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著）、《考辨：张辉瓒到底该杀不该杀》（马沈、张秀芬）等相关党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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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冬天的阴云把天色压得很低，寒气沿着地面铺散开来。
东固区苏维埃政府那天召开了一场公审大会，参加人数超过三千，从四面八方的村庄赶来，把会场挤得密不透风。
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外围，妇女把孩子抱在怀里，更多的人从头天晚上就出了门，摸黑走了十几里路，只为亲眼见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张辉瓒，国民党陆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第一次"围剿"前线总指挥，被捆绑着押上了公审台。
台下的人群不断向里涌，叫骂声、哭声、诉苦声层层叠叠地往上涌。
有妇女大声哭喊着亡夫的名字，有老人说话说到一半开始颤抖，说不下去，有人攥紧了拳头，只是死死地盯着台上那个人。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把整片旷野都填满了。
张辉瓒站在台上，脸色铁青。
他环顾四周，把每一片人群都扫过去，随即猛地转身，扯开嗓子，拼尽全力嘶吼出一句话——"润之！润之！救我！"
"润之"，是伟人的字。
这一声呼喊打破了那一瞬间所有的嘈杂，让现场短暂地沉了一下。
随即又是更高涨的愤怒声浪。伟人不在场，没有任何人回应这声呼喊。
一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中将，在万人面前，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喊出了他这辈子最徒劳的一句话。
【一】一个湖南人的三十年：从长沙到龙冈
张辉瓒字石侯，生于1884年或1885年，湖南长沙县安沙镇人，出身地主家庭。
但无论哪个版本，他都比伟人大了整整八岁。
家里有钱，才能读好的学校。
张辉瓒先后就读于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和保定北洋军官学堂，1908年考取公费，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1911年5月毕业。
这条教育履历，在民国那个年代的军界算得上顶配——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将领，放在任何派系里都是有分量的人物。
1912年，他回国之后，先在湖南都督府做了一段时间参谋，随后被聘至北京军需学校，任总队长兼军事学教员，期间又赴德国进行短暂的军事考察进修。
两年后归国，赶上了反袁世凯的浪潮，他公开参与在天津的反袁活动，遭到袁世凯政府通缉，只好撂下职务，潜逃回湖南，投入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
1920年，张辉瓒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驱张运动"——这是他与伟人之间最真实的交集节点之一。
驱张运动是一次国共两方都有人参与的历史事件，彼时伟人正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积极推动这场运动，张辉瓒则以湘军将领的身份在军事层面参与其中。
两人都在这件事上出了力，但各自身处不同的领域，说是共同参与、却未必有深度往来。
后来在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期间，伟人曾在湘军中作过一次演讲，张辉瓒在场听讲，由此形成了双方的一次正面接触。
仅此而已。
这点旧识，撑不起多少情谊，却在多年后变成了张辉瓒在生死关头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驱张运动之后，张辉瓒进入谭延闿的体系，1921年任湖南第四混成旅旅长、湖南警务处长，后出任湖南第九师师长。
1924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
1928年10月，第二军缩编整合为第十八师，张辉瓒任中将师长。
这一路走来，军职升得不慢，但他这个人身上真正让普通百姓记住的，不是他的军衔，而是另外一个绰号——"张屠夫"。
1929年，张辉瓒随鲁涤平入赣，出任南昌卫戍司令。
这段时间里，他在南昌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仅1929年一年，死在他直接或间接命令下的人就超过一千。
南昌市民因此给了他这个称号。
一千条人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是一千个各有名字、各有家庭的具体的人。
这笔账，记在那些活下来的人心里，一分一毫都没有忘。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腾出手来，调集10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任命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接令之后，说了一句话："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
这句话，他后来兑现了后半句。
率第十八师进入东固之后，张辉瓒下令部队以"打进东固山，金子银子用箩担"为激励口号，一路纵兵烧杀抢掠。
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医院、农工银行，见到就烧，一概烧毁。
他甚至下令，东固地区凡是十岁以上男女，格杀勿论。
百姓的房子，不问青红皂白，点火就着。粮食衣物，见到就拿。逮到人，扣上"共匪"帽子就杀。
这些暴行，把整个东固地区的民愤堆积到了临界点。
但张辉瓒不在乎这些。
他在意的，是消灭眼前这支被他判定为不堪一击的红色队伍，是完成蒋介石交下来的任务，是在这场"围剿"里立下功劳。
他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龙冈。
【二】龙冈这个"锅子"：一个战略口袋是怎么扎好的
龙冈，属江西省永丰县，位于永丰、吉安、兴国三县的交界处。
四面山峦重叠，中间孤江自南向北穿流而过，冲积出一块狭长的盆地。
当地群众有个形象的说法，管这个地方叫"锅子"——四面都是山壁，底下是凹进去的平地，一旦困住就出不来。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天然的伏击场，进去容易，出来难。
1930年10月底，蒋介石10万大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逼近的时候，红一方面军总兵力大约4万人，下辖两个军团。
红一军团总指挥朱德，辖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林彪）、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后由罗炳辉代）等部队；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辖第五军、第八军等部队。
双方兵力对比，大约是十万对四万。
装备对比就更悬殊了——国民党军有飞机助阵，有炮兵，弹药充足，制服整齐；红军这边，很多战士用的还是土枪、长矛，子弹数着用，连一部像样的通信电台都没有。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伟人在江西新余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这次会议上，伟人提出了四个字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
具体的部署是：红军主力主动放弃大片苏区，向苏区腹地退却，让国民党军追着走，追到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的山区纵深，在补给线拉长、兵力分散之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薄弱的一路，先打歼灭战。
这个方针，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服的。
放弃地盘就意味着百姓要跟着受苦，要承受"红军逃跑"的质疑，心理压力极大。
伟人在会上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六个有利和不利条件，从苏区军民的支持基础，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可行性，逐条讲清楚。
对担任诱敌任务的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他反复叮嘱的话也很有名："在诱敌深入期间，只许吃败仗，绝不允许打胜仗！"
这句话听起来匪夷所思，背后的逻辑却很清晰：打了胜仗，敌人就会停止追击，就不会继续深入，口袋就扎不起来。
任务就是要让敌人追，让他们放心大胆地跟进来，追进我们选好的地方再打。
从11月5日前后，红军主力从袁水流域东渡赣江，陆续向苏区北部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国民党各路部队在追击过程中屡遭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袭扰，前进速度越来越慢，粮草补给越来越困难，各师之间的间距越拉越大，协调越来越难。
12月1日，红军主力全部退入苏区腹地——宁都县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秘密待机。
12月中旬，红军在小布一带两次设下伏兵，等候谭道源第五十师，但谭道源迟迟按兵不动。
伟人当机立断，目标西移——转而抓住张辉瓒第十八师的战机。
12月29日，情报传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共约9000余人，已离开东固，向龙冈方向行进，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
这个决定，是张辉瓒自己作出来的。
彼时谭道源第五十师已发来求援电报，部下建议在龙冈多等一天，等第二十八师和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汇合再行动。
张辉瓒否定了这个建议，他的判断是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不足为虑，决定次日清晨径直向君埠方向推进。
这个判断，要了他的命。
12月29日当晚，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孤军深入龙冈的消息，立即调整部署。
伟人和朱德下达命令：红三军（部分兵力）担任正面迎击，红十二军从侧后展开，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切断龙冈之敌与东固、因富方向的联系，阻断一切增援通道，形成完整合围。
各部队连夜秘密行军，向龙冈方向集结。
12月30日拂晓，龙冈地区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
伟人和朱德从君埠街出发，登上海拔430米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
借着漫山的浓雾，红军各部按照预定部署，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伏击阵地。
上午9时许，大雾逐渐散开。
红三军第七师正面，张辉瓒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先头部队大摇大摆走进了小别附近地区，迎头撞上了埋伏好的红军。
战斗从上午9时开始打响。
张辉瓒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先以两个团、后以四个团的兵力向红军阵地多路猛攻，但每一次都被击退。
中午12点，红十二军突然从第五十二旅的左侧后方发动攻击，五十二旅旅长戴岳急电向张辉瓒求援，但张辉瓒派出的增援团推进不到两公里就被阻断，无法加入第一线。
他急令东固的第五十四旅驰援，又被红军地方部队截住，动弹不得。
下午4时，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对第十八师主力的完整包围，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总攻。
第十八师警卫营见大势已去，集体缴械投降。
战斗打到傍晚，全歼张辉瓒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余件，还有一部电台——这台电台的收报部分被红军战士出于愤怒砸坏了发报机，只剩下"半部"能用，却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后来被称为"半部电台"起家的典故就出自龙冈。
旅长王捷俊被俘，旅长戴岳混入伤兵堆里侥幸逃出，向南昌溃逃。
张辉瓒本人，情急之下脱掉了中将制服，换上了一件士兵的衣服，坐着轿子想往万功山方向逃。
但那件衣服尺码明显太小，套在他身上显得极为滑稽，将军呢裤根本来不及换，就这样露在外面。
他跑到龙冈以南万功山主峰旁，找了一个约一人深的土坑，钻进去躲着，打算等战火平息再设法逃回东固。
还是被找到了。
搜山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个藏在土坑里的人。
张辉瓒谎称自己是书记官，当场被一旁的国民党俘虏兵拆穿——平日里克扣军饷的师长，自己的士兵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个被自己部下揭发的细节，很能说明一些东西。
这是1930年12月30日，龙冈大捷。
鲁涤平事后向蒋介石报告："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未还。"
【三】活捉之后，伟人见了这位"旧识"
张辉瓒被五花大绑押往龙冈街的路上，他自己从前的士兵冲上来，扇了他几个耳光，骂他克扣军饷、压迫士兵。
这个场面，他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朱德赶到龙冈街，制止了混乱，命人给张辉瓒松绑，随后严正责问他率兵侵犯根据地的罪行。
张辉瓒这时候的态度还相当傲慢，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认罪，而是开口问能拿多少钱把自己换走。
这话一说出来，朱德直接驳斥：红军不是绑匪，不做这样的生意，要在人民面前公审他。
张辉瓒一听到"公审"两个字，脸色立刻变了。他太清楚自己在东固和南昌留下了什么。
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伟人得知捷报，迅速从黄竹岭指挥所赶来。
路上，到处是欢呼奔走的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活捉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的喊声从山谷里不断传来。
张辉瓒在北伐时期与伟人有过数面之缘，两人同为湖南人，见面是认得的。
他一见到伟人，立刻换了一副姿态，假意敬礼，想拿旧识情分当护身符。
伟人见了他，问了他很多关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问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俘虏政策，然后席地而坐，与他谈了一阵。
伟人当时说过一句：诸葛亮擒孟获敢于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伟人的意思很清楚：不杀。
朱德的想法走得更远，事后他提议让张辉瓒去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训育系当教员，充分利用这个人的军事专业知识和在湘籍军界的旧有关系。
这些考量，都有其实际的政治逻辑。
张辉瓒是活着的国民党中将，是第一次"围剿"的前线总指挥，他的被俘对国民党的士气打击已经足够大。
活着的张辉瓒，还可以用来进行谈判、策反，可以成为一张可以打出去的牌。
伟人下令，好生看管张辉瓒，将他移交地方政府妥善关押。
负责看管工作的，是何长工。
这个"好生看管"的安排，看似已经给这件事定了基调。
但伟人和朱德都低估了另外两件事：一是东固地区群众情绪积压的深度，二是一场政治风潮带来的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各方的手早已伸向这件事。
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在汉口得知丈夫被俘，急得坐立不安，四处托人打听，辗转赶往上海，找到中共地下联络渠道，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丈夫。
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等湖南军政要人，从公从私都派出代表向中共方面传递信息，要求不要杀张辉瓒。
蒋介石开出了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愿意通过谈判将第十八师未上前线的第五十四旅整旅投降红军，释放关押在白区的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银行联合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20担西药及其他枪支弹药。
这是极为优厚的条件，说明蒋介石对张辉瓒的重视程度之高，也说明他对这件事所带来的政治损失的评估之重。
为此，蒋介石责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专程赴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进行了郑重研究，决定同意就张辉瓒问题展开谈判。
周恩来派出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中央特科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王信一赴南昌，并安排通讯员向中央苏区传递信件，送给朱德，内容是：做好放回张辉瓒的准备。
通讯员出发了。
但在那个年代，从上海到赣南苏区，山路迢迢，信件传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通讯员在赶路，那封信在路上，而苏区的局势，并没有等信到达。
【四】公审大会：一场失控是怎么发生的
1931年1月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中共中央取得主导地位，其影响随即向各苏区延伸。
这场政治变化，给当时苏区的决策环境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改变。
东固地区，张辉瓒还在被看管。
他本人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来。
伟人说过不杀，上面还在谈判，他觉得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被关上一阵子。
这个判断，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他对苏区内部的民间情绪的严重程度，估计得远远不足。
东固群众对张辉瓒的仇恨，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早在龙冈战斗结束之前就已燃烧。
张辉瓒进入东固时下令"打进东固山，金子银子用箩担"，部队在东固烧杀了整整三天，苏维埃政府被烧、学校被烧、医院被烧、农工银行被烧，无数平民惨遭迫害。
当地百姓亲历了这一切，每一个被毁掉的家庭都是具体的伤口，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的，全都压在心里。
张辉瓒被捉之后，群众想亲眼看到他受审的呼声，从一开始就有，而且越来越强烈。
更复杂的是苏区内部的另一层情绪。
1930年12月初，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东固爆发了"富田事变"。
这场事变的核心是肃反扩大化，红二十军的一批人和东固地区的不少老革命，因为各种原因被错杀。
这笔账让当地群众积怨极深。
龙冈大捷固然提振了人心，但随即又有新的情绪涌上来：那么多本地的老革命死了，放着一个两手沾满血的国民党中将却还活着，这个说法在苏区民间传得很广，让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
群众中甚至流传出一句话："伟人主张不杀他的老乡张辉瓒。"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准确，都在民间情绪的发酵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月15日正式在宁都小布成立，而东固地区群众情绪的紧绷，迫使领导层不得不认真考虑对张辉瓒处置问题的新方案。
何长工是负责看守张辉瓒的人，他察觉到东固局势的严峻程度，去找伟人汇报。
他的判断是：张辉瓒在东固民愤太大，不公审恐怕压不住，但公审可以，绝不能杀。
伟人听了，再三叮嘱：一定要多带红军战士到场，一定要做好安全保障，绝对不能出事。
何长工也向伟人建议，此事他自己不宜出面，由何长工代为去做说服工作。伟人同意了这个安排。
于是，一场公审大会的计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定了下来。
1931年1月28日，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宣布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张辉瓒进行公开审判。
消息一出，四面八方的群众开始往东固聚集，来的人数远远超出了预计——老人、妇女、孩子，有从十几里外摸黑走来的，有从头天晚上就上路的。
每一个赶来的人，都带着自己家里的故事，带着压了很久的那口气。
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按照伟人的部署，围在张辉瓒周围布防。
台下人潮涌动，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随着被张辉瓒的部队迫害过的百姓逐一上台控诉，现场的情绪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加。
每一份控诉都比上一份更具体，每一个细节都让台下又爆发出新一轮怒吼。
那些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有人的家就在东固，有人的战友死在龙冈战斗里——要他们把感情完全隔绝在职责之外，几乎做不到。
就在这个时候，张辉瓒猛地转过身，用尽最后的力气，朝人群里最可能有回应的方向嘶吼——
"润之！润之！救我！"
会场短暂沉默了一瞬。
没有人回应。
没有人回应的原因只有一个：伟人不在场。他按照何长工的建议，没有出面。那个可能让局势改变的人，不在那里。
而那封从上海出发、带着"做好放回张辉瓒的准备"的中共中央指令的信，此刻还在通讯员手里，还在进入苏区的山路上……
何长工在台下竭力周旋，但一旦情绪的闸口打开，这场面已经不是几个人的努力能够挽回的了。
愤怒的群众突破了人墙。
张辉瓒，在那一天，走到了他命运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