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一章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关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它们被恰到好处地添油加醋、修饰加工和重新讲述——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消遣意义。在塞达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象征冷战中，这些故事构成了一次小交火、一场小冲突。和大多数争战一样，这场争战中的冲突双方通常是在复杂的情境中相遇，其中有众多的中立者、旁观者和忠于不同派别的犹豫不决的参与者。至少，暂时看来，冷战状态会继续维持。因为，一方面，极端对抗会威胁到很多潜在参与者的重要共享利益；另一方面，穷人很难想象直接对抗所导致的后果。这样一来，“战争的消息”就几乎全部由口头争论、制造假象、揭穿谎言、恐吓威胁、一两次小冲突和宣传攻势组成，其中宣传攻势是最重要的。

在这种意义上，广为流传的关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宣传攻势。如同有效的宣传一样，它们表明了——显现了——这个小地方正在发生的全部争论。富人只要一提到拉扎克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心、不诚实、违背了应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穷人形象。在富人看来，拉扎克是负面典型，唉，总体上穷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而穷人们只要一提到哈吉·布鲁姆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婪的、吝啬的、同样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富人形象。在穷人看来，哈吉·布鲁姆也是负面典型，总体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

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代表了富人和穷人行为的样本，他们由此都获得了相应的象征力量。每个村民都可以观察到拉扎克的行为，因为每天他都给关于自己的故事添砖加瓦。关于哈吉·布鲁姆行为的经验仅仅是稍微不那么直接。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见过或接触过哈吉·布鲁姆，而且每个成年人都听过关于他搜取土地和放高利贷的第一手故事。由于这些故事的可感知性，村民可以把地方性的故事与自己的经验相对照，因此这种宣传攻势不必太过于依赖事物的实际情况。至于人们选择如何利用这些现存的活生生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他们如何表述这些现存的生活生的故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它们源于社会事实。

然而，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作为社会标志的价值，既源于他们的可感知性，也源于他们越轨的行为。这种越轨行为不仅使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而且使他们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即使是塞达卡的穷人也认为拉扎克的过分顽劣使其行为越轨。即使是高利贷者卡迪尔也认为哈吉·布鲁姆获得财富的手段违背了真主的训诫和村庄社会规则。穷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极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立场服务，这些例子是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的。

关于这两人的故事还应当被看做是正在建构的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包含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展望。它们试图构建和维持一种观点，即得体的、受欢迎的人类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制裁有助于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恰当的和受欢迎的行为。这些故事作为完全不受欢迎的行为的负面案例，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因此，这些故事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文本。正因为既定的象征秩序的维持和这一秩序的变迁一样，经常成为问题，这些故事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意识形态的修复和革新永无止境。

这些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不仅在于说服，还在于控制；更确切地说，其目的在于通过说服进行控制。就其成功地形塑了人们的行为来说，它们也实现了一种阶级目的。如果富人会从哈吉·布鲁姆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他们就不会再放高利贷，不会再算计别人的土地，他们会在宗教救济和筵席上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会雇用更多的佃农和劳力。这样一种安排会给穷人带来明显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穷人会从声名狼藉的拉扎克事例中吸取教训，他们就不会再强求富人的施舍，不会再参加未被邀请的筵席，他们将成为忠诚的劳力，做到言行一致。这样一种安排同样会给富人带来明显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象征的平衡。富人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他像哈吉·布鲁姆一样行事，就会遭到同样的贬斥；穷人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他像拉扎克一样行事，就会遭到同样的鄙视。如果愿望成为现实，如果意识形态成为实践，塞达卡就将变成由慷慨的、充满同情的地主和诚实的、辛勤工作的佃农和劳力构成的小乌托邦。

但是，这种均衡也仅仅是象征性的。毕竟，这些告诫性的故事要求穷人和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放弃眼前的物质利益。然而，好名声有多重要呢？换言之，坏名声的代价有多大呢？不幸的是，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因为坏名声代价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坏名声的人施加的社会和经济制裁的轻重。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人们必须思考穷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富人对其的好评，反之亦然。由此观之，关于名声的政治有点“一边倒”的意味。可归结如下：富人通常拥有将其认可的适宜行为强加给穷人的社会权力，但穷人却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富人。对于穷人而言，好名声的作用有点像社会保险政策，使他们得以应对不计其数的农业生活中的不测风云。好名声由穷人恭顺行为的记录所构成，包括在筵席和房屋搬迁中帮忙、积极肯干又不斤斤计较工资以及对村庄领袖的默默支持。好名声会在找工作和慈善救济时带给他们切实的回报，在生老病死时带给他们帮助，并借此获取所有由村庄中执政党进行分配的补贴。好名声也在非正式的玩笑和乡村生活的仪式方面带来了切实的回报。已经声名狼藉的拉扎克也因而获得了打破村庄生活规则的一定自由。但是，他为这一自由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得不到工作并受到公众的嘲弄。他唯一的让步就是经过精心算计后加入了执政党。相反，哈姆扎确立并维持了一个好名声。其代价是他花费在村庄项目、筵席烹饪、照看村庄的祈祷室及村庄集会场所方面的时间和劳力。另外一个代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尽管他有时并不觉得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值得尊敬，但为了佯装恭敬，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但是他的好名声使他在雇佣、扎卡特礼物、病时救助方面获利并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体谅。这些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足以使塞达卡村除三四个穷人以外的几乎全部穷人在大多数方面选择遵从由村庄精英界定并强加给他们的适宜行为的标准。

在塞达卡这个小地方，“哈吉·布鲁姆”们和“高利贷者卡迪尔”们由于名声不好而深受排斥。而他们几乎或完全不用从穷人那里获得什么。这是一种讽刺：一方面，只有违背对人慷慨和体谅他人的原则，他们才能获得土地、收入和权力；另一方面，只有遵守对人慷慨和体谅他人的原则，他们才能获得好名声。现在，他们实际上不受制裁约束。

但有一点是例外的。尽管富人相对来讲或许可以不受物质制裁的影响，但他们无法逃脱象征制裁，比如诽谤谣言、背后议论、人身攻击等。并且，即使在这个小范围内，竞争也是不平等的。这在下述事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对拉扎克是当面的斥责，而对哈吉·布鲁姆和高利贷者卡迪尔则总是背地里贬损。因此，高利贷者卡迪尔总是被当面称呼为"Pak Haji"（“哈吉伯伯”）。如果他知道了自己广为流传的绰号，我都会感到惊奇。人们对他的嘲笑永远无需传到他的耳朵里或使他寝食难安。

当然，大部分对哈吉·卡迪尔的公开遵从都是“虚假遵从”。贫穷的村民，也包括其他人，选择佯作遵从，因为他们完全知道任何其他举动可能招致的惩罚。因此，当一位年老的村民伊沙克斗胆以贬抑的口吻谈论哈吉·布鲁姆后，由于害怕报复，他在最后要求我不要向住在燕镇或明关村的任何人透露半句。我们在此处观察到的是“台前”与“幕后”行为的差异：在“台前”权力负载的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遵从，在相对安全的“幕后”的私秘空间中发生了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虚假遵从存在。

然而，即便是虚假遵从，也是对富人的社会权力的明确无误的展示。毫无疑问，村庄精英继续控制着公开的“舞台”。公开的象征秩序通过表面的遵从得以维系，它不会遭到公然挑战。与物质交换领域一样，在这一很大程度是象征的层面上，社会权力的失衡允许对拉扎克的公开辱骂，却禁止对哈吉·卡迪尔或哈吉·布鲁姆的公开攻击。

村庄中掌握权力的人并非完全控制了整个“舞台”。虽然他们为“表演"写好了脚本，但在此限制内，好斗者或造反者仍有足够的运作空间来巧妙地表达他们对事件的蔑视和不满。台词和表演姿势是事先确定的，但清楚无疑的是许多“演员”只是装装样子，并非在真心“表演”。有一个司机和行人都熟悉的老套例子可以说明“表演”中的此种行为。行人经过十字路口时恰好走到一半，这时交通灯由绿变红，只要行人未面临即将开近的车辆的迫切威胁，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同小戏剧一样。行人会稍稍抬高脚走一两步，装做匆忙的样子，从而暗示司机他要先通过。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此类场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行人过十字路口的实际速度并不比他原来的步伐快。这给人以遵从的印象，却没有实质内容。但是象征秩序，即司机的通行权，并未遭到直接挑战；实际上，行人表面上表现出的匆忙便是对象征秩序的认可和巩固。几乎可以认为，将象征遵从最大化恰是为了使实际遵从最小化。

贫穷村民就是采取了类似最低限度的遵从的形式，使他们虚假的“表演”得以巧妙地进行。他们会去参加富裕村民的筵席，但迅速吃完饭马上就走。他们会遵循习俗，接受邀请，但其遵从行为常打“擦边球”。他们也会以实物或现金作为礼物赠送，虽然数量比预期的要少，但也不至于少到被视为公然不敬的地步。按照“要求”，他们会问候走在村中路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但这种问候是缩水的，而且也不够热烈。所有这些和其他形式的勉强遵从，避免了公然违抗的不利，并且至少符合了富人通常所要求的礼貌和遵从的最低标准。同时，这还代表穷人也为“表演”本身加入了“幕后”的态度，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足以将其意义传达给“导演”，但又不会极端到冒公开对抗的风险。

我们在此分析的此种类型的冲突非常普遍，它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围绕公平的定义展开的斗争，旨在掌握评价当下经验的概念和符号。其次，是当既定的公平定义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实和特定的行为时，围绕其适用性展开的斗争。例如，假定富人应该慷慨，如果某个地主拒绝给穷人施舍，那么他是否违背了慷慨的原则。又如，如果一个人仅是装穷或者其行为已使他丧失了接受慈善救济的权利，此时拒绝救济他是否合理。最后，当然是在农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迁中围绕土地、工作、收入和权力展开的斗争。

各方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资源很难放在一起比较。在村庄的经济生活中，地方精英几乎总是有其特有的行事方式。倘若他们掌握了物质资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控制公共仪式生活——即控制村庄中大多数穷人的“台前”行为。只有“后台”才能不受精英掌控。在那里，充满了背后议论、流言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打个军事上的比方，只有在这里，地形才相对有利于武器装备较差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个不特别重要的村庄来考察少数历史上的失败者的抗争呢？这毫无疑问是有缘由的。用巴灵顿·摩尔的话来说，塞达卡的穷人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将被前进的滚滚大潮辗过的阶级”的成员。而且，国家强大的军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长都使他们举步维艰。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村庄中能从本质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他们会像他们数以万计的先辈一样面临失败的命运，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确定这样一项研究计划的理由恰恰在于它的平凡——事实上，这才是历史上所发生的阶级冲突的常规情境。通过近距离、严密地考察这些情境，我们便可能发表一些关于常态的阶级意识、日常的反抗和平常的阶级关系的有意义的言论，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开的集体反抗或叛乱都不太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