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古钱币收藏圈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老话：“顺天易得，得壹难求。”这里说的“顺天”和“得壹”，并非普通的唐朝货币，而是安史之乱中，叛军首领史思明铸造的两种虚值大钱。两枚铜钱，刻录着渔阳鼙鼓卷地而来的烽烟，也折射出一个枭雄在称帝路上的狂妄、迷信与仓皇。透过方孔，我们可以窥见一千二百多年前那段血流漂杵的动荡岁月。
安史之乱的引燃，是玄宗朝节度使制度弊病的总爆发。天宝十四载（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南下，半年便攻破洛阳、长安。史思明作为安禄山的同乡与心腹干将，率部横扫河北，成为叛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内部分裂，史思明一度降唐，被任命为归义郡王、范阳节度使。然而唐廷猜忌未消，意图暗中削夺其兵权，史思明察觉后再度反叛。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他在邺城大败九节度使联军，随即杀掉安庆绪，兼并其部众。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把范阳定为燕京。此时，叛军的政治中心已从洛阳转移到河北，但史思明深知，要坐稳龙椅，必须拿下东都洛阳，以号令天下。同年九月，他挥师南下，再次据有洛阳。正是在这座繁华的帝京，史思明开始了一场以铜钱为工具的财富掠夺，也为后世留下了“得壹元宝”与“顺天元宝”这两种沉重的历史物证。
史思明占据洛阳后，面临巨大的军费压力和营造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唐朝中央在乾元元年（758年）已开始铸造“乾元重宝”，以一当十，次年又发行“重轮乾元重宝”，当五十使用，引发剧烈通胀。史思明在敌占区有样学样，且变本加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百。”他下令设炉鼓铸，制作出一种直径比普通开元通宝大出许多、钱文隶书旋读的铜钱，却规定其价值等同于一百文标准钱。按实际重量计算，一枚得壹元宝不过重十几到二十克，仅相当于数枚开元钱的铜料，却要百姓当作一百文接受，无异于公开洗劫民间财富。
“得壹”二字的来历，颇耐人寻味。当时史思明已定年号为“顺天”，钱文却不直接用“顺天”，而是选了“得壹”。《老子》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在乱世中，“得一”寓意一统宇内，终结分裂，对志在取代唐朝的史思明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政治抱负的吉语。然而，据传铸造不久，便有臣下解说，“得壹”可拆解为“只得一年”，并非长久之兆。不论此说真假，史思明内心深处的统治焦虑被猛然触动。他很快便厌恶“得壹”二字，下令停铸并回收销毁，随即改铸新钱，钱文直接采用自己的年号，是为“顺天元宝”。“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新唐书》这句话，冷峻地刻画出叛主将政治野心寄托于一枚小小铜钱上的迷信与慌张。上元元年（760年）六月，顺天元宝正式登场，形制与得壹钱相仿，同样以一当百，并且强行规定民间须用顺天钱兑换得壹钱，借此进一步榨取。部分早期的得壹元宝背穿下铸有“洛”字，无声地标注着它诞生于洛阳钱监的身世。
这两种铜钱，本质上是军事割据政权对辖区内百姓的野蛮掠夺。当百大钱的强迫流通，造成洛阳一带物价腾涌，斗米数千钱，民不聊生。这与唐廷在关中推行乾元大钱造成的灾难如出一辙，双方犹如在进行一场以百姓膏血为赌注的货币竞劣。史思明本想借“顺天”之名宣示天命所归，但铜钱可以改刻，民心却无法强铸。靠屠戮和压榨维系的所谓天命，迅速被事实戳破。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即被其子史朝义所杀，距离改铸顺天钱还不到一年。“顺天”的皇帝死于骨肉相残，叛军集团陷入更深的崩溃。又过两年，史朝义败亡，安史之乱终告平定。唐朝随即废止得壹、顺天等一切伪号虚值钱，大量收缴回炉熔毁。当初被史思明强塞进百姓手中的当百大钱，转眼化为废铜。
千年之后，安史之乱的硝烟早已散尽，唯有极少数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侥幸逃脱熔炉，深埋地下，最终重见天日。因得壹钱铸造期短、销毁彻底，存世极少，顺天钱虽也多遭销毁，但数量稍多，于是有了“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泉界谚语。抚摸这些锈迹斑驳的大钱，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铜料与文字，更是那段将政治野心、经济压榨和人性贪婪浇铸于一体的沉重历史。以钱为镜，可知兴替：当掌权者把货币变成赤裸裸的劫掠工具，哪怕将“顺天”二字刻得再大，也注定无法挽回崩塌的命运。
作者：韦奇
编辑：崔远珍 审 稿： 夏 西玉 终审：施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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