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尖子生王明健毕业前夕,被两名神秘军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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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燃料功臣王明健逝世》、《"两弹一星"功臣王明健韶关逝世》、《王明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燃料功臣》、《"炼铀之父"王明健:把知识和智慧留给人民》、《"荆楚楷模"王明健:40年献身国防 85岁奋斗不止》、《国家记忆·军魂永驻:基建工程兵(上)》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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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的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校园里满是即将各奔前程的年轻人。

同学们的去向五花八门,有的联系了省城的工厂,有的被分配进国有矿山,有的托关系留了下来打算考研,还有的已经提前跑去报到单位打过招呼。

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少,含金量高,任何一所高校的毕业生只要肯踏实干,前途基本上是有的。

来自湖北南漳县的王明健,这年刚满22岁。

四年选矿专业读下来,成绩一直稳居班里前列,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记忆力强、动手能力好、脑子转得快。

按这样的条件,往矿山、冶炼厂或者研究机构走一走,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典礼结束后不久,他被通知去校长办公室——有人找。

推开门,屋里坐着两个穿军装的人。

没有报名字,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告诉他,组织上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他去执行,具体做什么不便告知,去了哪里不能往外说,连父母也不能透露。

签了一份保密协议,当天跟着走了。

这一走,整整消失了三十年。



【一】湖北南漳走出的矿冶学生,一纸调令带进了绝密世界

王明健,1933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

南漳不算大地方,山区县城,经济上没什么特别的优势,但王明健从小念书就肯下功夫,靠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长沙中南矿冶学院,读的是选矿专业。

中南矿冶学院在当时是国内矿业领域的重点院校,能进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各地县里挑出来的尖子。

王明健在班里的位置一直靠前,既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型,也不是只会纸上推演,动手做实验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老师们很看重他。

1955年,王明健以选矿专业完成学业,准备毕业分配。

1956年7月被正式调入309大队。

309大队,全称中国第一支铀矿地质勘探大队,起初驻扎在长沙郊区黄土林一带,主要任务是铀矿的勘探与核工业基础研究。

这支队伍对外没有任何公开标识,进出有严格管控,内部人员用代号而非真实姓名相互称呼。

王明健到了这里,立刻被分配进化验室,跟着苏联专家开始从零学习核工业知识。

内容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但选矿专业的底子帮了忙——矿石处理、化学反应、浓缩提纯,这些概念在他的知识体系里并不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只应用方向截然不同。

他在309队先后被调到化验室、物探室、光谱室,约两个月时间基本掌握了苏联专家传授的相关技术要点,之后又参与了更深入的铀矿分析工作。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概不能向外透露。

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办法给家里写信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偶尔有通讯,内容也经过审查。

南漳县城的父母等了很久,才知道儿子"在外面工作,一切平安",其他的,没人告诉他们。

1957年3月,王明健被抽调进北京专家组学习,这一去就是超过一年,直到1958年6月才调往北京第三研究所第二研究室,担任党支部书记。

看这个时间线——毕业后被带走,先在长沙309大队,再到北京跟专家学,再进研究所——整个安排是有步骤、有计划的,不是临时凑合出来的,而是一套系统的人才吸纳和培养体系在运转。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1955年前后,国内正处于核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初建阶段,苏联是当时唯一愿意提供技术援助的外部力量,但这种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限制。

核心技术苏联专家不传,关键数据苏联专家不给,中国的技术人员跟着学,能学到的往往只是外围操作,真正的原理和参数是不开放的。

王明健在北京跟专家组学习的那段时间,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

他后来回忆,当年跟着苏联专家,核心技术根本靠近不了,能学到的都是表层的工艺流程,深一层的东西,专家们是有保留的。

就在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里,中苏关系突然急转直下。

1959年,苏联方面宣布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援助专家,资料一并带走,正在推进中的合作项目全部中断。

这个决定对中国的核工业体系来说打击巨大,但影响已经造成,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走。

王明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

【二】一道死命题:半年,两吨铀,全靠自己

1958年,国家层面传达了一个紧迫任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要加快,必须提前爆炸成功,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依赖外部援助。

原子弹研制有它的物质基础——铀。

更准确地说,是浓缩铀,而制取浓缩铀的起点,是从铀矿石里提炼出重铀酸铵,也叫"黄饼",这是核燃料生产链条上的第一道关口。

一颗原子弹的正常试验,急需大约两吨二氧化铀作为基础原料。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大,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两吨是真实存在的难题。

国内虽然在1958年探明了广东省韶关地区翁源县下庄一带有铀矿资源,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勘探结论显示这块矿区的矿体埋藏浅、品位富、易于采掘,是一个难得的条件,但探明了矿在哪里,不等于有工厂能把铀从矿石里提出来。

当时中国根本没有正规的炼铀工厂,没有成套的生产设备,没有经过验证的炼铀工艺,连能承担这个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极度稀缺。

就在这种局面下,二机部下达了一道死命题:在广东翁源县下庄建立309大队11分队水冶厂,半年内完成建厂并生产出规定数量的重铀酸铵。

厂长兼技术负责人:王明健。

这时候的王明健,从毕业到接任务,实际在核工业体系里摸爬了不过三四年,且学到的技术本来就不完整。

现在让他在半年之内,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广东山区,用国内能凑出来的材料和人手,凭空搭起一套炼铀的生产线——这道题的难度,放在今天来看也是极大的挑战,放在1958年,几乎是无解的。

但王明健接了下来。

技术上的核心难点是这样的:铀矿石里能用于核燃料的铀含量,只占矿石总重量的千分之几,要把这极微量的铀从大量矿石里提取出来,通常需要使用耐腐蚀的不锈钢设备和塑料容器来装盛强酸溶液,因为炼铀过程要用到浓硫酸、强碱等腐蚀性极强的化学品,普通材料完全承受不了。

1958年的中国,不锈钢产量极为有限,塑料则几乎是零产量——想要用标准方法炼铀,根本没有原材料可以保障。

王明健从1958年接任务开始,就在思考绕开这道材料瓶颈的路子。

他把手边能查到的所有技术资料翻了个遍,把当时国内能生产的工业品种逐条列出来,反复比对哪些东西可以代替专业设备——木桶代替塑料容器,陶瓷缸代替不锈钢槽,这两样东西国内能做出来,也有耐酸的特性,用来盛放稀硫酸溶液是可行的。

材料的问题,就这样从替代路径上打通了一道缺口。

工艺上的灵感,来自一个日常场景。

某天,王明健在澡堂洗澡,看到水从莲蓬头冲下来,突然想到:给铀矿石"洗澡"——把矿石破碎到一定粒径,堆在容器里,让稀硫酸从上往下淋浸,铀就会溶入酸液,再用氨水中和,把铀从溶液里沉淀出来,这就是"黄饼"重铀酸铵了。

整个工艺流程分四步:弄出富矿、破碎矿石、稀硫酸浸泡萃取、氨水中和沉淀。

省去了标准方法里对高端设备和大量化学试剂的依赖,转而用最容易获取的材料和最朴素的化学原理来实现铀的富集和提纯。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简易炼铀法"、也叫"土法炼铀"的核心方案。

方案定了,下一步是建厂。

王明健带着团队南下广东翁源县,在当时翁源县委书记的协助下,开始找厂地、建厂房、通水电、招工人,把这套从未在实际生产中验证过的工艺一点点转化成能运转的生产线。

翁源县下庄地处山区,进出山路崎岖,物资运进来要费很大功夫,建厂过程里几乎每一道工序都遇到了麻烦,但一样样被解决掉了。

1958年8月,309大队11分队水冶厂正式投产。

这是全国第一家自办炼铀厂。



【三】半年期限,两次爆炸,下庄水冶厂的第一批黄饼

水冶厂投产,不代表万事大吉。生产线第一次跑起来,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稀硫酸的浓度要控制精确,太高了反应过猛,太低了铀溶出率不够;矿石破碎的粒径有讲究,太粗了接触面积不够,太细了浸泡时容易堵塞;氨水中和的比例要摸准,差一点黄饼的纯度就会下降。

这些参数,没有任何现成的参考数据,全部靠王明健带着工人一遍遍测试,边试边记录,记录之后再调整,调整之后再试。

当时的生产条件极为简陋。

日光灯下,工人们围着木桶和陶瓷缸操作,腰上系着简单的防护围裙,没有专业的辐射防护服,测量仪器也极其有限。

整个厂区的管理靠人盯人,安全规程靠王明健口头传达,逐条记在工人脑子里。

王明健带着50多名工人,白班夜班两头转,夜里四五个小时和衣眯一觉,天亮继续上。

整个团队的作息完全跟着生产进度走,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哪里出了问题就往哪里冲。

任务期限是半年——二机部给的死限。

半年之内,下庄水冶厂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按要求生产出了规定数量的重铀酸铵。

这是一个当时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太多把握能做到的事,最终做到了。

生产没有就此停下。

此后两年半时间,下庄水冶厂的产能持续提升,工艺在实践中不断被王明健改进和优化。

到1961年3月,工厂累计生产重铀酸铵71.3吨,占全国同期土法炼铀总量的67%。

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专门讲过这批产量的意义:有了这一批重铀酸铵,为进一步的核燃料生产,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前爆炸准时完成,提供了关键性的原料保障。

这个数字,和那句评价,是王明健那几年工作最硬的一份凭据。

但危险也在随时逼近。

1959年8月,王明健接到一项单独的紧急任务:在当年10月1日之前,炼出1公斤纯金属铀,送往北京展览馆,作为国庆展出的实物样品。

这道任务跟水冶厂生产黄饼不一样——黄饼是重铀酸铵,是铀的浓缩产物,而纯金属铀的提炼难度要高得多,工艺步骤更复杂,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也更危险。

王明健带着助手何国发赶赴北京,借用一间废弃的车库做试验场地,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高风险的金属铀提炼工作。

从接任务到国庆,时间极其紧迫,中间几乎没有容错空间。

两人在那间废弃车库里连续工作,试验进行了上百次,调整工艺,调整参数,记录每次试验的数据,再修正,再试。

然后,爆炸来了。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试验过程中,由于某个操作环节的化学反应失控,车库里的仪器设备碎裂,火光四溅,王明健身上多处被灼伤,被核辐射的爆炸气浪冲倒,当时以为可能已经没命了。

伤还没完全好,第二次爆炸又来了。

连续两次在强辐射环境下遭受爆炸伤,王明健事后说,那段时间真的觉得是"死里逃生"。

核辐射对人体的损伤不是立竿见影的,当时身上的烧伤是表层的看得见的伤,更深层的伤害要多年之后才会慢慢显现。

但在那个当口,伤愈之后他没有提出回避,还是回到了试验台边。

最终,在国庆前完成了任务:炼出了1公斤纯金属铀,送往北京展览馆展出。

与此同时,他在下庄和北京两地奔走的那段时间里,家里又传来了消息——1958年底,奶奶病危,电报发来,他没办法回去。

那时候水冶厂正处于生产的最紧张阶段,走不开,也不被允许走。

第二封电报来的时候,奶奶已经走了。

王明健对着那封电报磕了个头,转身继续干活。

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可奶奶到死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在哪个省,更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事,到底有多重要。

这件事成了他往后许多年一直没法放下的心结。

1959年,王明健出席全国群英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奖状发下来,名字在上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在保密系统里。

【四】1964年,原子弹炸响了,而他接下来做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决定

1964年4月,经过长时间的工艺攻关,王明健和团队彻底完成了原子弹燃料提取的最终技术定型,把整套简易炼铀工艺梳理清楚,交付给了后续生产单位。

同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腾起,地动山摇。

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人都愣了一下——这个刚刚建立十几年、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居然真的炸出来了。

王明健在这一天,把自己的生日改了。

他本来生于1933年6月,但从那一天起,他认定10月16日才是他的生日——他的第二个生日,是和这颗原子弹一起爆的。

任务结束了,309大队11分队的成员们开始有序撤离下庄,各自接受新的安排。

很多人回了北京,或者被调去其他核工业相关的基地和单位。

撤离的机会摆在面前,王明健完全可以跟着走,回到北京,离开这块让他待了几年的广东山区,去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

他没有走。

不是被强制留下来的,是他自己选择留下来的。

原因是翁源下庄要筹建规模更大的铀水冶厂,还需要有技术骨干坐镇主持,上级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继续。

他答应了,不仅自己留下,还申请把妻子和孩子从北京调来,全家搬进了韶关深山里。

这个决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在保密系统里,继续留在下庄,就意味着继续使用代号工作,继续保密,继续没有任何公开的头衔和记录。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社交媒体,一个人待在韶关深山里做核工业的幕后工作,外部世界对他的存在完全无感。

而他就在那里,一年接一年,解决一个接一个的技术问题,带领工人把产能往上推。

而就在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此后几年里,有一段历史悄悄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核工业系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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