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一章 哈吉·布鲁姆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哈吉·布鲁姆

在讨论拉扎克对于塞达卡村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引入他象征性的“镜像”，那就是和他一样为社会最上层所抛弃的哈吉·布鲁姆。尽管我所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都是二手的，因为在我到塞达卡村五六年前，他就已经去世了，但关于他的故事很多。

我到塞达卡村不久，勒拜·侯赛因就邀请我参加他儿子塔哈的婚宴，新娘来自距燕柯奇镇南6英里的一个村庄。为了招待众多的客人，新娘一家在屋外搭建了一个大帐篷，供男宾们就座。席间的话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前农忙季的收成；二是由于干旱人们取消了种植前一灌溉季作物，这推迟了许多婚礼的举行，直到农忙季作物成熟后婚礼才得以操办。

我发现地平线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新仓库，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我旁边的人那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哈吉·拉兹和哈吉·安尼兄弟开办的大米加工厂。当提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帐篷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非常明显，我不经意地开启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兴致勃勃地互相谈论着关于这两兄弟尤其是他们的父亲哈吉·阿尤布的故事。事实上，正如我立即意识到的那样，有关哈吉·阿尤布的传闻是所有聚会中固定的交流话题，这足以引发一次小的故事风暴。

哈吉·阿尤布生前是吉打州（也许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稻田所有者，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他去世时，以拥有600多里郎（426英亩）的稻田（他的橡胶园和果园不计算在内）而闻名遐迩。在那时，中等人家拥有的土地数不超过3里郎，拥有20里郎土地的农场主算是相当富裕了。相比之下哈吉·阿尤布拥有的广阔土地就显得非常突出。吉打州的稻田以惊人的速度向哈吉·阿尤布手中聚集，这引起了州议会的警觉，实际上他们曾一度禁止他获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在涉及这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的生涯和业绩的众多故事中，关于他拥有惊人的土地和财产这一事实本身的故事相对较少，而更多的关于其生活方式和他建立自己王国的方式。哈吉·阿尤布之所以成为众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因为他的吝啬具有传奇色彩。从那天下午众多村民的观点来看，这位吉打州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自己选择的维持生活的方式几乎和拉扎克毫无二致。像拉扎克一样，他住在一间破旧的从未修或重建过的房子里。他不买加工而成的纸烟，他一生抽的都是自己卷成的“农民式香烟”，吸的是最便宜的烟叶，卷烟用的树叶也是他从自己栽种的聂柏桐上摘下来的。和最穷的人一样，哈吉·阿尤布每年只买一块仅够做一件围裙的布料。如果你从他旁边经过，你很可能把他当成是村庄里的乞写。据说他除了斋日外，只吃干鱼，在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了”拉扎克。虽然他买得起豪华轿车，家旁也有平整的马路通过，但他都只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哈吉·阿尤布曾骑在他那辆“古董”般的蓝玲（Raleigh）车上，用手势指挥着哈吉·卡迪尔把别人的房子推倒。他不断地徘徊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发出响亮刺耳的噪音。这就是那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从不按期交租的佃农那里收租的办法。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克己精神，只有一方面除外：他允许自己娶了三个老婆。

当然，与其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哈吉·阿尤布行为方式的吝啬更显滑稽。他代表了富有守财奴的典型，他为其他富有的吝啬鬼树立了无法企及的标杆，因此，他无疑成为了传奇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拉扎克的“对立面”。但是拉扎克的名声纯粹是地方性的，而哈吉·阿尤布不说是全州闻名也是全区闻名。

当谈到哈吉·阿尤布是如何获取所有这些土地时，村民的描述虽然依旧栩栩如生却远非轻松愉快。他广为人知的绰号哈吉·“布鲁姆”（Haji "Broom"）可能最准确地体现了他获取土地的整个过程。村民在这里宁愿使用英文单词"Broom"，我猜测这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强劲的扫荡力量。完全从字面意义上讲，哈吉·“布鲁姆”以自己的方式横扫了一切土地。这个词的力量也暗含着某种类似“横扫牌桌”（即赢得牌桌上所有筹码）或“使对手输得精光”的意思。正因为前面冠有“哈吉”，“布鲁姆”一词才显得力量更强，因为“哈吉”是对那些到麦加的朝圣者的敬称。所以，“哈吉·布鲁姆”这个绰号或多或少与“敦·拉扎克”这个绰号有些相似。

就在我向一些聚集在帕克·亚赫家的村民询问关于双耕前借贷的事情后不久，哈吉·布鲁姆这个名字就出现了。诺尔在向我解释Padi kunca这种声名狼藉的借贷体系时，头一句便说：“这就是哈吉·布鲁姆的行事方式。”Padi kunca是指农民在收获前约6个月借用的现金在收获时以定额稻谷偿还。一般而言，实际的年利率会接近150%。至少在半个世纪以来（直到1960年），这是店主、大米加工者、高利贷者和相当多的富有地主把持（沿用）的按季借贷的标准利率。事实上，所有水稻种植的研究者都引用过这一例子，认为它既是水稻主产区持续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农民拖欠贷款的原因，而农民拖欠贷款又将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地区，哈吉·布鲁姆和吝啬鬼几乎是同义词。

如果padi kunca的实际运作愈演愈烈，违反了针对利息的伊斯兰律令，那么似乎哈吉·布鲁姆也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高利贷者。“瘦骨嶙峋的”玛说，哈吉·布鲁姆定期放贷，通常是100马元贷6个月，要求偿还130马元或140马元。“他的儿子，哈吉·拉兹和哈吉·安尼也这么干。这是一种罪恶。他们祖宗七代都放高利贷，他们只关心这个。”村民说，这些借贷中的一部分是二手的，即哈吉·布鲁姆从大的华裔放贷者那里以40%的利息贷款，再以80%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从中赚取差价。在这些村民看来，他与镇上的华裔债主密切合作这一事实，要比自己单独放贷更加违反伊斯兰的律令。另一方面，华人为赚取利息而放贷的行为实际上不会招致任何指责，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是他们正常的商业活动，而且其宗教也未禁止这种活动。但是，对一个马来人而言（作为所处村庄和宗教中的一员）—尤其是在此例中还是哈吉—不顾《古兰经》的明确禁令放高利贷必定会招致最强烈的谴责。

但是，哈吉·布鲁姆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他人无法偿还债务（jualjanji，其字面意义是潜在的出售），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大部分土地落入其手。诺尔、帕克·亚赫和“瘦骨嶙峋的”玛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列举出本地因债务而使自家的土地落入哈吉·布鲁姆之手的家庭的名字。过程是这样的：哈吉·布鲁姆可以借一大笔钱给某个农民，但那个农民要将其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哈吉·布鲁姆作为抵押。书面的买卖合同上写道：如果在规定日期前，借款者能够偿还最初的借款（几乎是低于被抵押土地的市场价值），他就可以重新获得土地。对借款者来说，抵押的土地是可以赎回的，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当然，在实践中，吉打州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通常是以这种方式获取土地的。诺尔补充说，哈吉·布鲁姆和少数的另外一些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变通的办法。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的几天，他会把自己藏起来，这样一来那些足够幸运的能凑足现金赎回土地的农民就找不到他了。最后期限一过，他就立即要求法庭将未归还借款的农民所抵押的土地判给他。通过这种策略，哈吉·布鲁姆几乎将他所有的抵押借贷变成了土地买卖。似乎是为了更加形象地描绘从哈吉·布鲁姆那里借贷的后果，帕克·亚赫说道，前往这个土地大亨家的拜访者，会看到他就坐在一个从上到下堆满地契的大柜子前。

诺尔、帕克·亚赫和“瘦骨嶙峋的”玛三个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向我讲述哈吉·布鲁姆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在谈话的最后，诺尔描述了哈吉·布鲁姆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的。诺尔说，哈吉·布鲁姆到他儿子哈吉·安尼家做客，带了一袋（一百个）人心果（一种便宜的褐色水果，它是能产树胶的热带常青树人心果树的果实），从表面上看是送给哈吉·安尼的礼物。但离开前，他要求哈吉·安尼给他一百个鸭蛋作为回赠。“哪一个更贵？”诺尔一字一顿地问我。这不单纯是关于哈吉·布鲁姆“精明交易”的又一个故事，还表明他违反了礼品馈赠的精神，他用礼物馈赠来谋利。他实际上要求回报。最重要的是，他为了个人获益而“剥削”他自己的家庭。“瘦骨嶙峋的”玛把他的行为总结描述为“预先谋利策略”。

当我评论说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如此“吝啬”时，帕克·亚赫纠正我道，“不是吝啬，而是贪婪”。借此，他要强调的是，与其说是哈吉·布鲁姆节省不如说他是在掠夺别人。“他毫不知耻”。在某种意义上，“毫不知耻”是对他最强烈的谴责，人们也是这样评价拉扎克的。因为，说某人有羞耻心，这是邻居和朋友对他好的评价，意味着他的行为还没有超越由共同价值观建立的道德边界。说某人毫不知耻，则意味着他无所不为。

诺尔最后表明，不是哈吉·布鲁姆的财富本身令人憎恨，而是他获取及随后处置财富的方式令人憎恨。“不管一个人是不是富人，只要他是好人，村民会帮他。如果他办筵席，即使他的谷仓里已经有一百麻袋稻谷，村民仍会送他稻谷作为礼物。但是如果他心肠不好，我们就根本不会理他。”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之所以会如此声名狼藉并不是因为哈吉·布鲁姆的富有和拉扎克的贫穷，而是因为他们行为的“无耻”，这种“无耻”违背了所有的规则，使他们实际上成为被排斥的人：一个成为贪婪富人的象征，另一个成为贪心穷人的象征。

但是，只有对哈吉·布鲁姆的谴责才带有几分神话的、宗教的色彩。我不止一次地被告知，当哈吉·布鲁姆生病时，他的身体非常烫，以致必须把他移到房子底下，那里凉快一些。当他的遗体被抬往墓地时，他们说，刚掘好的墓穴中已经开始冒烟（有人说是火）。我曾经故作天真地问加扎利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他回答说：“也许有吧，但也可能是编造的。”当然，重点不在于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而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甚至是在哈吉·布鲁姆被安葬之前，村民就希望用咒语召唤地狱之火来吞噬他。

大多数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哈吉，而哈吉·布鲁姆是他们当中最明目张胆的，因而也是最可资谈论的。换言之，他们也是通过到麦加朝圣完成了伊斯兰修行的第五“支柱”的人。事实上，有些已经超越了纯粹朝圣的范畴。根据现有证据，宗教地位与土地财富的关系模式源于19世纪末。那时，在受人尊敬的宗教教师的带领下，移民开垦了吉打州大片的水稻平原。政府赠与、自愿施舍和伊斯兰的什一税使得这一阶层中的许多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拥有大量地产的乡绅，他们通过与官员和低等贵族的策略性联姻巩固了自身地位。到1916年，代理英国顾问已经开始抱怨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欺诈行为，他们用假名申请若干小规模的土地转让以避免公开向州议会申请大规模的土地转让的风险。但是正如哈吉·阿尤布的案例所表明的，阶级的界线仍然是比较容易打破的，该地区很多富有的哈吉都是比较新近的成员。

大部分较大的马来土地所有者、稻米商人、大米加工者和农业机械所有者也是哈吉。这一事实使他们得以积聚充足的资金去麦加朝圣，从而为这一头衔赋予一种模糊不清的身份。一方面，朝圣行为本身会受到虔诚的崇敬，同时朝圣者因朝圣而获得的神圣超凡能力也会受到虔诚的崇敬。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朝圣者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例如放高利贷、占有抵押的土地、以尽可能高的租金出租土地、对亲戚和邻居吝啬、最小化仪式费用等——大部分村庄对这些行为是非常憎恶的）积累了朝圣的必要资金。因此，村民对那些以他们的土地、劳力和租金为经济支撑、从麦加朝圣归来的哈吉决不会完全崇敬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哈吉这个词在大众的谈话中经常和绝非恭维性的形容词连用的原因了。Haji Sangkut字面上指那些戴着无边帽穿着长袍然而还未到麦加朝圣的人，但是这个词的隐含意也指某些真正到过麦加的朝圣者，这些人朝圣后的行为继续与村庄对信徒的期待背道而驰。Haji Merduk和Haji Karut指“虚假的”或“冒牌的”哈吉，他们到麦加朝圣，其行为却绝不圣洁。因为在村民的概念中，到麦加朝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洗清自己的罪孽，等待真主的审判，所以，继续坚持罪孽深重的行为方式就是极其严重地违反戒律（这是一种不忠的表现）。正如巴塞尔所说，“真主不会接纳像哈吉那样的人，他们朝圣也是白费钱，既无益也无用。”法齐勒补充说，他们的罪孽比普通穆斯林更深重，因为“他们明知故犯，虚伪的朝圣最可恶，他们到麦加想洗清自己的罪孽....但真主不喜欢那样的朝圣”。

一次，我们几个人围坐在萨马特的村庄小店外，我问托·卡西姆，哈吉·安尼像不像他父亲。由于我们刚刚谈论过一位著名的部长（他已经被解职了，表面上看他被解职的原因是腐败），于是托·卡西姆把部长和哈吉·安尼进行了类比：“一个有欺骗和掠夺行为的哈吉就与有同样行为的部长一样。穆斯林的惩罚（比世俗的惩罚）更严厉。原因在于真主训诫富人要帮助穷人，不照做的人对真主没有敬畏，他们只想索取（不想给予）。如果是一个穆斯林这么做，惩罚可能最严重。”

据说，哈吉这个词还经常和其他形容词连用，其中大多数都与吝啬有关。就像爱斯基摩人拥有众多描述雪的种类（这在其他文化中被忽略）的词汇一样，马来人的语言中也有大量描绘各种不同程度和类别的吝啬的词汇。几乎所有我曾经听到过的关于吝啬的形容词都是用来修饰名词哈吉的。最常见的词是Haji Kedeikut和Haji Bakhil，它们意指吝啬的或贪婪的哈吉。一位马来作者还回忆起她和她孩提时代的伙伴以前常用来嘲弄吝啬的哈吉的一首童谣：

吝啬的哈吉晚上爬起床

偷偷地数着他的钱粮

但他只以盐下饭

还睡在没有床垫的地板上。

经过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屋的主人——富有的地主哈吉·卡迪尔——也是类似的玩笑的笑柄，那些玩笑在民间广为流传。我曾随塞达卡的农民足球队到邻村踢过一场球。比赛结束后，有些邻村村民问我住在哪，当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帕克”·哈吉·卡迪尔房子的前半间时，他们满脸困惑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尽力地给他们描述房屋的位置，我想他在这一带肯定非常有名，但是，村民仍不明白。直到有人说，“哦，那一定是高利贷者卡迪尔（Kadir Ceti）”，村民这才露出会意而又带着尴尬的笑容。Ceti是指南印度声名狼藉的切蒂亚尔放债者阶层，从1900年到二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他们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资本。由于这一种姓专门从事《古兰经》禁止的职业，他们成了高利贷剥削和债务奴役的持久象征。

虽然哈吉·卡迪尔是塞达卡唯一拥有“高利贷先生”（Pak Ceti）绰号的人，但邻近的其他村庄也有人被冠以这种绰号——Haji Lah Ceti和Pak Ali Ceti就是其中两个。当村民获知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房东的绰号后，他们打破了沉默，关于他的故事接踵而至。哈吉·卡迪尔在本地拥有的将近20里郎的稻田大部分都是从未能按期支付借款的农民那里获取的，即通过抵押的方式。他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哈桑父亲的3里郎稻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哈桑的父亲有时候会要求赎回稻田，尽管这样做徒劳无功。村民说，跟哈吉·布鲁姆一样，哈吉·卡迪尔用从一个凯帕拉·巴斯塔镇富有的华裔店主那儿借来的钱再放贷给农民。他贫困的邻居哈姆扎抱怨说，到他的院子摘一个椰子要收2角钱，而这在别人那里可能仅是作为礼物赠送。他还抱怨说，因为期望在收获后得到稻米的施舍，上一季他作为田间劳力替哈吉·卡迪尔干的活比替村中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从哈吉·卡迪尔那儿绝对是一无所得，倒是他为之干活的、远没有哈吉·卡迪尔富裕的农场主表现得十分慷慨。

高利贷者卡迪尔的饮食也是公众嘲笑的对象，就像童谣中吝啬的哈吉一样。他不从市场里买鱼吃，而是和最穷的村民不得已的做法一样，吃稻田里那些又瘦又小的鱼。甚至于他的连襟帕克·卡西姆也认为他朝圣后丝毫未变，“连镇里的华人都叫他高利贷先生，他总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怎么可能改变呢？”

在塞达卡村民的议论中，哈吉·布鲁姆和高利贷者卡迪尔的故事占了关于哈吉吝啬的故事的大多数，但是这里也不乏关于其他活着的与死去的哈吉的故事。村民对他们的谩骂如同激流一样迸发，以致最终我都有些厌倦了，而他们却不厌其烦、乐此不疲。他们说有的哈吉曾经偷过水牛；有的曾经不付钱从商店里明目张胆地拿东西；有的曾经抢割其佃农老老实实种的庄稼；有的曾经把土地全部租给华人而不租给自己乡亲；有的曾经要求佃农缴扎卡特（把通常的布施颠倒过来了）；而且，至少曾有一个哈吉在一位妇女祷告时用脚踢了她。当然，还有很多善良的、虔诚的、正派的哈吉（也许是大多数），他们的行为和朝圣都是伊斯兰教的荣誉。但是，依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村庄社区遭人憎恨的富有地主中大多数也是哈吉。我们不可能判断此类故事如此众多仅仅是由于原始材料本来就丰富，还是在于其社会价值——作为对尚未误入歧途的富人和可能致富的人的劝诫。我想，两者兼而有之。

尽管如此，有两点是清楚的。首先，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富人（从总体上看）和富有的哈吉（具体地看）的无耻、贪婪程度，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富有的哈吉们也同意这一点，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就是被指责的对象。苏库尔说：“过去的哈吉是真正的哈吉。现在他们不是了。他们只不过穿着长袍。他们只不过到麦加走了一趟（而不是真正朝圣）。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本应变成真正的哈吉，他们却发放高利贷。他们只想要钱，他们的心比天还高。”他这是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其次，还有一点明确的是，当这些哈吉死后，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违背会招致真主为他们准备的最严厉的惩罚。尽管惩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是一种猜想，但阿布杜尔·拉赫曼抓住了这种猜想的要点，他说，“当他们下地狱时，他们将在血泊中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