他口述由她代写,鲁迅不肯,每个字都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挤出来,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字迹已经凌乱到内山完造后来说"几乎无法辨认",却还是写完了——那张便条成了他的绝笔,潦草的日文,说的是"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内山完造接到便条,当即取消了原定上午10点鲁迅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安排,立刻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随后带着须藤五百三和石井政吉两位日本医生,直奔大陆新村9号。

须藤来时,鲁迅仍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

诊治报告里写下了这些字:跪坐呼吸,颜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短微,热度35.7度,脉细,120左右,时有停滞,两肺时有喘鸣……应急处置后,始渐归于良好。

周建人也赶来了。

许广平握着鲁迅那双越来越凉的手,几度对视,对视里只有沉默。

中午以后,病情再次加重,须藤每隔两小时注射强心针,同时输氧。

许广平悄悄问须藤,情况怎样,须藤回了她一句话,她听进去,却没有立刻让眼泪出来——那句话是:"过了今天就好了。"

那是1936年10月18日,一个谁也没料到会成为最后一夜的夜晚。

鲁迅与那十年里所有深夜的灯光,与那些来来去去的看客、论战、烟草和稿纸,与许广平并肩扛过来的所有岁月,正在走到最后的终点。

他心里藏着的那句话,就在这一夜漫长的沉默之后,在黎明将近的那一刻,从他喉咙里缓缓发出声来。

而那句话说出来之后,从那以后,每个读到这段记录的人,看到那里,眼眶都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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