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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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陈独秀传》（朱洪著）、《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人物传》相关卷册、百度百科·陈独秀词条、百度百科·延安词条、百度百科·戊戌变法词条
1937年8月，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在一个夏日的清晨缓缓打开。
走出来的这个人，头发已经花白，背脊却依然挺直。
他在这扇门里待了整整五年，进去的时候，外面还是那个动荡的民国世界；出来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早已震彻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淞沪会战的炮火正在长江入海口熊熊燃烧，整个中国已经被战争的洪流裹挟向了一个无人能够预判的方向。
这个人叫陈独秀。
五年的铁窗岁月，没有改变他的背脊，却让他的鬓角彻底染成了白色。
出狱那一天，他五十八岁，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走路却依旧带着一股不肯弯折的劲道。
出狱之后的陈独秀，没有选择就此归隐，没有选择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姿态淡出公众视野。
他放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消息——有意北上延安，与昔日的同志重新共事，在山河破碎的时刻，再为这个国家出一把力。
消息传到延安，在窑洞的灯火下引发了一场深夜的长谈。
伟人与张闻天商议过后，给出了一个回应：可以接受陈独秀北上，但合作必须建立在三条明确的前提条件之上。
这三条条件，从延安出发，经由各方渠道，辗转送到了陈独秀手中。
他们等待的那个回答，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成了一道永远无法重来的历史节点……
【一】《新青年》到老虎桥——陈独秀走过的漫长来路
要真正理解1937年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先把陈独秀这个人的来路，从头梳理清楚。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
祖父陈章旭是清朝秀才，父亲早逝，陈独秀自幼由祖父抚养，幼时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却在二十岁赴杭州求是书院求学后，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思想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01年至1915年间，陈独秀数度赴日本留学，在这一过程中广泛接触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政治思想，以及通过日本传入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说。
这段留学经历，奠定了他此后思想发展的基本底色，也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越来越清晰和坚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
这份杂志，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之一，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礼教和旧文化发起全面冲击。
《新青年》聚集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
在北大期间，他与李大钊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两人在思想上相互激发，共同推动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变革浪潮。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因公开发表文章、组织学生运动，多次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骚扰，却始终未曾停下笔杆和脚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
陈独秀因在广东从事工作未能出席，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由此成为党最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1921年到1927年，他连续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长达六年，这是党的草创和早期发展最为关键的六年。
在这六年里，他主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进，见证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也在国共关系最为复杂的历史节点上，承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与博弈。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参与者遭到屠杀。
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
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就此失败。
同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指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负责人，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第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独立，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并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分歧。
他在多种场合发表文章，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共工作的干预，批评党内某些决策的失误，立场越来越与中共中央相悖。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以"散布托洛茨基派反动意见，进行反党活动"为由，将其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在上海组建了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经国际托派统一，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担任主要负责人。
这一组织，长期在国共两党之外独立活动，影响极为有限，规模始终无从扩大，却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存在了数年。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被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移交江苏高等法院审判。
1933年4月，法院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随即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法庭上，他发表了长达数千字的辩护词，明确拒绝认罪，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言辞激烈而有条理，引发了当时旁听者的广泛关注。
这篇辩护词后来被辗转流传，成为了解他狱前政治立场的重要文献。
五年的狱中生活，陈独秀在读书和写作中度过。
据相关记载，他在狱中研读了大量历史、文字学、哲学方面的著作，同时继续撰写文章，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即便在最艰苦的囚禁岁月里，他的思考也从未停止。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
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宣布释放一批政治犯，陈独秀在获释名单之列。
8月，他走出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囚禁岁月。
出狱时，他五十八岁。
【二】山河破碎时的去向——一个老人面对战争的选择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正值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刻之一。
就在他出狱前一个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军队以演习中士兵失踪为借口，对宛平城发动炮击，驻守的第29军奋起抵抗，中日全面战争由此开端。
7月28日、29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中国军队伤亡超过三十万人，最终以上海失守告终。
陈独秀走出监狱，迎面撞上的就是这样一个山河破碎的世界。
对于一个将革命视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据当时与陈独秀有过接触的人士的回忆，他出狱之后情绪相当激昂，对日本侵华持强烈的反对立场，多次表示要在抗战中出一份力。
出狱之后，陈独秀首先在南京短暂停留，随即前往武汉。
武汉彼时是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重要集中地，大批知识界人士、左翼文化人、各政治派别的活动者聚集于此，形成了战时特殊的政治生态。
陈独秀在武汉期间，与一批旧友和知识界人士恢复了联系，在这些接触中，他的北上意向逐渐从内心的想法，发展成了通过各方渠道流传的消息。
彼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
国民党方面：他与国民党之间有着深重的历史积怨，尤其是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
他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走出来，以个人身份投效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情感上几乎不可能，在政治逻辑上也毫无依据。
托派方面：他在被开除中共党籍之后所建立的托派组织，此时规模极小，影响有限，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托派的路线主张与整个国内政治生态格格不入，这条路在1937年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
中共方面：尽管他与中共之间有着组织上的决裂和路线上的长期分歧，但他与这个组织之间的历史联系，在情感和历史记忆上都是最深的一条纽带。
更重要的是，他与中共在抗日这一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这是双方重新走近的最重要的现实基础。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陈独秀北上延安的意向，开始在武汉的各方渠道中流传。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撮合这一事宜的过程中，有几位中间人发挥了作用，包括一些同时与中共和陈独秀都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他们在双方之间传递消息，试图为陈独秀的北上打通渠道。
消息最终传到延安，大约是在1937年秋天前后。
【三】延安的讨论——中央对这件事的态度与权衡
陈独秀有意北上的消息传到延安，在党内引发了相当程度的讨论与权衡。
1937年的延安，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经历了长征和陕北的艰苦岁月，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下来，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曙光。
彼时延安正在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窑洞里的灯火彻夜不熄，整个延安都处于一种紧张而充满活力的战时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这个名字所引发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
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一点无法否认，也无需否认。
在那些亲历过党的早期历史的老同志眼中，他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贡献，在党的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可他同样是被开除党籍的人，是在大革命失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被确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是在组织上建立了与中共相对立的托派组织的人。
他的回归，从党史和政治的角度，都是一件需要极其审慎处理的事。
伟人与张闻天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商议。
两人的商议，不仅仅是针对陈独秀个人的处置问题，更涉及党在那个历史阶段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整体处理原则。
商议的结论，是一个既不关门、也不无条件开门的方案：欢迎陈独秀北上，但必须满足三条明确的前提条件。
这三个条件，随即通过渠道传递给了正在武汉的陈独秀，一场将决定这段历史走向的等待，就此开始。
【四】三条前提——每一条都是一把量尺
三个条件，字字斟酌，句句都有分量。
第一条，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并宣传自己过去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的错误。
这一条，是整个合作前提中分量最重、也最核心的一条。
他要求陈独秀以公开的方式，对自己从大革命时期到被开除党籍这一阶段的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承认和检讨。
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看，陈独秀曾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多年，他的一言一行在党内外都具有超出寻常的影响力。
如果他回到延安，却对历史上的路线分歧保持模糊立场，他的存在本身就可能成为党内团结的潜在变量。
公开承认错误，是将这一变量从根源上加以处理的前提。
第二条，要求陈独秀公开声明放弃并批判托派立场。
自1929年被开除党籍至1937年出狱，陈独秀在组织上一直维持着与托洛茨基国际联系的中国托派组织。
这一立场，在中共中央看来，是他与党在组织和路线上决裂的最直接体现。
回归的前提，就必须与这段历史做出清晰的切割，不能含混，不能保留，要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明确表态放弃并批判托派路线。
第三条，要求陈独秀在实际行动中服从党的领导，不得发表与党的路线相违背的言论和文章。
这一条，是对前两条的行动层面的延伸。
承认过去的错误、声明放弃托派，这两条处理的是历史问题；而第三条，处理的是回归之后的现实约束。
在延安共事，意味着以党员的身份服从组织纪律，意味着在公开场合的一切言论和文章，必须与党的基本路线保持一致。
三条条件，从历史到现实，从思想到行动，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框架。
这三条条件从延安出发，经由中间渠道，送达了正在武汉的陈独秀。
而当那个来自武汉的回答，经由同样的渠道，一字一句地被带回延安的那一刻，所有知情者都沉默了——那个沉默里藏着的东西，此后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被后来的研究者们一点一点地拼回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