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顾颉刚先生是史学界的前辈。一九二三年我进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喜爱文艺，也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当时，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对于古代典籍采取怀疑探讨态度，这种立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精神是可贵的。钱玄同先生，改名疑古玄同。顾颉刚先生说：大禹是条虫。当时，自己历史知识浅薄，对这种创见，既惊异又佩服，在心里印下了极深的印象。
但，我对顾颉刚先生，不但无缘识荆，连他的生平事迹，也不了然。
一九六二年暑期，在青岛疗养院里第一次和顾先生晤面。他衣着朴素，和蔼亲切，久仰山斗，令人钦敬。
楼前散步，随意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一下子把话题转到藏书上来了。谈到这个题目，顾先生兴致甚高，脸上神色飞扬。
他说：北京的几位朋友的藏书，我心中有个数目。说着，他举起右手，扳起指头。接下去，他如数家珍地向我说：振铎十万册；阿英十万册；我八万册；唐弢四万册；何其芳三万册。
他说的时候，带着感情，一位学者重视书，有爱书如命的心情。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想，真是“你家有黄金，邻舍家有等盘(天平)”。自己爱书，搜求书，也关心别人的书，连数目多少也记在心上。
青岛一晤，印象美好。回到北京以后，据我调查、询问的结果，几位朋友的藏书和顾先生所说的大致一样。各人爱好不同，研究的科目不同，所藏的书种类自然也就各异了。
白寿彝同志隔一段时间总来看看我。他有部车子，行动方便，每次来，总是先用电话约好时间，见了面，总是说：看了顾先生，还要到侯外庐同志那里去看一下。
有一次，他说：顾先生身体不行了，多半卧床。周总理让他挂帅搞“二十四史”,他责任心强，大事还得操心。侯外庐同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住处离我不远，因受“四人帮”迫害，健康情况不佳。我去看过他，说句话很吃力，声音微弱。这三位历史学家，他们是同行，又是好朋友。
因为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虽然怀念顾先生，每次同寿晤面，总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但始终没去探望过他。现在，顾先生已经不在了，寿来时，还不时谈及往事，忆念顾先生。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8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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