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寒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我提着年货站在自家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哭声。
“准是哥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骗我!”
妹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有种笃定的欢喜。
我愣了愣,手里的袋子差点滑落。她怎么知道我要来?我明明在电话里说春节不回了。
门从里面打开,一股热气扑在脸上。
我抬头,看见了妹妹。
然后,我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
眼前这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发枯黄,眼窝深陷,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睡衣,露出脖颈处一道触目惊心的缝合疤痕。
“哥,”她笑着说,眼泪掉下来,“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骗我。”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屋子里没有母亲的脚步声,没有那句熟悉的“回来啦”。
客厅正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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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腊月二十二那天晚上,我蹲在出租屋里给妹妹打电话。
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妹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喘:“哥?”
“丫头,今年春节我不回去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正盯着床底下那个蛇皮袋,里面装着米酒、松子糖,还有给母亲买的护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哦。”妹妹的声音很轻,“又加班啊?”
“嗯,三倍工资呢。”我说,“攒点钱,过完年再回去看你。”
“好。”妹妹说,“那你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我放下电话,从床底把蛇皮袋拽出来,重新清点了一遍。
新酿的米酒二十斤,用塑料桶装的,松子糖买了三斤,护膝是找同事他妈从老家带来的,据说特别暖和。
我翻出存折,上面有数字,五万六。
三年了,我攒了三年。
每个月工资四千多,房租交三百,吃饭控制在一千以内,剩下的全存着。
同事喊我喝酒我从来不去,他们说我不合群,我也懒得解释。
我想给家里盖个新厨房。
老家的厨房还是九十年代修的,灶台裂了缝,烟囱也堵了,一到做饭就满屋子烟。母亲那年在电话里随口提了一句,我记了三年。
我捡了张报纸,把年货裹了一层又一层,生怕路上碰坏了。
火车票是大年三十早上的,硬座,十八个小时,正好除夕晚上到。
我想象着推开家门,母亲和妹妹看见我的表情,心里就暖和起来。
但我没想到,这几天电话里会越来越不对劲。
先是妹妹的声音。
以前她接电话总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什么同事生孩子啦,隔壁新开了家奶茶店啦,母亲昨天又念叨我啦。
可这几天她话少了很多,声音也变小了,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我问我:“妈身体怎么样?”
妹妹说:“挺好的,就是有点累,在睡觉。”
连着打了三天,每次都这样。到第四天晚上,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说让妈接电话。妹妹犹豫了一下,说妈睡了。
“这才八点,睡这么早?”我问。
“妈最近吃药,睡得早。”妹妹说。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
第五天晚上,电话是赵雪瑶接的。
赵雪瑶是妹妹的闺蜜,两人合租一个单间。她接过电话就问了一句:“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工作忙,春节不回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的声音有点冲:“你妈……”就说了这两个字,电话就被妹妹抢过去了。
“哥,没事没事,雪瑶姐喝多了。”妹妹笑着说。
我挂了电话,越想越不对劲。
赵雪瑶从来不是那种乱说话的人。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给妹妹打电话。
那天的电话接得特别慢,响了快十声才通。
妹妹的声音听着有点喘,还有点哑。我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说没有,就是这两天没睡好。
“哥,”她突然叫了一声。
“嗯?”
“你没骗我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想说实话。但转念一想,要给惊喜就得保密,我说:“没骗你,真不回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丫头?”我喊了一声。
“我在。”妹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哥,要是……要是妈不在了,你还会回来吗?”
我愣住了。
“你瞎说什么呢?”我说。
妹妹笑了一声:“我就随便问问。哥,你早点休息吧。”
电话挂断了。
我盯着手机,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凌晨三点爬起来,把存折和身份证塞进包里,又把蛇皮袋里的年货检查了一遍。天还没亮,我就拖着行李去了火车站。
候车室里挤满了人,到处是提着大包小包回家的打工仔。我找了个角落蹲着,反复看手机里妹妹发来的照片。
最近的一张是三个月前,拍的是母亲的一只手。那手瘦得厉害,青筋都凸出来了,手指关节肿得像核桃。
配文只有四个字:好凉好凉。
我当时点了个赞,没多想。
现在看照片,母亲的指甲盖是发紫的,像缺氧的样子。我喉咙发紧,想找张纸巾擦擦眼睛,发现裤兜里没带。
列车开动时天刚亮,窗外的山和田野往后退。我靠着窗户,闭上眼睛,心里一直想着那句话。
“要是妈不在了,你还会回来吗?”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可那句话像根针,扎在脑子里,怎么都拔不掉。
02
火车开了一路,我心里一直像揣着只兔子,坐立不安。
旁边座位是个中年男人,拿手机放快手短视频,声音开得老大,满车厢都是“老铁们双击666”。我从来没觉得这声音这么刺耳过。
后来实在坐不住,我站起来去车厢连接处抽烟。
抽烟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妹妹发来的一条微信。
“哥,你吃了吗?”
就四个字,我看了好半天。妹妹以前从来不问我吃了没,她会直接说“今晚吃红烧肉,馋死你”之类的话,可是这条信息规矩得像陌生人发的。
我回了两个字:“吃了。”
又加了一句:“你呢?”
过了好一会儿,妹妹才回:“吃了,和雪瑶姐一起。”
我没再回,抽烟的时候手有点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
回到座位上,我掏出手机翻妹妹的朋友圈。
妹妹性格开朗,以前隔三差五就发一条,有时候是自拍,有时候是路边看到的小猫小狗,有时候吐槽工作上的糟心事。
可最近三个月,她的朋友圈像被人清空了一样,只剩下两条。
一条是三个月前那张母亲的手的照片。
另一条是两个月前发的,没有配图,只有一行字:“今天天气很好,可是我好冷。”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忍不住给母亲发了条微信。
“妈,我想您了。”
发出去之后,我一直盯着屏幕。等了十分钟,没人回。
又等了二十分钟,还是没回。
我打电话,响了五六声,是妹妹接的:“哥,妈在睡觉,手机静音了。”
“妈最近怎么样?”我问。
“挺好挺好的,医生说……指标都正常。”妹妹的声音有点紧。
“那就好。”我说。
挂了电话,我心里并没有轻松。
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卖盒饭,二十块一份,有红烧肉和土豆丝。
旁边那个看快手的大哥买了一份,吃得满车厢都是饭菜香。
我闻了闻,胃里有点翻腾,没买。
我从包里翻出一个馒头,就着保温杯里的白开水啃了几口。
那个馒头还是前天买的,已经硬得像石头,嚼了几下腮帮子都酸了。
我扭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只能看见窗户上自己的倒影。瘦,黑,眼袋很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看见手机屏幕闪了一下。
是郭雨薇的抖音更新。
郭雨薇是我前女友,三年前分的手。
当初在省城打工时认识的,她是医院的护士,比我大两岁,对我是真的好。
分手的原因很简单,她嫌我穷,觉得我只会窝在县城里给妈养老,没出息。
不对,也不全是这样。
分手那天她哭着说:“俊杰,我不是嫌你穷,我是怕跟你一辈子都这么穷,没有盼头。”
我当时年轻,觉得她看不起我,转身就走了。
这一年她没有联系过我,我也没有联系她。
我点开那条抖音,是一段十几秒的视频,背景是医院走廊,白色的墙壁,输液架,病床一角。视频配文只有一句话:“听说他要回家了。”
我心里一紧。
她怎么知道我要回家?
我又看了一遍,背景里那张病床上露出半截手臂,苍白得没有血色,手腕上系着住院手环,蓝白条纹的,看着眼熟。
我盯着那个手环看了很久,总觉得在哪见过。
列车广播打断了我的思绪,火车进了站,有人在喊:“省城西站到了啊,去转车的抓紧时间啊,停留十分钟。”
我回过神,把手机揣进口袋,拖着行李站起来。
火车继续往前开,车窗外的城市灯光越来越稀疏,只有零星的几点亮光,像被风吹灭又点亮的蜡烛。
我翻出妹妹发的那条朋友圈,又看了一遍。
“今天天气很好,可是我好冷。”
这不像妹妹会说的话。
她从来不喊冷的。
三年前那场大雪,她穿着单薄的校服在公交站等了我两个小时,我到了她还笑着说“不冷”。
那时候她嘴唇都冻紫了,牙齿在打架,嘴里还是那句“不冷”。
现在她说“好冷”,那是真的冷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
母亲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是三个月前。
那天是中秋节,母亲在电话里说:“俊杰啊,你别老往家里寄钱,自己攒着娶媳妇用。”
我说:“妈,我不急。”
母亲说:“怎么不急?你都二十五了。”
我说:“我想先攒点钱,把家里厨房修一修。”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厨房不着急修,你先管好自己。”
我说:“不修不行,您一辈子的饭都是在那种地方做的,我不能让您老了还受这个罪。”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说了句:“俊杰你长大了,妈放心了。”
那是母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过了中秋节,我再打电话,都是妹妹接的。妹妹说妈去走亲戚了,妈去地里干活了,妈在睡觉。
现在回过头来想,每次妹妹接电话的理由都一样:妈在睡觉。
不管是早上八点,还是晚上八点,永远是“妈在睡觉”。
我睁开了眼睛。
窗外经过一个小站,站台上稀稀拉拉站了几个人。我盯着他们看,一个提着编织袋的老人,一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女人。
我看着他们,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母亲真的出事了呢?
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使劲晃了晃脑袋,想把它赶走。
可它像是钉在脑子里一样,怎么都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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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除夕下午三点,火车终于到了县城站。
我拖着行李下车,县城的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雪。车站广场上到处是人,声音嘈杂得让人心烦。
我找了个小卖部,买了两包烟。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问我:“过年咋才回来?”
我说:“加班。”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加班,家里人不惦记你们啊?”
我没说话,付了钱就走了。
出了小卖部,我在门口蹲着抽了根烟。我想给妹妹再打个电话,又担心提前暴露,手上的动作停下来,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最后还是没打。
等了二十分钟,去镇上的中巴车来了。我挤上车,人特别多,连放行李的地方都没有。我把蛇皮袋抱在怀里,站在过道里,被挤得东倒西歪。
中巴车晃晃悠悠开了四十多分钟,到了镇上。
从镇上到我家的路不通车,还要走半小时。
我下了车,拖着行李走在土路上。路两边是麦田,冬天的麦子长得不高,黄不拉几的,看着没精打采。
我边走边看手机,信号时有时无。
妹妹的朋友圈还是那两条,没有新的。
我看了一眼母亲那天的电话记录,最后一条是三个月前的。
我咽了口唾沫,强迫自己不去想。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村里到处是鞭炮声,小孩子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摔炮,冷不丁就“砰”一声炸开。
我拖着行李走过去,有个小孩看了我一眼,喊了一声:“俊杰叔回来了!”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脑袋:“你长高了。”
小孩笑嘻嘻地跑了。
我继续往前走,看见了邻居家的门,门口贴了对联,红彤彤的,看着喜庆。
可到了我家门口,我愣住了。
门框上干干净净,没有对联,没有福字,什么都没有。
我妈每年都会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天贴春联,雷打不动。她说春联要早贴,晚了就被别人家抢了福气。
门上干干净净的,像是一座被遗忘了的房子。
心突然沉下去了。
我站在门口,没急着进去。我看见窗台上积了一层灰,阳台上晾着一件衣服,已经干了,风吹得直晃悠。
这不是我妈的风格。我妈眼皮子浅,看不得衣服晾干了不收,她说衣服在外面挂久了会落灰,洗了也白洗。
我拿出手机看了看,信号两格。
我拨了邻居何银生的电话。
何银生是退伍老兵,六十多岁了,就住我家隔壁。
他老婆前两年去世了,儿女都在外地,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
我妈在的时候,常跟他一起买菜、遛弯。
电话响了五六声,接了。
“喂?”何银生的声音沙哑,像是刚睡醒。
“何叔,是我,俊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俊杰?你……你回来了?”
“嗯,现在在门口。”
又沉默了几秒,何银生像是咽了口唾沫:“你……你妈的事,你知道吗?”
我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
“什么事?”
何银生没有回答。
“何叔,到底什么事?”
何银生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快到屋里去吧,你妹妹一个人在家,她等你很久了。”
我盯着手机,手指有点发凉。
我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却按不下去。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又一下。
终于,我深吸一口气,拧开了门。
楼道里黑乎乎的,声控灯坏了也没人修。我摸黑往上走,老房子的木楼梯吱呀吱呀响,像老鼠在叫。
我在二楼拐角停住了。
楼梯拐角贴着一张纸,是自来水公司发的缴费通知单。那单子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上面写着一个鲜红的字:停水通知。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户主苏玉贞,累计欠费五个月,如本月月底前仍未缴清,将暂停供水服务。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五个月。
母亲是三个月前还跟我打过电话的,怎么会五个月前就欠费了?
我把单子撕下来,折好塞进口袋,继续往上走。
走到三楼,门口没有对联,没有福字。
我站在门口,咽了口唾沫,抬手准备敲门。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门里传来的声音。
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压抑着,像是怕被人听见。
然后我听见妹妹的声音:“准是哥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骗我——”
那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却又有种说不出的笃定。
我愣在原地。
门从里面打开了,一股热气夹着中药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看见了妹妹的脸。
瘦。
瘦得不像话。
她以前是圆脸,下巴是有弧度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整张脸都缩水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眶凹进去,皮肤泛着不健康的白。
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睡衣,袖子挽了好几圈,还是拖到手腕。睡衣领口歪着,露出一截脖子,上面是一条缝合的疤痕。
那疤痕很长,从锁骨一直延伸到耳根,还没有完全愈合,缝线的地方还有些红肿。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从后面狠狠砸了一棒。
“哥——”妹妹看着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知道你没骗我,我就知道……”
我想说话,想说“丫头你怎么了”,想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子了”,想说“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可嘴巴张开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妹妹的眼泪越来越多,她咧嘴想笑,眼泪流进了嘴里。
她冲上两步,一把抱住了我。
她的身体好瘦,瘦得硌人。手臂像两根枯枝,紧紧箍着我的腰。
“哥——”她在嚎啕大哭,“你可算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
我抱着她,掌心触到她后背的骨头,一根一根,像数就能数清是谁的肋骨。
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一股很淡的药味。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可我不敢松开她。
我就那么抱着她,像抱着一个刚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孩子。
我往她身后看了一眼。
客厅里很空,电视关着,茶几上放着半碗凉透的中药。墙角放着一口煤气炉,水壶烧干了,壶底烧得发黑,滋啦滋啦冒着一缕白烟。
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黑白的。
镶着黑框。
照片里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04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张照片,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母亲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那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脸上有点肉,笑起来眼角堆着细纹。照片里的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整整齐齐。
照片下面压着几根香,已经烧完了,香灰落了一地。
妹妹还抱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背:“丫头,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妹妹没说话,只把脸埋在我肩膀上。
我闻到一股中药的味道,还有她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
她这样子,不像是母亲刚走。
“丫头,你跟哥说实话。”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喉咙像卡了块石头,“妈到底什么时候走的?”
妹妹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松开我,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着。
“十五天前。”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十五天前。
就是大年十四那天晚上。
我后退了一步,靠在门框上,脑子里全是空的。
十五天前,母亲就走了。
可这十五天里,妹妹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她还接我的电话,说妈在睡觉,说妈去走亲戚了,说家里一切正常。
我想到那通电话,妹妹说妈睡了,我说“让她好好休息吧”。
那时候,母亲已经在殡仪馆了。
我蹲下去,用手撑着脸。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妹妹哭着说:“妈走的时候说的,不让我告诉你,说你知道了肯定要回来,来回一趟要花钱,还要请假,单位该对你有意见了……”
“放屁!”我突然吼了一声,站起来盯着她,“那是妈的事,是我妈!她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连个消息我都不知道!”
妹妹被我吼得缩了缩。
“还有呢?”我盯着她,“那线呢?妈住院的钱呢?妈后事的钱呢?”
妹妹低下了头,不说话。
我看她这个样子,心里更慌了。
母亲这些年身体不好,有慢性肾病,每个月光看病吃药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妹妹一个月工资三千,房租就要一千,剩下的钱够干什么?
我走到茶几前,翻了翻上面那些票据。
都是医院的单子。
有化验单,有缴费单,有药方的底单。
我翻到一张住院结算单,上面写着住院天数,后面跟着几个零。
十一天。
母亲在病危前住了十一天的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费用是多少,我不用猜都知道。
“丫头……”我转过身看着她,“妈的医药费,你从哪里来的?”
妹妹低着头,不看我。
“我问你呢!”我的声音大了起来,“你从哪里弄的钱?”
“我……我借的。”妹妹的声音更小了。
“借的?跟谁借的?”
妹妹没说话,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板上。
我心里有一股火在烧,可我不知道该冲谁发。
我蹲在她面前,伸手擦了擦她脸上的泪:“丫头,你别怕,你跟哥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妹妹咬着嘴唇,脸上的表情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她走到沙发边,从垫子底下抽出一个塑料袋,袋子卷了好几层,里面包着几张纸。
她把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借条。
高利贷的借条。
本金三万,利息每天千分之五,借了一周,连本带利滚到了四万五。
“这钱你拿来干嘛的?”我手抖了一下,问。
妹妹闷声不响地低下了头,眼泪掉在地上,大颗大颗的。
我忍不住冲她吼了一声:“你借高利贷干嘛啊?”
“妈最后说要回家,”妹妹哭得更凶了,“说想在家里走……可是医院说结清了才能办出院……我没有钱……我想妈回家……”
她哭得直抽抽,那几句话断断续续说不完全。
我握着高利贷的凭据,浑身像过了一遍冷水,从头到脚都僵了。
我蹲在她面前,声音软下来:“那你心脏怎么样了?”
妹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快速低下头。
“医生说,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我眼前黑了一下。
“一次不够?”
妹妹点了点头。
“钱呢?”
她又点了点头。
我抱住妹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她枯黄的头发上。
她抱着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哥,你说,我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日子,又穷又难,活得不长……”
我不敢再让她说了,拍了拍她的背:“不会的,哥给你想办法。”
我嘴上说着,心里没底。
五万六,这点钱连还高利贷都不够,更别说手术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
母亲在照片里笑着,眼角堆满细纹。
我擦了擦眼泪,重重磕了一个头。
“妈,我对不起您……”
额头磕在地板上,有点疼。
可我心里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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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
我看看四周,自己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妹妹靠在我旁边,盖着一件棉袄。她睡着了眉头都是皱着的,像是梦里也在担心着什么。
我轻轻把棉袄给她往上拉了拉,起身走到阳台上。
外面静悄悄的,连鞭炮声都少了。昨天一夜响个不停,现在反倒安静得让人不自在。
我点了根烟,吸了一口,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身后传来动静,妹妹醒了。
“哥?”她的声音有点哑。
“醒了?”我走回客厅,“饿不饿?哥去给你弄点吃的。”
妹妹摇摇头:“不饿。”
“不饿也得吃。”我说,“你等着,我去看看冰箱里还有啥。”
打开冰箱,里面空得吓人。只有几袋速冻饺子和一包挂面,连个青菜都没有。
我拿了一袋饺子,去厨房烧水。
厨房里冷冷清清的,灶台边上的墙皮都翘起来了,油烟机也坏了,一做饭满屋子烟。我往锅里倒水的时候,扫了一眼墙角,那里堆着一些药盒子。
我蹲下来翻了翻,有治疗肾病的药,有止痛药,有退烧药。
我翻出几盒止痛药看了看日期,有的已经过期了。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又不想让妹妹看见我在翻这些东西。我把药盒子放回原处,站起来搅了搅锅里的水。
水开了,我把饺子下进去。
饺子浮起来的时候,妹妹走过来站在门口看着。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瘦得撑不起来,棉袄看着又大又空,像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哥,你说,妈现在在哪?”她突然问了一句。
我愣住了,拿着漏勺的手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低着头说,“也许在天上吧。”
妹妹说:“他们都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说:“那饺子呢?你要几个?”
妹妹说:“十个吧。”
我数了十个饺子捞出来,又给自己捞了十个。
两个人坐在饭桌前,对着两碗饺子,谁也不说话。
我吃了一口,饺子的馅儿是一股冰箱的怪味,不好吃。
妹妹吃得很慢,一个饺子嚼了好半天才咽下去。
“哥,”她突然放下筷子,“我把妈的衣服卖了。”
我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
“那些衣服……留着也没用,”她说,“我给隔壁村的裁缝店了,卖了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
我妈的一件棉袄都不止八十。
“丫头,”我说,“你别怕,哥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妹妹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可怕,“你一个月几千块,够谁用的?”
我被她这句话噎住了。
她说得对,我一个月几千块,够干什么呢?五万六,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对我这种家庭来说,那已经是全部家当了。
可这些钱,连妹妹的手术费零头都不够。
我放下筷子,看着碗里剩下的那几个饺子,没胃口了。
“我出去一下。”我站起来说。
“你去哪?”妹妹看着我。
“去转转。”
出了门,我站在巷口,点了根烟。
大年初一,街上没什么人。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鞭炮响,转瞬又归于寂静。
我掏出存折看了看上面的数字,对着上面的数字发了一会儿呆。
五万六。
三年多攒的。
这几年我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吃饭只吃食堂最便宜的那份,同事约我去喝啤酒我都推说有事。
可这点钱,连妹妹的手术费零头都不够。
我找了根路边的电线杆蹲着,给以前的同事打电话。
第一个打给老周。老周是我在快递公司的搭档,关系还不错。
“老周,是我。”我说,“能不能借我点钱,急用。”
老周问我要多少,我说至少五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周说:“俊杰,你疯了吧?五万?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上哪给你弄五万?”
我说:“那你借我两万行吗?”
老周叹了口气:“一万五,再多我也没有了。”
“行,一万五就一万五,谢谢你。”
挂了电话,我又给几个关系不错的工友打。
有的说没钱,有的说要回老家了,有的说钱借给亲戚了。
打了七八通电话,只凑了不到二千。
我坐在电线杆下,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串未接来电,突然觉得特别无力。
我翻了翻通讯录,看见一个名字。
郭雨薇。
我点开看,是她三年前的号码,不知道有没有换号。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按下了拨号键。
响了五六声,正当我以为会进语音信箱的时候,有人接了。
“喂?”
是她的声音。
我喉咙发紧,说:“雨薇,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像是压在喉咙里很久的一句话,突然被放了出来。
“王俊杰?”
“嗯。”
“你……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妹妹生病了,需要钱。”我开门见山,“你能不能借我一些,我以后还你。”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你要多少?”
“五万。”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王俊杰,你妹妹……还好吗?”
我握着手机,手指有点发白。
“不好,”我说,“很不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我甚至能听见她的呼吸声。
“你把卡号发我,我明天给你转过去。”郭雨薇说。
我愣住了:“你……”
“王俊杰,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像以前一样,什么事都自己扛?”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妈的事,我知道。”她说,“我托人查过你们县的住院记录。”
“你怎么……”
“王俊杰,有些事,不是你藏就能藏得住的。”
我盯着手机屏幕愣了好久。
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一直在关注我家的事?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往家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见里面传来妹妹的声音。
“雪瑶姐,你别劝我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然后是赵雪瑶的声音:“你疯了!那东西能签吗?”
“我签都签了,还能怎么办?”
“你……”
赵雪瑶的声音突然顿住了。
我推开门,看见赵雪瑶站在客厅里,妹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纸。
协议书的标题,赫然写着器官捐赠。
06
看见那份协议书的标题时,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这是什么?”我上前一步,一把夺过妹妹手里的纸。
上面印着几个大字: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自愿书前面几行都填好了,上面写着妹妹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
她的名字是我认识的王思雨几个字,写得有点晃,像签的时候手在抖。
再往后翻一页,自愿书的正文部分有一条被妹妹勾选了——在去世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或器官移植。
最后面是妹妹的签名和日期。
日期就是昨天。
年三十。
我的手指抖了一下,纸页哗啦啦作响,像风吹过坟头的纸钱。
“丫头——”我抬头看着妹妹,“这玩意儿你什么时候签的?”
妹妹不看我,低着头,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赵雪瑶在一边急得直跺脚:“我昨晚上来找她,看见她在撕这东西的快递外包装,说是前两天刚寄到的。”
“前天?”
就是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妹妹在电话里问我的那句“要是妈不在了,你还会回来吗”,就是签完这份协议之后对我说的。
我蹲到妹妹面前,把那份协议放到一边:“丫头,这东西你签它干嘛?”
妹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却没哭。
“哥,我得想好后路。”她的声音很轻,却像是在陈述一件她早已想好了的事,“我要是真不行了,这东西能换一笔钱。协议上说,家属能拿到一笔补偿,差不多有十多万。”
“我不在乎那个钱!”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你人没了,我要这十多万有什么用?你让我一辈子活在这个噩梦里吗?”
妹妹被我吼得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眼眶里终于滚出了泪:“可是哥,我要是真的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夺眶而出,擦都擦不过来。
我攥着那份器官捐献协议,恨不得把它撕碎。
可我的手指抖得厉害,连撕纸的力气都没有。
赵雪瑶在旁边说:“王俊杰,你妹妹就是太懂事了。她什么事都想着别人,从来不想想自己。你知道她为什么签这个不?她说她怕自己突然没了,你连给她收尸的人都来不及找。她还说,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她希望你不要太难过,就当她是去给妈作伴了。”
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心脏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疼得喘不上气。
我一把抱住妹妹,把她紧紧箍在怀里:“傻丫头,你怎么这么傻……”
妹妹的眼泪滴在我肩膀上,热热的,像烧开的烙铁。
“哥,我从小就怕你丢下我,”她趴在我肩上,声音闷闷的,“小时候爸妈离婚,你带着我,有一次我生病,你背我去镇上医院,走了两个小时路。到了医院,你蹲在走廊里哭了。我那时候就想,我哥真傻,哭什么哭,我又不会死。可是现在我真的害怕了,哥,我真的不想死……”
“你不会死的。”我说,“哥想办法,一定想办法。”
妹妹揪着我的衣袖,哭得更凶了。
赵雪瑶走过来,把手搭在我们两个肩上:“行了,大过年的,别哭了。人还在,就有希望。王俊杰,你今天上午不是出去打电话了吗?借到钱了吗?”
我摇了摇头。
“多少?”
“一万五……加一个同学愿意帮忙,总共也就一万八不到。”
赵雪瑶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我扶着妹妹坐回沙发上,让她靠在我肩膀上。
那份器官捐献协议被我揉成一团,扔在垃圾桶里。
可我知道,光扔掉一张纸是没用的。妹妹心里的那根弦已经绷到了极限,她签这份协议,是因为她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得让她看见希望。
可是,希望在哪里?
到了下午,妹妹开始发烧。
她靠在沙发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额头烫得吓人。
我拿湿毛巾给她擦了擦脸,又翻出抽屉里的退烧药给她喂了一颗。
她吃了药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嘴里含含混混地说着什么。
我凑近了听,听见她说:“妈……妈……”
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赵雪瑶说:“她刚做了手术没多久,医生说术后要注意休息,不能累着,也不能受刺激。可她一个人扛了这么多事,怎么休息得了?”
“她的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我问。
“一个星期前。”
一个星期前。
也就是母亲走后第八天。
一个做完心脏手术才七天的人,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从医院跑出来,处理了母亲的后事,又去签了高利贷借条,又去填了器官捐赠协议。
我光是想到她做完手术还要自己办这些事,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手术那天,有人陪吗?”我问。
赵雪瑶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责怪:“请了一个护工,我下班之后去陪了一会儿。她知道你要加班,不让我们给你打电话。”
我低着头不说话。
“王俊杰,”赵雪瑶突然叫了我一声,语气有点冲,“你知道你妹妹有多想你吗?她做完手术在病房里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我哥来了吗’。那天晚上我陪她,她一直在看手机,等你的消息。她说你会给她发微信拜年的。”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一串。
是大年初一的傍晚,有人家在放开门炮。
红红绿绿的纸屑从天上飘下来,落在窗台上。
春天来了,可我们家的春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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