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史稿》《养吉斋丛录》《清高宗实录》《郎潜纪闻》《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列传》《清宫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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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9年，农历正月初三，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内，一片死寂。
窗外的天色还没有完全亮透，殿内的烛火在寒风里微微颤动，映着四周描金雕龙的帷幔，照出一室冷光。
守夜的太监们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就在这个凌晨，一位走过了八十六个春秋的老人，停止了呼吸。
他叫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四十八年，退位后以太上皇身份又把持朝政三年有余。
算下来，他实际掌权的时间将近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也是史册有据可查的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生，他六次南巡江南，五次西征平叛，主持编修了收录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典籍的《四库全书》，将大清版图推至历史上的最大范围，自封"十全老人"，意指一生经历十次大型军事行动，逐一告捷。
按说，这样的履历，足以在史册上占据一个体面的位置。
然而事实是，他死后两百多年，后人提起他，津津乐道的往往不是那些武功文治，而是另一段旁人眼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
那段往事，牵涉一个名叫和珅的男人，一个在他庇护下贪墨了相当于清朝十余年财政总收入的权臣。
更叫后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位坐拥三宫六院、后妃多达四十一人的皇帝，在生命中将近四十年的时光里，极少踏入后宫寝殿，留下的翻牌记录少得出奇。
而当嘉庆帝打开那份封存已久的抄家清单，命人逐条宣读那一件件被陈列出来的珍宝与产业时，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牢牢钉住，那数字背后藏着的秘密，足以让整个大清朝廷陷入长达数年的震惊与反思……
【一】康熙钦点，少年弘历入宫
故事要从弘历的幼年说起。
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出生地为北京雍亲王府。
他是雍亲王胤禛的第四子，生母为格格钮祜禄氏，即后来的孝圣宪皇后。
弘历自幼聪颖异常，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他五岁启蒙读书，过目不忘，诗文、骑射均有过人之处。
雍亲王胤禛对这个儿子格外看重，有意将其带入宫中，引荐给康熙皇帝。
康熙六十年，即公元1721年，弘历被带进了紫禁城，在畅春园觐见祖父康熙帝。
彼时康熙已年届六十七岁，身体每况愈下，却对这个年方十岁的孙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亲自测试弘历的功课，又命其随侍左右数月，反复观察其言行举止。
这段时间里，康熙将弘历带至木兰围场，亲授骑射之法。
据史料记载，弘历在一次随驾狩猎中，面对一头突然扑来的黑熊，年仅十岁的他没有慌乱逃跑，而是勒住马缰，沉着应对，等待大人处置。
康熙事后对身边人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命数贵重。
不久之后，弘历被正式接入宫中抚养，由康熙亲自督导课业，起居饮食均按皇子规制安排，随侍内廷师傅习文练武，每日功课绵密。
翰林院的学士们轮番为他讲授经史子集，宫中武师则教授他弓马骑射，两相叠加，弘历的学识与武艺在同龄皇孙中均属翘楚。
这在清朝皇子中是极为罕见的待遇，有据可查的仅此一例。
宫中随侍期间，弘历还有机会旁听康熙召见臣工、处置政务，耳濡目染之下，对朝廷运作之道有了最初的认识。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康熙对弘历的课业亲加督问，见其日有长进，屡次在臣工面前称许，言辞之中透露出对这个孙儿格外不同的期许。
康熙六十一年，即公元1722年，康熙帝于畅春园驾崩，雍亲王胤禛奉遗诏继位，是为雍正帝。
弘历随之晋封皇子，正式以皇子身份居于宫中，开始接受更为系统的储君教育。
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雍正帝按秘密立储制度，亲书弘历名字密封于锦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正式确立弘历为储君，此事当时知者寥寥，直至雍正驾崩宣读遗诏之时方才公诸天下。
雍正十三年，即公元1735年，雍正帝于圆明园驾崩，弘历奉遗诏即位于太和殿，时年二十五岁，改元乾隆，是为清高宗。
登基大典当日，百官朝贺，礼炮齐鸣，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二】初登大宝，富察皇后入主中宫
弘历即位之前，早在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便已完婚。
正妻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女富察氏，时年十六岁，弘历十七岁。
富察氏出身满洲镶黄旗，家世显赫。
其曾祖哈什屯在清初曾随皇太极南征北战，立有战功；
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在康熙年间颇有政声，深得康熙信任；
叔父马齐更是历经三朝的重臣，在朝廷中享有崇高威望。
富察氏自幼受家学熏陶，性情温婉，处事沉稳，入府之后内外称善，王府上下无不交口称赞。
成婚之后，两人感情颇为融洽，相处和睦。
弘历即位后，于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正式册封富察氏为皇后，上徽号"孝贤"，颁诏天下，礼仪隆重，百官贺表如雪片飞来。
《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孝贤皇后生活十分简朴，平日里不佩戴金玉首饰，以通草绒花为装饰，与宫中其他后妃的奢华装束截然不同。
她曾亲手为弘历缝制燧囊，用的是关外先人所用的鹿羔皮，而非宫中惯用的绫罗绸缎，以此提醒弘历不忘满洲旧俗，勤俭持家。
弘历对此大为感动，在多首御制诗中专门提及此事，称之为"德行之首"，言辞间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敬重与珍视。
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感情，在其诗文中有大量记录可以佐证。
现存《御制诗集》中，弘历为孝贤皇后所作的悼亡诗多达百余首，贯穿其整个中晚年，直至暮年仍未停笔，且诗中情感真挚，并非应景之作。
其中不乏直接描述孝贤皇后日常生活细节的诗句，可见弘历对亡妻的记忆之深、之细，远超一般帝后关系。
两人婚后育有二子二女。
长子永琏，于乾隆三年，即公元1738年夭折，年仅九岁。
弘历悲痛之下，追封永琏为端慧皇太子，以皇太子礼制安葬，规格之高，超出惯例；次子永琮，乾隆十一年，即公元1746年生，同年因出痘夭折，年仅两岁。
弘历为此下旨，追封永琮为哲亲王，并亲自撰写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的哀恸。
两个儿子相继离世，对孝贤皇后打击极重。
据宫中记录，她此后情绪始终低落，加之长期操劳宫务，身体由此一日不如一日，调养多年始终未能康复，太医院的脉案中屡有"体气虚弱"之记录。
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弘历奉皇太后钮祜禄氏东巡山东，孝贤皇后随驾同行，沿途经曲阜祭孔，礼毕后取道运河北返。
三月间，队伍行至山东德州，途经运河水路时，孝贤皇后病情骤然加重，于三月十一日，在德州运河行舟之上薨逝，年仅三十七岁。
弘历闻讯，当场失声痛哭。
随行臣属记录，皇帝当日几乎无法自持，哭至不能成句，随行礼官一再劝慰，亦无济于事。
回京途中，他亲自扶棺随行，一路北上，未有一日懈怠，沿途地方官员无不为之动容。
孝贤皇后去世之后，弘历下令将其梓宫停于长春宫，自己亲赴哭奠，连续多日，礼数之重远超惯例。
朝廷为此大办丧仪，连丧期内剃头之禁令，弘历也严格要求满朝文武一体遵守，有王公大臣因丧期内剃头被查出，弘历当即下旨严厉惩处，甚至皇子因礼仪稍有不周便被当众斥责，内廷上下无不战战兢兢。
此后数十年，每逢孝贤皇后忌日、生辰，弘历均亲赴祭奠，所作悼诗年年不断，从未间断，且每首诗均有具体的时间与场合记录，可见并非例行公事，而是出于真实的情感驱动。
据统计，他一生为孝贤皇后所写诗文超过一百首，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历代皇帝中亦属极为罕见。
【三】继后那拉氏，南巡断发之谜
孝贤皇后薨逝次年，即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弘历正式册立乌拉那拉氏为继后。
乌拉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父讷尔布曾任佐领。
她于雍正年间即已入侍弘历府邸，为侧福晋，地位仅次于嫡福晋富察氏。
弘历即位后，她晋封娴妃，后升娴贵妃，孝贤皇后去世后被晋封为皇贵妃，代行摄六宫事，主持后宫日常事务。
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正式册立为皇后，礼仪隆重，昭告天下。
乌拉那拉氏为弘历育有二子一女。
其中皇十二子永璂生于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皇十三子永璟生于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幼殇；
皇五女生于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同样幼殇。
育有子女本是后宫巩固地位的重要依托，然而这段婚姻最终走向的，却是史书上留下的那桩至今悬而未决的公案。
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弘历第四次南巡，皇后乌拉那拉氏随驾同行。
队伍一路南下，经扬州、苏州，抵达杭州。就在杭州途中，发生了一件震惊内廷的大事——乌拉那拉氏突然自行剪去头发。
在满族礼俗中，剪发是极为严肃的礼仪行为，通常只在国丧或至亲亡故时方可为之，且须经礼部核准，有严格程序规范。
皇后在皇帝健在、且无任何丧事的情况下自行剪发，在礼法上是极为严重的违制之举，其所传递的信号在内廷上下无人不懂——这是以最激烈的方式，向皇帝公开表示彻底决裂。
弘历对此大为震怒。他随即下令，将乌拉那拉氏提前遣返京城，自己则继续南巡行程，未有丝毫停顿。
回京之后，弘历虽未下明旨废后，却将其打入冷宫，收回其执掌六宫之权，削减其宫中用度至仅相当于常在的水平，从此再未踏入她的寝宫半步，亦未在任何场合公开提及其名，朝廷内外对此事噤若寒蝉，无人敢于置喙。
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乌拉那拉氏在冷宫中薨逝，年约四十九岁。
弘历下令，以皇贵妃礼制安葬，而非皇后礼制，不举行国丧，不辍朝，不著祭文，不单独起陵，而是以妃位附葬裕陵妃园寝，所享规制远低于皇后之位，实为变相废黜，开清朝以皇后之尊贬葬之先例。
她的儿子皇十二子永璂，此后在宫中处境亦颇为艰难。
弘历从未给予他任何实质性的重用，永璂于乾隆四十一年，即公元1776年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连亲王封号都未能获得，直至嘉庆年间方才追封贝勒。
关于乌拉那拉氏剪发的真正原因，史料中并无直接记录，至今众说纷纭，是清史研究中的著名悬案之一。
学界流传的几种推测，分别指向弘历在南巡途中的某种行为引发了乌拉那拉氏的强烈反应，但具体细节因史料阙如，无从确证，只留下这段公案供后人反复揣度。
【四】后宫翻牌记录，四十年的数字对比
孝贤皇后薨逝于乾隆十三年，距弘历驾崩于嘉庆四年，中间相隔整整五十一年。
乌拉那拉氏薨逝于乾隆三十一年，距弘历驾崩又有三十三年。
清宫档案显示，弘历后妃共计四十一人，其中皇后三人、皇贵妃五人、贵妃五人、妃六人、嫔六人、贵人十二人、常在四人。
从这个数字来看，弘历的后宫规模在清朝历代皇帝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然而，若将后妃册封时间与生育记录加以对照，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弘历共有子女二十七人，其中皇子十七人，皇女十人。
这二十七个子女的出生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乾隆十五年之前，即弘历三十九岁之前。
乾隆十五年之后，子女出生记录明显减少，乾隆三十年，即弘历五十四岁之后，几乎再无皇嗣诞生的记录。
此后他又活了三十五年，在位又有十九年之久，整个晚年的后宫翻牌记录极为稀少，与前期相比，差距悬殊，是清朝各帝中晚年后宫记录最为寥落的之一。
与这一现象并行出现的，还有另一组同样引人关注的史料记录。
乾隆中晚期，宫廷档案中关于各位嫔妃单独觐见、承宠的记录逐渐减少，而与此同时，弘历身边某位臣属随侍的记录却在同一时期显著增加，且这种增加从乾隆四十年代开始呈现出愈发密集的趋势，延续至弘历生命的最后时刻，从未中断过。
这一组数字对比，早在清朝末年便已引起部分史家的注意，并在野史笔记中留下了各种揣度与记录。
而在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3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访华期间，随团成员留下的日记与记录中，亦有关于这位年迈皇帝身边那位年轻权臣的描述，其措辞之间隐含的诧异之情，穿越两百余年仍清晰可辨。
当嘉庆帝在弘历驾崩后打开那份封存的密档，逐字逐句读完那些秘密奏报时，据说他在原地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放下那叠纸，再也没有开口说一个字——而那份密档里究竟写了什么，成了大清朝又一段永久封存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