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乌克兰究竟有没有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
这个问题近日再次出现在德国联邦新闻局（BPA）的例行发布会上。一名记者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询问德国政府是否了解美国长期资助乌克兰境内十多个生物研究实验室的情况。
▲采访视频截图，图源：berlinezeitung
德国政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并不了解相关内容。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乌克兰境内存在多个由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这一情况是否与德国政府掌握的信息相符时，发言人回应称，自己知道相关报告，但尚未对其进行研究和审查。随后，当记者继续提问时，麦克风被关闭。
事实上，围绕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争论并非新鲜事。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俄罗斯便多次指控美国在乌克兰资助秘密生物武器项目。乌克兰政府则始终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这些设施属于疾病监测、诊断和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由于《生物武器公约》缺乏独立核查机制，国际社会始终无法对相关争议进行彻底调查并形成最终结论。
但比起乌克兰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围绕生物实验室的争议总是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
▲图源：Achille Abboud/IMAGO
原因在于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始终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两用困境”。
今天，人类研发疫苗、药物和疾病防控技术所使用的实验设备、基因测序技术以及生物数据库，与研究危险病原体所需要的工具往往高度重合。对于疾病的研究，在理论上也可能被用于制造更危险的病原体。
这种矛盾在病毒学领域尤为突出。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GoF）就是典型案例。在传统遗传学中，这种技术能够帮助科学家赋予微生物新的能力，例如利用改造后的细菌生产胰岛素等药物。然而在病毒学领域，类似技术也可能被用于增强病毒传播能力、提高耐药性，甚至增加其致病能力。
正因如此，即使全世界没有任何科学家以制造生物武器为目的开展研究，现代生物学基础研究本身依然可能带来潜在风险。科学家研究病原体，是为了了解它们；但任何真正理解病原体的人，同样知道如何对其进行改造。
▲图源：Dmitri Maruta/imago
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风险。
过去，掌握复杂生物学知识往往需要多年专业训练和实验室经验。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降低知识获取门槛。就在本月初，由人工智能企业家、生物技术专家和安全研究人员组成的联盟联名致信美国国会，呼吁建立更严格的核酸订单审查制度。签署者包括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Sam Altman）、Anthropic首席执行官阿莫迪（Dario Amodei）以及微软人工智能负责人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
《纽约时报》此前披露的一项测试显示，部分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经能够提供高度专业的生物学操作建议。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聊天机器人甚至能够详细说明如何改造病原体以提高其耐药性。在病毒学相关测试中，部分模型展现出的专业能力已经超过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图源：dpa
据悉，印度此前就曾出现过一名涉嫌与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医生利用ChatGPT获取蓖麻毒素制造信息的案例。
今年5月，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停止联邦资金支持部分海外高风险功能获得性研究。但越来越多专家认为，真正的问题或许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实验室。
当人工智能、全球化生物技术供应链以及私人资本共同作用时，人类面对的挑战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生物实验室，而是现有监管体系是否还能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毕竟人类针对生物安全建立的监管体系，诞生于互联网时代之前……
（欧洲时报德国版小婺生综合报道，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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