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郑庭笈》词条、人民网党史频道《郑庭笈：浴血驱倭英名著》、腾讯新闻《周恩来关心国民党战犯的家庭生活》、抗日战争纪念网《郑庭笈》、《功德林纪实》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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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北京，德胜门外。
天色阴沉，北风挟着寒气从城墙豁口灌进来，刮得路边枯枝哗哗直响。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里，一百多人正屏息端坐，黑布棉衣裹着一个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身形，腰背挺得笔直，眼神却藏不住那种多年积压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
礼堂正中，横幅悬得稳稳当当——"特赦战争罪犯大会"。
左侧一条："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侧一条："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两句话搁在一块儿，就是这个特殊场合的全部基调。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上台，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名单。
第一个：杜聿明。
第二个：王耀武。
第三个：曾扩情。
第四个：郑庭笈。
坐在台下的郑庭笈，那一刻整个人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呆在原地，没有动。
他后来自己说，他以为自己听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反应过来之后才站起身，腿还在发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台上传来了一个声音，让他更加没有料到。
发言的，是他的女儿郑心楠——一个当时正在北京第12中学念书的孩子，代表特赦战犯家属上台发言，说爸爸回家以后，家里人要继续监督他的思想改造，让他彻底改恶从善，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
郑庭笈听着，眼眶就慢慢热了起来。
孩子在台上说的话，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措辞和腔调，可他听得出来，那是个孩子对父亲最朴素的期盼——爸爸，回家吧。
只是，郑庭笈心里清楚，这个"家"，此刻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悬在半空里的词。
就在特赦的前一年，他和妻子冯莉娟，已经正式办了离婚手续。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这件事，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然而仅仅十天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通知——有专车来接，送他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出席一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宴会。
郑庭笈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快速后退的北京街景，心里头百味杂陈，完全猜不出，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
【一】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重生"
要说清楚郑庭笈这个人，得先从他年轻时给自己取的那个号说起。
1905年，郑庭笈出生在海南文昌县文教镇美竹村，普通农家，没有什么背景。
在家乡和海口读完书，1925年，20岁的他跑去广州，一头扎进了那个年代最热闹的地方——黄埔军校，考上了第五期步科。
两年后，1927年8月15日，他在南京参加毕业典礼，从此踏上了军旅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年轻时候的郑庭笈，在军队里算不上最出挑的那一个，但打仗这件事，他是认真的。
真正让他扬名的，是1937年的忻口会战。
那一年抗战全面爆发，郑庭笈跟着部队去了山西。
他那时候是第14军第10师第59团2营的少校营长，职务不高，可打起来一点不含糊。
忻口会战里，日军以重炮配步兵猛攻，战壕里全是白刃肉搏，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麟都战死在此。
郑庭笈率部死扛，冲锋在前，结果被日军炮弹炸中，身中数弹，伤势极重，全靠卫兵们拼了命把他从阵地上抬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从鬼门关摸了个来回，郑庭笈给自己取了个号——"重生"。
这两个字，既是对那次死里逃生的纪念，也像是一句无声的自我提醒：命已经用掉一次了，剩下的，得好好用。
养好伤，他又回到了战场。1938年，武汉会战，他已经升任新编陆军荣誉第一师四团团长，负责长江南岸湖北阳新的守卫。
日军集中兵力猛攻这一段阵地，炮火把地皮都翻了个遍，郑庭笈主动立下军令状，率部坚守三天，硬是把日军逼了回去，凭此拿到了一枚云麾勋章。
荣誉第一师后来编入第五军，郑庭笈调任第三团团长。
到了1939年底，更大的考验来了——昆仑关战役。
这一仗打在广西宾阳县，日军的意图很清楚：攻下昆仑关，切断中国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的国际补给线，把中国困死。
为了守住这条生命线，国军投入了精锐的第五军，郑庭笈就在里头。
昆仑关的正面攻坚由第200师戴安澜负责，界首高地是日军最要紧的据点，也是最难啃的骨头——第200师先后四次强攻都没打下来。
就在这个当口，杜聿明把郑庭笈的第三团调了过来，归第200师指挥，协助攻打界首高地。
12月28日晚上，郑庭笈率部连夜发起强攻。
那一仗打得极为惨烈，他的团九个步兵连，七个连长全部伤亡，在他身边亲自观战的司号长李均也中弹牺牲。
郑庭笈没有退，一直在第一线组织战斗，命令突击队用手榴弹逐个清除日军的火力点，熬到29日上午，终于把界首高地拿了下来。
还有另一件事，让郑庭笈在那场战役里留了个大名。
就在强攻界首高地之前，郑庭笈在阵地巡查的时候，用望远镜扫到九塘公路边一大片草地上，有一群日军军官正聚在一块开会，人头密密麻麻。
这个机会，他没有放过，立刻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配合迫击炮集中火力猛打——炮弹准确砸了下去，日军军官死伤一片，狼狈溃散。
日本"钢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就是在这轮炮击中，于12月24日伤重身亡的。
中村正雄一死，震惊了日本朝野。国内报纸大篇幅报道，郑庭笈这个名字，也就此传了出去。
【二】从缅甸到被俘，一个男人的半生起落
昆仑关那一仗结束没几年，郑庭笈又跟着部队走进了更深的险境。
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两国一再催促中国出兵缅甸，中国远征军就此成军。
第五军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入缅，师长是戴安澜，时年37岁的郑庭笈担任200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随行出征。
缅甸的仗，比想象中更难打。
进入缅甸之后，200师迎头碰上了日军精锐，同古保卫战就此打响。
日军兵力是中国军队的三到四倍，郑庭笈和戴安澜一起指挥官兵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线，以一万来人的兵力，硬生生扛住了日军的猛攻，坚守了整整12天，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延误。
这一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打出的第一个硬仗，也打出了200师的名气。
只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军防线崩溃，远征军全局陷入被动，撤退的命令下来了。
200师负责断后。日军疯狂追击，把200师层层包围在缅甸丛林里。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戴安澜在指挥撤退中被日军机枪扫中，伤重不治，在1942年5月26日壮烈殉国，年仅38岁。
戴安澜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将部队带回国，让战士们平安回家。
郑庭笈接过了这个担子。
他指挥残部，在日军的重重包围里强行突围，1942年6月2日，冲破日军最后一道防线，把200师的人马带了回来。
这一战，后来被称为"郎科大突围"，也让郑庭笈的名字，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史里都留了一笔。
抗战胜利之后，郑庭笈先后担任多个职务，到了1947年秋，升任第49军中将军长，加入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奔赴东北战场，卷入了更大规模的内战漩涡。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廖耀湘兵团被东北野战军合围于辽宁黑山一带。10月28日，郑庭笈被俘。
从昆仑关到缅甸，从同古到郎科，他把最好的年华和最硬的本事，都押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然而在另一场战争里，他输了。
这一输，就是十一年。
【三】功德林岁月：将军管澡堂，海南话要了大家的命
1948年10月28日被俘之后，郑庭笈先被关押在东北。
1956年5月，他和一批国军战犯一起，被集中转押到北京，正式进入了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所谓"加速改造"的阶段。
他进大门的那一刻，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座正规的监狱。
功德林的前身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座佛寺，清末朝廷在此设了"京师习艺所"，民国年间几经改建，变成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1949年之后，这里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改造之所。
郑庭笈往里一看，几乎认识的人都到了：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原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第12兵团司令黄维、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往日各个战场上的老冤家、老同袍，如今全在一面高墙之内，穿着同样的黑布棉衣，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
王耀武私下里跟人说过一句话，后来广为流传："都来了，恐怕连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也不见得到得这么齐。"
功德林的日子，日常规律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农忙季节还会去北京郊外的秦城农场干活。
一百多个将军，早上出操，白天挖坑、种菜、做衣服，晚上开会写检举材料，互相批评、互相揭发。
管理方给他们分了学习小组，郑庭笈被分到第八组，担任组长，附带还有一个"额外任务"——兼管澡堂。
管澡堂这件差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郑庭笈是海南人，一口浓重的琼腔，普通话说得稀里糊涂，偏偏"洗"这个字，从他嘴里出来，不折不扣地发成了"死"音。
于是每到洗澡时间，郑庭笈就站在胡同口摇着铃，扯开嗓门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完第二组'死'！一组一组来'死'！"
一帮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就被这个声音早早催起来，跌跌撞撞往澡堂走。
开头还有人强忍着没吱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四面八方冒出骂声："你要'死'就自己先'死'！""我们还不想死呢！"
郑庭笈不恼，一口海南腔继续往下喊，丝毫不乱。
这个场面，成了功德林里难得的一件乐事，到处流传，谁提起来谁乐，偶尔也让那段沉闷压抑的岁月，透出一点烟火气来。
除了管澡堂，郑庭笈在劳动上也没偷懒。
他体力好，被分配去挖大土坑，三天之内完成一半进度，在战犯里算挖得快的。
功德林管理方的方针，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并重，郑庭笈对这两件事都认真配合，没有黄维那样的顽固劲儿，一步一步把材料写下去，把检举写下去，把历次战役的亲历经过也一笔一笔交代下去。
1956年搬来北京之后，有一件事让郑庭笈格外高兴——为了方便家属探视，妻子冯莉娟带着五个子女也跟着来了北京。
这让他成了功德林里少数能定期见到家人的战犯。
冯莉娟有时候来探视，带着孩子，带着消息，也带着外头的生气。
郑庭笈说过，他在功德林的生活，跟以前在军队里的状态其实没差多少，以前是常年在外打仗，生死不定；现在是常年在这里改造，衣食无忧。
两相比较，有时候觉得，现在这日子，说不定还更踏实一点。
然而就是这种相对平稳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事——冯莉娟来了，带来了她这些年一直没说完的苦楚。
【四】那一年，冯莉娟来了，带来了一张离婚协议
郑庭笈和冯莉娟的故事，放在那个乱世里，说起来既平常又不平常。
冯莉娟十七岁嫁给郑庭笈，从此跟着他到处跑，他上战场，她在后方带着孩子等。
等得心惊胆战，也等出了一种浑身是胆的底气——1942年缅甸那一仗，远征军与国内失联，政府发出了阵亡通知书，冯莉娟收到了丈夫的"死讯"，却死活不信。
她独自一人从南京出发，辗转昆明，一路打听，赶到了中缅边境保山，恰好碰上了撤回来的200师——她就知道，郑庭笈没死。
夫妻在边境重逢，此后的感情，更深了几分。
1948年郑庭笈被俘，冯莉娟手里还攥着一张可以去台湾的船票。
很多国民党军官家属都走了，冯莉娟没走。
她在广播里听到了郑庭笈的声音——被俘之后，郑庭笈受组织劝说，亲自在哈尔滨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封信，劝妻子不要去台湾，共产党已经承诺会让他们团聚。
冯莉娟把那张船票收了起来，留了下来，带着孩子和婆婆，在大陆等着。
这一等，就等到了1953年。那年组织安排家属探视，冯莉娟带着六岁的儿子郑心校，从海南辗转到绥化，和郑庭笈隔着岁月重新站在了一起，两人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同一句："你受苦了。"
可苦，并没有到头。
1956年，冯莉娟带着孩子们跟到了北京。
战犯家属的身份，让她们的日子越过越难——找不到愿意录用她的单位，孩子们上学受到波及，一家人的开销全压在冯莉娟一个人身上。她撑着撑着，终于撑不住了。
1958年，她去功德林探视，把这些年的处境如实说了。
郑庭笈听完，低着头坐了很久，一句话没说。最后，他点了头，答应离婚。
他知道，妻子这些年独自扛着五个孩子，已经把能用的力气都用完了。
他在里面什么也做不了，离婚，至少能让她和孩子们少受一点牵连，少一顶压着头的帽子。
就这样，1958年，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郑庭笈没有跟功德林里的任何人说这件事，包括杜聿明。他以为，就这样了，这辈子的事，就这样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件事到底没有就这样了。
【五】1959年12月4日，礼堂里那个让他措手不及的声音
特赦大会的礼堂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下去，郑庭笈坐在台下，听到第四个叫到自己，整个人都怔了。
他是真没把握的。特赦令的消息在1959年9月18日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郑庭笈那几天一直在掰手指头算——自己1948年10月28日被俘，到1959年9月18日，差40天才满11年，勉强够条件。
但够条件是一回事，能不能上名单是另一回事。
他心里头不踏实，连吃饭都在发呆，有几次心不在焉到把菜送进了鼻孔，引得旁边的人侧目。
他还专门找了杜聿明问过："老杜，你觉得我算不算顽固派？"
杜聿明哭笑不得，说自己是头号战犯，估计都没份特赦，你还在担心这个……后来名单念出来，杜聿明是第一个，郑庭笈是第四个，两个人都在。
特赦大会在功德林礼堂举行，那天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10时，法官逐一唱名，唱到郑庭笈，他猛地站起来，腿还在抖。
他后来描述那一刻，说耳边走马灯一样闪过了太多东西——黄埔军校的操场、忻口的炮火、昆仑关界首高地上的肉搏、缅甸丛林里带着残兵撤退的夜晚、还有1948年10月28日那个傍晚，在辽宁黑山换上普通士兵棉衣试图混出去、却终究还是被认出来的狼狈瞬间。
从那一刻到今天，整整十一年。
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台上传来——是他的女儿郑心楠，代表特赦战犯家属发言。
孩子站在台上，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套话，可郑庭笈听到"爸爸回家"这四个字，眼眶还是热了。
只是，热了一下，他的心又沉了下去。
女儿说的"家"，是一个他已经没有资格说的词了。就在特赦的前一年，他和冯莉娟，已经分开了。
他没有想到，就在特赦十天之后，这件他以为已经尘埃落定的事，会因为一场中南海西花厅的宴会，彻底改变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