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二章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带着上面这些问题，我花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在塞达卡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倾听、提问、努力去理解他们关注的问题。我希望，研究的结果是对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变迁（绿色革命：在这里是双季稻的种植）的小村庄（70户，360人）的阶级关系的基础坚实、思路缜密的说明。这些说明的许多内容（虽然并非全部）涉及到一场失败的反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及其代理人的阶级斗争。显而易见，仔细倾听那些我正在研究的行动者——倾听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范畴、他们的价值观和对环境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建立这种现象学的研究路径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与社会科学能够和应该如何进行有关。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做法是，假定能够直接从一些表征——支配性生产方式、进入世界经济的模式与时机、或剩余占有的方式——推断出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阶级关系的性质。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简约化的跳跃性，直接从一个或极少的经济指标跳跃到从这些指标中推断出的阶级状况。这里没有了行动者，有的只是机制和木偶。当然，经济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限定了许多但不是全部的人类行动者所面临的情境；它们也限定了可能的、可想象的反应方式。然而这些限定是宽泛的，人类行动者可以在其中建构他们自己的反应，形成他们自身的阶级经验和他们自己的历史。正如汤普森在与阿尔都塞的争论中提到的：

这（对经验的认识论的拒绝）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经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必要中介：正是经验（常常是阶级经验）为文化、价值观和思想增色；正是经由经验，生产模式才对其他活动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阶级产生是因为在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中，人们认识到对抗性利益的存在从而以阶级的方式去斗争、思考和评价：由此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是自我形成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是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种生产方式除非经由人类经验和阐释的中介，否则它如何能影响到阶级关系的本质？只有把握了此类丰富的经验，我们才能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如何影响了构成它、维持它或取代它的事物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当然，如果这对于农民阶级或无产阶级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流氓无产阶级来说就更是正确的了。在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忽略人类行动者的经验无异于使理论吞食自己的尾巴。

将行动者的经验置于分析的中心还有第二个理由，这涉及阶级概念本身。阶级在本质上通常被认为是在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中占据一个同等位置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体。但如果这样一个客观的、结构的定义在那些被认知者的意识和有意义的行动中得不到反响呢？

取代简单的“客观”阶级结构和意识之间一一对应的假设，去理解那些结构如何为有血有肉的行动者所理解不是更好的方式吗？阶级，毕竟并不能穷尽社会行动的整个解释空间。在这个农民的村庄中更是如此，这里阶级可能与亲属关系、邻里、派系、仪式关系等作为人类认同与团结的核心事物发生竞争。超越村庄层面，阶级也会同族群、语族、宗教、地域等争夺认同的中心位置。阶级可能适用于一些情况但不适用于另外一些情况；它可能被其他的关系加强或切割；它可能对一些人的经验非常重要，对另一些人则不那么重要。那些试图摒弃所有与阶级认同相矛盾的人类行动原则，并把它们视为“虚假意识”而去等待阿尔都塞所说的“最后时刻的决定因素”的人，他们可能空等一场。与此同时，多重认同的杂乱现实一直都是产生社会关系的经验。无论农民还是无产阶级都不会直接地或孤立地从生产方式中获得他们的认同，而我们越早关注到活生生的具体的阶级经验，也就能越快地了解到阶级形成的阻碍和可能性。

为阶级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进一步证明的是，在农村，而且不只在农村，阶级是在陌生和欺骗性的旗号下传播的。它们并未被理解为幽灵般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以特殊的个体和群体方式、以特定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出现的。皮文和科洛沃德把握住了这种工人阶级经验的特殊性：

首先，人们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经历剥夺和压迫的，那不是大而抽象过程的最后结果，他们的不满形成了针对特定目标的特定的抱怨，这是具体的经验。工人所经历的是工厂、流水线的快节奏、工头、工贼、保安、所有者和付薪支票，他们不会经验到垄断资本主义。

马来农民以同样方式经历了地租上涨、吝啬的地主、毁灭性利43率的高利贷、取代他的联合收割机、以恶劣态度对待他的小官僚。而他没有经历的是由那些地主、联合收割机拥有者、放债者和官僚（它在一个复杂过程中只是次级环节）所构成的现金体系或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因而不足为奇，在村庄里，阶级的语言总是带有其与众不同的出身胎记。村民不会把帕克·哈吉·卡迪尔叫做金融资本代理人，而是称他为“高利贷者卡迪尔”，这是因为正是通过大约1910年到二战时期控制乡村信贷的切蒂亚尔借贷制度，马来农民才更多被动地经验到金融资本。切蒂亚尔这个词对于众多越南和缅甸的农民来说有着相似内涵，这一事实证明了由资本主义渗透东南亚所唤起的这种经验是普遍的。识别一种伪装并揭示其背后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伪装而言，隐喻是真实关系的一部分。马来人通常把放债者视为一个放债者和一个切蒂亚尔，即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个非穆斯林。同样，马来人典型地把店主和稻米收购者经验为不仅是一个债权人和批发商，而且还是另一种族和地区的人。因而，现实中的阶级概念几乎总是包含了基本金属成分的合金概念。它的具体性质、它的使用都是合金的而非其所含纯金属的特性。我们要么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认识它，要么放弃对阶级的经验研究。

阶级的经验性概念是植根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历史中的，这一点很难否认。经验的这种根深蒂固性给了它力量和意义。当广泛的共同经验存在时，体现阶级关系的象征就能够具有超凡的唤起力量。不难想象，在此背景下，个体的不满如何转变成集体的不满，而集体的不满又如何具有了阶级神话的性质，而它总是与地方性经验联系在一起。由此，某个地主的佃农，如果他认为地主很苛刻，他可能会抱怨；他甚至可能幻想向地主诉说他的所思所想甚或是杀人放火的邪恶想法。如果这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不满，那事情只能停留于幻想阶段。但如果许多佃农发现他们在同一条船上，由于他们共有一个地主，或是由于他们的地主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们，那就会产生集体不满、集体幻想甚至集体行动的基础。农民们随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交流坏地主的故事，而由于一些地主比其他地主更为声名狼藉，他们就成为这些精心制作的故事的焦点和反对这类地主的许多社区集体抱怨的对象。于是我们就有了“哈吉·布鲁姆”的传奇，这已成为对当地大规模地主所有制的一种隐喻式表达。我们还有关于吝啬的哈吉的诗歌，这更多地是关于曾经去过麦加的地主阶级的象征，而不是关于个体的故事。

如果在吉打州曾经有过（实际上没有）大规模的反抗地主的运动，那么可以肯定那些传说的某些精神将在行动中反映出来。其方式早就象征性地准备好了。但核心问题是，阶级概念（如果它已经被建立起来）被发现已编入具体的共同的经验，它表现为文化材料及其承载者的特定的历史内容。在西方，食物这一概念经常被表达为面包，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它意味着米饭。在美国资本家可以简称为“洛克菲勒”，这是一个有着全部历史内涵的名称；而在塞达卡，坏地主被简称为“哈吉·布鲁姆”，这同样是一个有着全部历史内涵的名称。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研究塞达卡的阶级关系，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都需要与研究行为一样多地研究意义和经验。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行为从来不能自我解释。引述一个快速眨动眼皮的著名例子即可说明问题，这是由吉尔伯特·赖尔所用并由克利福德·格尔茨详细说明的案例。那究竟是抽动还是使眼色？仅仅看到物理运动得不出什么线索。如果是使眼色，它又是哪一种眼色？是密谋、嘲弄还是引诱？只有一种文化知识，即行动者、观察者及其同伙共同的理解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须考虑到可能的误解。知道地主提高了稻田的租金是一回事，而知道这行为对受其影响的人意味着什么是另一回事。可能，仅仅是可能，佃农把租金的提高当做是合理的和早该发生的，也可能他们把这种提高视为压迫和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的企图。观点会有分歧，只有明了佃农的经验和他们赋予事件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答案。我说“可能”是因为出于佃农的利益，回答可能不是他们观点的正确表达，或者那种解释只是一种计策。但如果没有那些信息，我们会完全陷入困惑。一个粮食窃贼、一个明显的怠慢、一件显而易见的礼物——除非我们能够从只有行动者才能提供的意义中建构它，否则它们的意义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 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这里采取的方法当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称为现象学或常人方法学的方法，但并不局限于此，因为人们解释自己总比以行为解释行为要真实一些。纯粹的现象学有其自身的弱点。许多行为，包括言说，都是无意识的和非反思性的，建立在意识水平以下的理解上。细心的观察者必须提供对这类行为的解释，而不是仅仅重复对行动者的常识性认识。一种解释必须从它的逻辑标准、系统性及其与其他已知社会事实的一致性来评判。人类行动者也可能提供对他们自己行为的矛盾的解释，或者他们可能打算对观察者或彼此隐瞒他们的理解。因而，尽管这一解释的基础是靠不住的，还是要使用同一的解释标准。此外，在任何情境中都存在着使人类行动者的行动意义得以呈现的要素，但是很难期待它们被意识到。例如，一次国际信用危机、世界范围内对粮食需求的变化、内阁中一次平静的影响到农业政策的派系斗争、种子基因结构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对当地的社会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论它们是否为与之相关的行动者所知。这种知识其实是局外的观察者添加的对有关情境的描述，是对行动者自己所提供的描述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为即使行动者所经验到的现实是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这种现实还是为他们的理解和行动提供了基础。最后，并不存在对经验现实的全面解释，也没有对有意识的经验的完整文本。 记录文本的完整性既受到记录者的经验和分析偏好的限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实际限制。

因而，在此所要做的是合理地解释塞达卡的阶级关系，尽可能地依据由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经验和对行动的描述。在许多地方，我的描述添加了自己的解释，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个人利益的理性化、日常的社会技术甚至礼节如何影响了行动者的解释。但我从不指望用我自己的解释来代替他们的解释。我所努力的是使我的解释更为有效，这是通过显示我的解释如何“在参与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中消除异常或增加新的信息”而实现的。正如邓恩所言：

我们不应当做的就是声称我们比他自己还能更好地理解他或他的行动，特别是在获得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之前……检验对一个行动的描述或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在对行动者所描述的全部内容的处理中所体现出的简洁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