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两子的费雯丽患精神分裂,命运与郝思嘉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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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费雯·丽百度百科词条、费雯·丽维基百科词条、劳伦斯·奥利维尔维基百科词条、《永远的乱世佳人:费雯丽》、中国作家网《费雯·丽:她的一生是句深情的叹息》、新浪科技《费雯·丽忌辰:被肺结核与躁郁症耽误的乱世佳人》、界面新闻《费雯丽:盛世美颜也留不住一生至爱》、知乎专栏《费雯丽:她是上帝的杰作,也是一只哀艳的疯蝴蝶》

1953年1月,斯里兰卡,派拉蒙电影公司片场。

一名叫费雯丽的英国女演员,在这里经历了又一次无法控制的精神崩溃。

片场陷入了停工状态。四下里的工作人员都退到了角落,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

派拉蒙公司随后向外界宣布换角,找来伊丽莎白·泰勒接替这个角色,而劳伦斯·奥利维尔从英国飞赴斯里兰卡,将费雯丽接回了伦敦。

那一年,费雯丽四十岁。

她的案头放着两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一座来自1940年的《乱世佳人》,一座来自1951年的《欲望号街车》。

她是影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英国女演员,也是同年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与奥斯卡影后的第一人。

在那个年代,全世界几乎没有人在公众视野里比她更光彩照人。

而在此刻,她独自待在伦敦家中,进行着漫长的恢复。

同年,一份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被送到了她面前。

这份诊断书在当时社会的语境里意味着一场必须被隐瞒的秘密——一旦公开,职业生涯、社会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将面临崩塌。

治疗方案,是电击疗法。

数轮治疗之后,人们在她的太阳穴上发现了灼伤的痕迹。

好莱坞方面当时还采用过另一种方式:将她绑在床上,裹在湿褥子中,让身体慢慢降温。

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她再次怀孕,再次失去了孩子。

这是她与奥利维尔之间第二次以流产告终的怀孕。

多份传记记录了她在清醒间隙里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我就不能得一种体面一点的病呢。"

这句话,说的是一个在全世界的镜头前始终维持着优雅体面的女人,面对自身处境时留下的一句轻声的、没有出口的注脚。

而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失去孩子、精神崩溃、被电击治疗、在隐瞒与痛苦之间艰难维持——与她在银幕上塑造的那个美丽倔强的郝思嘉之间,有着一种令人无法回避的、深入到命运骨骼里的重叠。

这个重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要从1913年11月5日,英属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的那一天说起……



【一】1913年,英属印度大吉岭,一个女孩的起点

1913年11月5日,费雯丽出生于英属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

原名薇薇安·玛丽·哈特利。

父亲欧内斯特·哈特利是不列颠印度军队的一名官员,母亲格特鲁德·鲁宾逊·雅克耶宣称自己是爱尔兰裔,据部分记载同时具有印度帕西人的血统。

1912年,父母在伦敦肯辛顿结婚,次年薇薇安在大吉岭降生。

大吉岭是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知名的避暑胜地,低矮的茶园绵延在山坡上,阳光充足,空气里带着一种轻盈的热带气息。

父亲酷爱舞台艺术,从小将这种热爱带入了女儿的日常生活里。

1917年父亲被调遣到班加罗尔服役期间,三岁的薇薇安在母亲所在的业余剧团上台,表演了一首儿歌《小波比》。

这是她生命里第一次站上舞台,也是一切的真正起点。

母亲格特鲁德刻意培养女儿的文学修养,让她阅读安徒生、路易斯·卡罗和吉卜林的作品,以及希腊神话故事。

在印度的那段童年,是费雯丽日后生命底色里最明亮的一块——灿烂的阳光、宽松的空间、艺术的氛围,以及父母对她天赋的认可和鼓励。

1920年,父母将六岁半的薇薇安送到了英国伦敦附近的圣心女修道院寄宿学校。

从印度的阳光下来到英国修道院式的严苛环境,这个转变对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落差极大。

薇薇安是整所学校年纪最小的寄宿学生,也是来自英属印度的极少数孩子之一。

她在那里学会了钢琴和小提琴,学习了英语和法语,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英式贵族教育,也逐渐学会了用一张镇定的外表面对外部世界——把不安和孤独收好,藏在里面,对外只呈现一张平静的脸。

这种特质,此后成了她整个演艺生涯以及私人生活里一个贯穿始终的底层模式。

寄宿学校里,她和后来同样成为女演员的莫琳·奥沙利文成为密友。

她曾悄悄告诉奥沙利文自己的梦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14岁时,父亲为她安排了贵族式的欧陆游学计划,她先后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生活和学习,熟练掌握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在学习戏剧的过程中涉猎了俄语。

这段游历经历拓宽了她的文化视野,也为她日后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之间来回穿梭打下了基础。

18岁时,她返回英国,成功通过考试,进入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

但仅仅读了一年,19岁那年,她嫁给了伦敦律师赫伯特·利·霍尔曼,随即辍学。

1932年12月20日,两人在圣詹姆斯教堂举行婚礼。

"费雯·丽"这个艺名,来自她从霍尔曼处沿用的姓氏"利",后来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将其英文化为"Vivien Leigh"并沿用。

1933年10月20日,她和霍尔曼的女儿苏珊娜出生。

女儿出生后不久,费雯丽将孩子留给了外婆和霍尔曼,自己重回演艺圈。

1935年,她在电影《欣欣向荣》中正式出道,同年出演话剧《道德的面具》,在伦敦戏剧圈里一鸣惊人。

《每日快报》的采访文章第一次在报端写到了她"表情改变得很快"这个特点,这个细节,此后被奥利维尔和许多与她合作过的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逐渐从一个观察变成了一个预警。



【二】1935年伦敦,遇见奥利维尔,和那本改变命运的《飘》

1935年,费雯丽在伦敦戏剧圈第一次见到了劳伦斯·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彼时已是伦敦舞台上声望最高的莎剧演员之一。

费雯丽见到他的那天,当场对同行的友人说:"总有一天我会嫁给这个男人。"

在场的人知道两人各有婚姻,将这话当作了一句笑谈。

但费雯丽没有当作笑谈。

1936年,两人在影片《英伦战火》的拍摄中建立了合作关系,随后在拍摄过程中相互吸引,开始了婚外的情感往来。

奥利维尔的妻子吉尔·埃斯蒙德和费雯丽的丈夫霍尔曼起初都不同意离婚,两人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期。

1940年,双方分别完成离婚手续,同年8月31日,费雯丽与奥利维尔在好友凯瑟琳·赫本的见证下,在美国圣巴巴拉正式完婚。

在等待离婚的那几年里,费雯丽读到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

她后来说,读完这本书,就觉得自己和书里那个郝思嘉之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血脉连接"。《飘》原著对郝思嘉外貌的描写是:下巴尖尖,腮帮宽宽,纯绿的眼睛不带一丝褐色,睫毛乌黑而上翘。

费雯丽的外貌与这段描写高度吻合,两人的父亲都是爱尔兰裔,母亲都有法国血统,这种相似细密到连制片人塞尔兹尼克都在信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她找到了美国经纪人麦伦·塞尔兹尼克——也就是《乱世佳人》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哥哥——将自己推荐给了剧组,从英国横渡大西洋,来到好莱坞,追逐这个她认定属于自己的角色。

这场选角在全美范围内进行,前后超过1400名候选人参与试镜。

从1938年2月大卫·塞尔兹尼克开始认真考虑费雯丽,到1938年12月10日她在洛杉矶完成正式试镜,到1939年1月13日塞尔兹尼克正式宣布由她出演郝思嘉,这中间的每一个节点,她都用最大限度的坚持和等待一一撑了下来。

塞尔兹尼克在给记者的信中写道:"斯佳丽父母是法国人和爱尔兰人。碰巧的是,费雯丽的父母也是。"

这句话后来成了影史上对于"命中注定"选角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注脚。

《乱世佳人》1939年上映后,评论界对费雯丽的表演赞誉密集。

评论家纽金特称她是影片的"核心",认为她在"外形和性格上完美契合角色,以至于难以想象其他任何演员能替代她"。

1940年第1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费雯丽凭借郝思嘉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女演员,也成为影史上将外形契合与演技深度同时做到极致的极少数演员之一。

奥斯卡评委会留下了一句评语,此后数十年间被反复引用:"她有如此的美貌,根本不必有如此的演技;她有如此的演技,根本不必有如此的美貌。"



【三】1944年,拍摄《凯撒与克里奥帕特拉》期间,第一次流产

郝思嘉的光环,在现实里并不能遮挡费雯丽身体里已经开始累积的裂缝。

《乱世佳人》拍摄期间,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已经让失眠开始困扰她。

1943年,她随军赴北非为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兵进行巡演,期间因持续咳嗽和高烧倒在了舞台上,被送回英国接受治疗。

1944年,她的左肺被确诊为结核。

经过几周住院治疗,病情表面上趋于稳定。

1944年春,她开始参与影片《凯撒与克里奥帕特拉》的拍摄,在片中扮演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

这是一个在外形和气质上同样高度契合她的角色——清冷、骄傲、在乱世里独自维持着某种女性尊严的形象。

拍摄期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摄影棚寒冷,戏服单薄,怀着孩子的她在抛光的拍摄地面上滑了一跤,失去了那个孩子。

根据维基百科费雯丽词条的记载,这次流产令她意志极度消沉,面对奥利维尔时情绪失控,会无故攻击对方,直到自己倒伏在地抽泣,然后对整件事毫无记忆。

这是她有据可查的第一次神经完全崩溃,而类似的崩溃,此后还会以越来越短的间隔反复出现。

早在1937年出演旧维克剧院版《哈姆雷特》期间,奥利维尔就第一次目睹了费雯丽在后台候场时无故情绪突变的情形——她对他尖叫,然后迅速平复,上台演出,次日对整件事毫无印象。

1938年拍摄《牛津风云》期间,她已经有了"难以相处"的名声,导演曾让经纪人警告她如果不改变行为将不续签合约。

这些早期迹象,在1944年的那次跌倒之后,终于开始以更清晰、更剧烈的形式显现出来。

1944年的第一次流产,是在肺结核确诊、长期失眠、拍摄过度消耗的背景下叠加发生的。

这几条线索在那一年里汇在一处,构成了费雯丽此后一生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基本底色:肺结核始终潜伏,躁郁症开始明显化,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打破的循环。

那一年她三十一岁,是银幕上最成功的女演员之一,也是一个正在从内部开始崩塌的人。

【四】1950年至1952年,《欲望号街车》:布兰奇与费雯丽之间的边界,一点点消失

1951年,费雯丽凭借电影《欲望号街车》再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奥斯卡奖杯,同年她还获得第1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次年正式获颁奥斯卡奖项。

加上1953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的英籍女演员,这段时间在荣誉层面是她积累最密集的阶段。

然而《欲望号街车》这部戏,从她进入排练的第一天起,就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消耗着她。

布兰奇·杜波依斯,一个活在幻觉里的南方贵族遗孀,神经质、偏执、脆弱,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个角色的心理结构,与费雯丽当时自身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呼应。

马龙·白兰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费雯丽美貌绝伦,但也有弱点,就像田纳西笔下那只受伤的蝴蝶。她和布兰奇是相似的,尤其当她精神恍惚时。"

费雯丽将布兰奇的紧张、愤怒和疯狂状态演得过于深入彻底,走下台之后无法真正脱离那种情绪状态。

她后来直接说过:"演这个角色让我发疯。"

她的经纪人回忆,那段时间她的状态极不稳定:"她的声音会突然变得冰冷刺耳,眼神尤其恐怖,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

而奥利维尔则观察并记录下了一个固定的发作模式——几天的歇斯底里之后,是一段时间的意志消沉,然后是彻底的崩溃,崩溃过后她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记忆,但表现出深深的窘迫和懊悔。

1952年,《欲望号街车》在纽约齐格菲剧院演出期间,评论家肯尼斯·泰南对费雯丽发出了负面评价,暗示她不过是演技平庸的美人而已。

费雯丽无视所有正面评价,唯独对泰南这一条耿耿于怀,由此引发了又一次崩溃。

她越来越无法承受任何形式的否定,而这种脆弱与她在公众面前维持的那副坚不可摧的形象之间,构成了一种几乎无法维系的拉锯。

那段时期,奥利维尔留下了一句被多份传记引用的话:"问题还不仅在于我要活下去,我担心我会杀了她。"

他开始越来越长时间地离开家去参加巡演,试图在这种物理上的距离里喘一口气。

躁郁症、肺结核、角色引发的心理消耗、以及婚姻里日益积累的张力——这四条线在《欲望号街车》结束后,已经把费雯丽的生命结构拉到了一种极度紧绷的临界状态。

而接下来,1953年发生的那一切,是这些张力的集中释放,也是她此后十余年里整段命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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