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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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深冬，杭州某处产房内，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经历生死关头。
她叫孙荃，是郁达夫明媒正娶的妻子。
彼时羊水破了不知多久，接生婆满头大汗，油灯在寒风里摇摇欲灭。
孙荃咬破了嘴唇，却没有等来丈夫握住她的手。
而23岁的郁达夫，此刻正站在杭州某处青楼的门口。
他推开门，对鸨母轻描淡写地交代了一句话："把年岁最长、样貌最普通、无人问津的那个叫来见我。"
鸨母愣了一愣，心想这是哪门子的怪客人。
但钱既然收了，也只好照办。
就在这个冬夜里，产房中的孙荃独自咬牙撑着，而郁达夫却坐进了青楼的昏黄灯光里，这一幕，成了他这一生里最难被后人读懂的注脚……
【一】少年离家，异乡飘零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富阳县一户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
富阳地处钱塘江畔，山水秀丽，自古便是文人辈出之地。
郁达夫的父亲郁士贤是个读书人，只可惜在郁达夫三岁那年便撒手人寰，留下母亲一人拉扯几个孩子。
家道自此中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郁达夫自幼便展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记忆力过人，读书一路顺遂，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作诗，是附近街坊口中人人称道的神童。
可那副生来的忧郁气质，也早早刻在了他的眉宇之间。
母亲含辛茹苦的背影，家中常年透风漏雨的老屋，街坊间那些不经意流露的怜悯目光，这些统统被年幼的郁达夫收进了眼底，化作一种敏感而多愁的性情，跟了他一辈子。
1911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那一年，武昌城头炮声响起，推翻了绵延两百多年的清王朝。
郁达夫正值少年，亲历了那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时代的震荡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在日后的文章里多次提及那段岁月，称那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原来眼前这个世界，是可以崩塌的，也是可以被重建的。
1912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开启了长达近十年的留学生涯。
在日本，他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最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修习经济学。
学的是经济，心里装的却是文学。
他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拜伦、歌德、卢梭、尼采，一本接着一本地读，那些欧洲浪漫主义作家笔下对个体精神的张扬、对自由灵魂的颂扬，深深烙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了他后来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精神底色。
可异乡的生活，远没有书页里那般浪漫。
彼时中国积弱，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俯视的态度。
郁达夫在街上走路，时常能感受到那种无声的轻蔑，那目光像是一把钝器，不见血，却钝钝地压在心口。
他在日记里反复书写那种滋味，称自己是"零余者"，是异乡土地上多余的存在。
他深深感受着弱国子民在异乡的屈辱。
日本街头的行人、学校里的日本同学、街角咖啡馆里投来的那些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自己的处境。
他无处发泄，只能把这些情绪压进日记，压进文字，压进那些一个人坐在宿舍灯下写的小说草稿里。
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与屈辱，日积月累，渐渐发酵成一种复杂的情绪底色——既有对弱国处境的愤懑，又有对自身渺小的厌弃，还有那股永远无处安放的孤独。
也是在日本，他养成了流连风月场所的习惯。
他自己从不遮掩这件事。
他在文章里写过，那些地方的女子不嘲笑他的身份，不因他囊中羞涩便翻白眼，她们陪他说话，陪他在异乡的寒夜里坐上片刻，给了他一丝被接纳的温度。
那种感觉，是他在课堂上、在街道上、在与日本同学的交往里，很难找到的东西。
那段孤独、压抑而漫长的异乡岁月，一点一点地塑造了郁达夫——塑造了他文字里的深情，也塑造了他行为里的逃避，塑造了他对底层苦难的共情，也塑造了他对自身处境永远无法和解的纠结。
【二】订婚三年，两厢拖延
1917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家里便已经张罗起了他的婚事。
对方叫孙荃，浙江富阳宵井镇人，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在当地数一数二。
孙家父亲孙孝贞开厂营造纸业，又办书塾，翰墨书香的熏陶，让孙荃自幼便有了那个年代女子难得的才气——工诗善文，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诗词唱和不在话下。
两家长辈一合计，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一年，郁达夫二十二岁，孙荃二十一岁。
可郁达夫没有立刻回国。
他给孙荃写信，说自己学业未成，经济未能独立，让她再等五年。
这话搁在任何女子身上，大约都够委屈的，可孙荃没有闹，只是默默答应了，守在富阳，照料郁家的祖母和母亲，替长辈代笔与郁达夫通信。
订婚后的往来书信里，两人以诗为媒，郁达夫看过孙荃写的诗，颇为惊叹，说她的才气能压倒前清老秀才。
这份欣赏，是真实的。
只是欣赏与情爱，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郁达夫在日本的日子并不安分。
他辗转交往过几个日本女子，感情每次都无疾而终，让他愈发苦闷。
他的宿舍里甚至一度住着一个离过婚的日本女子，与此同时，他还在给孙荃写缠绵悱恻的书信。
这种矛盾的自我撕裂，贯穿了郁达夫整个青年时代，他在文字里是最真诚的剖白者，在现实里却永远无法从容地承担。
直到母亲来信催促得紧了，他才最终下定决心回国。
1920年7月26日，郁达夫与孙荃在富阳完婚。
婚礼办得极为简朴，是郁达夫自己坚持的——不行拜堂礼，不坐花轿，不请吹鼓手，不燃花炮，家里只定了五席酒，分两夜办完。
孙家本是讲究大排场的，只因孙荃出面劝了父母，这才作罢。
傍晚，一乘小轿抬着孙荃进了郁家庭院，连蜡烛和喜炮都没有，一切悄无声息。
洞房花烛夜，孙荃患了疟疾，时冷时热，浑身酸痛，脸上毫无血色。
郁达夫揭开红盖头，看见的是一张苍白而疲倦的脸，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这场冷清的开场，像是为日后的岁月埋下了某种预兆。
婚后，郁达夫带着孙荃去了她娘家小住，与岳父孙孝贞谈诗论文，心情倒还舒畅。
可不久，郁达夫便又回了日本，继续完成学业。
孙荃则留在富阳，守着家，守着婆婆，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她为郁达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侍奉长辈，把郁达夫出门在外的一切后顾之忧，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从不抱怨，从不多问。
她在信里写诗给他，字字句句里是绵绵的相思与等待。
那些诗，写的都是"夫婿封侯不封侯、挂印不挂印"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盼他早日归来，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可郁达夫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这个家。
【三】那个冬夜，青楼里的一场奇特问答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往来风月场所早已是习惯。
这件事他从不遮掩，在他自己的文章与日记里留下过不少记录。
他曾写道，那些地方的女子不嫌他穷，不轻视他的身份，给了他在异乡漂泊时最稀缺的一点温度。
这种体验，后来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看待底层女性的方式。
回国之后的郁达夫，这个习惯依然未改。
某个冬夜，郁达夫走进了一处青楼。
他对鸨母开口，说要见一个年岁最长、样貌最普通、平日里无人问津的女子。
这个要求，放在任何时代都够奇怪的。
那些来此消遣的恩客，挑的无不是年轻貌美的，偏偏郁达夫反其道而行之，指名要一个旁人不愿多看一眼的女子。
鸨母半信半疑，打量了这个奇怪的客人许久，最终还是照办了。
走进来的是个年岁偏长的女人。
她妆容寻常，眼神里藏着一种长年累月被磨出来的疲倦，走路的姿态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暮气。
在这一行里，年岁偏长意味着什么，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她挂着一个职业性的笑意站定，等着这个奇怪的客人开口。
郁达夫只是让她坐下，然后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
女人愣住了。
这样的问题，她不知道多久没被人问过了。
那些坐在她对面的人，问的从来都是别的，没有人在这种地方关心她家里还有什么人。
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郁达夫没有喝酒，没有提任何风月上的要求，只是聊天。
聊她的来历，聊她的家乡在哪里，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聊她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过另一种日子。
女人起初戒备，话说得很浅，渐渐地防线松动，话越说越多，说到后来，眼眶慢慢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
郁达夫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听着。
临走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叠钱，远超行价，然后起身离开，没有多说什么。
这件事后来出现在郁达夫的日记与自述文字里。
他写道，那晚他坐在那里，脑子里转的不是风月，是那些在最底层挣扎的女人，是命运把她们一点一点揉搓成这般模样的漫长过程。
她们每天挂在脸上的笑是谋生的手段，深夜里无人见到的泪，才藏着她们真实的自己。
他在日记里还写过，他流连于这些地方，不是为了寻欢，是因为那里有一种别处找不到的平等——没有身份的高低，没有学识的评判，没有国籍的歧视，大家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艰难挣扎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上，彼此都不需要装。
而与此同时，孙荃正在产房里独自撑着，在那个漫长而煎熬的冬夜里，以一己之力迎来了新生命的降临，而那个本该在场的人，直到孩子落地，都未曾出现在她的身旁……
【四】《沉沦》问世，文坛为之震动，而郁达夫身上，还藏着一件旁人不知道的秘密
1921年7月，郁达夫完成了短篇小说集《沉沦》，交由泰东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书一出版，文坛立刻炸开了锅。
《沉沦》收录三篇短篇小说，以书名作为压轴。
故事里那个旅居日本、在异乡压抑与欲望之间反复挣扎的中国青年，几乎就是郁达夫自己的化身。
他用近乎赤裸的第一人称，把一个人内心最幽暗、最不堪的角落毫无遮掩地铺陈开来——那种弱国子民在异乡承受的屈辱感，那种情欲无处安放的焦灼，那种弥漫全书、几乎令人窒息的孤独与自我厌弃，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学里，从未有人这样写过。
反应是两极分化的，而且都极为激烈。
支持的人拍案叫绝，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破天荒的突破，是一个中国作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剖白。
郁达夫的文学同道们对他击节称赏，鲁迅评价《沉沦》是用了血和泪刻出的文字。
反对的人则气得跳脚，说此书诲淫诲盗，有伤风化，各路围攻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把郁达夫骂得狗血淋头。
可偏偏，越骂越出名。
《沉沦》卖得极好，一版再版，成了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之一。
郁达夫由此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创造社，在那个新旧激荡的文化变革年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声名日盛，稿费渐丰，郁达夫在外头的世界越走越宽，可他与孙荃之间那道裂缝，却也在这些年里悄悄地、一寸一寸地加宽着。
孙荃守在富阳老家，替他带孩子、侍奉老人、打理一切，而郁达夫在安庆、上海、北京各地辗转，风流韵事一茬接着一茬，从未真正地停歇过。
1926年底，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移居上海。
那年冬天，孙荃从北平给他寄来一件皮袍子，他在日记里写下，收到袍子那一刻，心里只想着如何报答这个可怜的女人，恨不能立刻赶回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然而，就在这封日记写下的第二天，郁达夫穿上了孙荃寄来的这件皮袍子，走出了门——他不知道，这一出门，将会把他自己，也把孙荃，带进一场再也无法回头的命运旋涡里，而当那件皮袍子出现在另一个女人眼前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日后等待着这段婚姻的，究竟是怎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