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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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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某企业传销下的裸奔
将走向何处》
《山东某企业新零售被质疑涉嫌传销
厂家回应不知情》
《成都某企业代理模式成谜
微商难与传销划清界限》
……
这些标题尖锐、
指向明确的自媒体文章
看起来像是行业内的维权爆料
似乎是在揭露传销恶行
可事实上这些大多是恶意编造的黑稿
出自以周鸣飞为首的一个犯罪团伙
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核实信息真伪
靠着杜撰涉企假新闻制造舆论压力
再以删帖合作的名义索要高额费用
向企业实施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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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席上听来的“商机”
周鸣飞是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只有小学文化。早年,他和自己的同乡周有全共同经营着一个反传销的自媒体账号。所谓的“反传销圈”,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以揭露传销骗局、解救被困人员、开展反传销宣传为主要活动的群体的俗称。平日里,周鸣飞会在自媒体账号发布传销识别指南、分享解救案例,渐渐也在圈子里打响了名声。他的盈利模式也很简单,就是提供“付费解救服务”,当有人被困传销组织时,受害者的家属会找到周鸣飞,要他帮忙进行“反洗脑”的操作,通过揭露传销的方式和危害,让深陷其中的受害者醒悟过来。
在反传销圈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团体互相交流、分享情报是很常见的事。2017年,随着国家对传销组织打击力度的加大,找周鸣飞进行解救服务的人越来越少。周鸣飞仅靠这份工作来维系生活,收入锐减后,他一直感到很焦虑。
在一次饭局上,一个湖南人告诉周鸣飞,现在流行一种新的“生财之道”:捏造并在自媒体账号上发表关于企业的负面文章,一旦在网上形成了声势,企业就会联系删帖,这时候就可以用合作费或删帖费的名义借机找企业要钱了。
周鸣飞本就擅长经营自媒体账号,加上之前在“反传销圈”积累了一批忠实的粉丝。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周鸣飞便在原先发表反传销内容的自媒体账号上推出一篇抹黑企业的文章,并在文章末尾附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令他没想到的是,舆情发酵起来后,企业的公关团队立刻联系了他,并按照要求支付了一笔不菲的删帖费。尝到甜头的周鸣飞决定将自媒体账号彻底转型,全职做起了敲诈勒索企业的勾当。
入行后,周鸣飞发现发布涉企负面文章的门槛极低,只要有个微信号就能操作。正因如此,这个圈子并没有形成高度组织化、体系化的犯罪组织,而是呈现出全国分散,以小型团伙为单元的特征。这些小型团伙之间相对独立、各自牟利,但又会相互配合、协同造势。
在以周鸣飞为核心的团伙里,共有5名成员,他们分工明确。周鸣飞负责统筹策划、对外谈判、与外省团伙牵线的工作。周有全主要负责收集网络素材、杜撰负面文章、运营自媒体账号和管理帖子的发布与删除等。陈鑫是游击人员,他没有什么原创能力,只能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帮忙转发造势,分一杯羹。还有一对夫妻陈小燕和王子函则比较独立,他们以前干的是专业打假的工作,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和原创能力,所以能自己经营自媒体账号并发表文章。他们与周鸣飞的自媒体账号经常会互相合作转发,提高彼此文章的点击量。
从2017年到2023年,在周鸣飞等人的狂轰滥炸下,全国各地有41家企业被卷入负面舆论,被迫交纳了相应的删帖费和合作费,涉案金额高达18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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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避风险,
他们用上了企业咨询的幌子
那么,周鸣飞团队作案如此猖獗,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为何迟迟没有案发呢?
首先,周鸣飞深深抓住了企业“不敢报警”的痛点。哪怕企业报警,或者能够进入后续的司法流程,维权周期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可此时,舆情早已发酵,受害企业的声誉也早已受损,所以大多数企业只能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与周鸣飞的团队进行协商。不仅如此,周鸣飞在目标的选择上也很有自己的套路,他并不会随意地向任何企业开刀,而是处心积虑地把目标对准了直销企业。
所谓的直销,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直销是经国家许可的一种销售形式,具有严格的审核机制,与非法传销有本质上的区别。可在现实中,由于很多传销组织常伪装成“合法直销”进行运作,导致普通民众难以清晰辨别直销与传销的区别。在反传销圈里浸润多年,周鸣飞当然明白这个区别,他也知道直销企业最怕跟“传销”两字沾上边,可他就是要利用大众对直销的误解来做文章。比如,周鸣飞会编造一些“某某企业存在多种奖金制度,或涉嫌传销?”或者“某某公司正在拉人头,涉嫌传销吗?”这样的假新闻,把合法的直销活动曲解为非法的传销活动。
其次,要想让企业主动上门谈删帖,前提是周鸣飞发布的涉企文章达到了一定的阅读量和转发量,对企业声誉造成不可逆的舆论压力。可周鸣飞既不雇用网络水军,也不借助外部平台来买水军推流,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在这个专门敲诈勒索企业的圈子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团伙,都显得异常“团结”。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有一个自媒体账号发布了涉企负面文章,圈子里的其他自媒体账号也会自发地转发并跟帖。这种一呼百应的圈层效应,能够让涉企负面文章在短时间内达到惊人的阅读量,形成铺天盖地的负面舆情。利益永远是绑定这些团伙的牢固纽带,他们深知只要参与了转发跟帖,日后当企业上门谈删帖时,他们或许就能拿到一笔分成。
此外,周鸣飞和周有全在发表文章时会琢磨用语和标题。他们不会做“标题党”,故意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噱头,也不会刻意捏造一些“一眼假”或者“颠倒是非”的新闻,而是巧妙地利用企业的特点进行编排。在发表文章前,周鸣飞往往会在网上对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检索,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不到2000字的推文,内容大多是将直销企业的合法经营行为与传销强行关联。即便网信部门或公安机关发现了异常,也无法直接判定相关文章是谣言,往往需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核实,才能确定企业是否存在传销行为。
同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周鸣飞等人精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信息咨询和商务合作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注册了一个咨询公司,然后与上门谈合作的被害企业签订所谓的“舆情服务协议”,合同中会写着“提供舆情监测、商务咨询、公关合作”等服务,然而在私下,这些费用其实就是周鸣飞等人与企业谈妥的“删帖费”。仅周鸣飞团伙里的这5个人就注册了3个不同的咨询公司,团伙成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多为小学文化,最高的仅有中专学历,根本没有专业能力来提供所谓的企业咨询服务。这份明面上的合同纯属“挂羊头卖狗肉”,唯一目的是为高额的违法所得做掩护。
私下谈合作的时候,周鸣飞一般会采取电话或线下面谈的方式,以此避免在聊天记录中留下过多证据。周鸣飞团伙收费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篇删帖费,删除一篇原创文章收费3000元至5000元;第二种是年度合作费,即“一年内不会发布该企业的任何负面文章”,根据企业的财力,收费5万元至10万元不等。对单篇删帖服务,周鸣飞并不会给出任何额外保障,既不会承诺后续不再针对该企业发布负面信息,也不会帮忙协助联系、删除其他自媒体账号的转发内容。
为了增加与企业谈判的筹码,周鸣飞还充分利用了不同地区团伙相互独立、互相合作的特点,进行抱团要挟。他会刻意向企业释放信号:如果只给单篇删帖费,我没法保证其他人的账号不再发类似的负面文章;可如果你跟我合作,我能帮忙在圈子里进行协调,帮你进行打包删帖处理。面对这样的话术,本就不堪舆情困扰的企业更加无力反抗,大部分前来谈判的公关团队最终都被迫选择了包年合作费的形式,让周鸣飞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入行早,自媒体账号发展迅速,周鸣飞及其团伙在敲诈勒索企业的圈子里变得小有名气,也开始掌握一些话语权。外省团伙与企业谈判时,常常会请他出面,从中斡旋;当企业遭遇多家团伙攻击时,也会首先联系他帮忙解决。
就在周鸣飞不断扩大自己的犯罪版图、大肆敛财之际,公安机关于2023年6月在一次专项行动中发现了他们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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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黑嘴”团伙被连根拔起
2023年6月26日,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将此案提请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面对这起作案时间长、受害企业多、涉案金额大的新型网络犯罪案件,在案件办理初期,黄陂区检察院依法介入,与公安机关围绕案件定性、证据收集、犯罪金额认定等核心问题进行沟通,针对性引导侦查。
由于案情复杂,案件两次被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也持续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排查被害企业,固定企业陈述、损失情况等证据。经核查,5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180余万元,被害企业多达41家。其中,周鸣飞对26家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的涉案金额为130余万元;周有全参与敲诈勒索并直接收取的涉案金额为11万元;陈鑫对23家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的涉案金额为14余万元;王子函对17家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的涉案金额为24万余元(含通过陈小燕账户代收金额6.6万元)。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面对海量的证据,周有全、陈鑫、王子函和陈小燕均表示认罪认罚,但核心成员周鸣飞仍然坚称“不存在什么删帖费,只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来发帖,是企业主动来寻求公关合作的”。面对这样的辩解,办案检察官牛国栋问他:“你是否对发布的涉企信息进行真实、合法的调查核实?你既没有资质,也没有正规的宣发能力与媒体资源,那企业是为了什么主动上门,找你们寻求合作呢?”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周鸣飞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表示认罪并愿意退回部分违法所得。
2024年5月31日,黄陂区检察院对周鸣飞等5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2024年9月6日,黄陂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周鸣飞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6万元;被告人周有全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被告人陈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被告人王子函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5万元;被告人陈小燕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被告人周有全退出的赃款11万余元、被告人陈小燕退出的赃款6万余元,发还给各被害企业。
此外,黄陂区法院责令被告人周鸣飞、陈鑫、王子函分别向各被害企业退赔。一审判决后,周鸣飞提出上诉。2025年1月26日,武汉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牛国栋介绍,除周鸣飞所在的武汉市黄陂区团伙外,其余分布在湖南、江西、重庆、山东等地,以发布虚假涉企信息实施敲诈勒索的同类团伙,也已悉数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移送审查起诉。至此,这条长期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终于被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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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履职重新点燃企业维权信心
虽然周鸣飞等人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他们对企业造成的伤害却无法弥补。
牛国栋说:“企业不是不想维权,而是耗不起,也等不起。”被害企业往往存在矛盾的心理:报警维权,周期长、流程烦琐,负面舆情持续扩大所带来的损失远大于周有全等人收取的“删帖费”,然而通过私下付款来和解,虽然能快速止损,却纵容了犯罪。即使有部分企业一开始坚持不妥协,拒绝支付“合作费”,可面对周鸣飞等人联合其他团伙在网络上对企业持续“围剿”、集中抹黑,企业最终难以承受订单锐减的经济损失,只能被迫妥协,选择花钱消灾。这种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困境,正是此类网络敲诈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
其实,周鸣飞一案反映了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自媒体账号注册的监管缺位、不实舆情的监测滞后、对犯罪团伙所注册企业违法行为的失察、跨部门联动不足等。针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黄陂区检察院主动牵头,联合黄陂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分局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2025年9月9日,黄陂区检察院与黄陂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分局会签了联动机制,明确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网络犯罪新态势和治理难点,明确自媒体账号注册审核、不实舆情监测、线索移送处理等问题;强化了源头防控和核心信息共享,针对自媒体账号发布虚假涉企信息等问题,共享网络犯罪案件数据、高风险自媒体和平台,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实现“早发现、早处置、早打击”,从源头遏制此类犯罪发生。牛国栋介绍,在面对此类“按键伤企”案件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部门联动、机制共建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追赃挽损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关键环节,检察机关也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了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展开释法说理,督促退赔,有2名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赃。在终审判决生效后,通过加强刑事检察部门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协作,对判决中财产部分的执行进行法律监督,推动赃款按比例发还被害企业。截至2026年5月,追赃挽损工作仍在稳步进行中,黄陂区检察院跟进案件执行得知,被害企业已经陆续收到了执行款项,逐步回归到正常的生产运营中。
牛国栋记得,此案件的卷宗足足有58本,吃透这些内容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但正是这场艰难的办案,让他深切感受到了检察机关守护企业发展的意义。在案件办结后,有被害企业特地向他表示了感谢。他认为:“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它重新点燃了企业面对‘网络黑嘴’时的维权信心,让长期深陷‘被造谣、被勒索、不敢声张’怪圈的企业终于能走出阴霾,不再恐惧。”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自媒体博主干起了敲诈企业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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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黄莎 王丽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涂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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