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最后四小时，船主是地下党？五艘船见死不救，澳舰绕道捞人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上海黄浦江边，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轮正在做最后的装船准备。那天的阳光不错，暖融融的，十八岁的周琦琇穿着为参加表姐婚礼而买的新麂皮夹克，跟着三哥和表妹到了码头，登上了自家公司的船。他们准备取道台湾，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长辈们都很放心，没觉得会出什么事。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将是太平轮的最后一次航行。

太平轮原本是一艘载重两千零五十吨的客货轮，属于美国的太平船坞公司，在二战期间主要是用来运货的。一九四八年七月，它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上海中联企业有限公司以每月七千美金的租金把它租了过来，第二天就把它扔到上海和台湾基隆之间的航线上跑客运。

这年，整个中国都在改朝换代。三大战役从去年九月一直打到次年一月，国民党近两百万精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势已去，国民党开始疯狂往台湾搬东西，故宫的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还有各种政要富贾、名流耆宿，一船一船往南送。

这时候的台湾船票，真叫一个难求。一九四九年，光是国民党败兵就涌进台湾六十万，加上拖家带口的难民七十万人，总共一百多万人在短时间内挤进了那座岛屿。太平轮卖出去的有效船票一共才五百零八张，可最后上船的人超过了一千。

原定那天上午十点开船。可货太多，装不完，推迟到下午两点，还是没装完，最后拖到下午四点半才终于离港。为什么装了这么多？据生还乘客回忆，当时有六百吨钢条要装，才装了一百五十吨，船就已经吃水吃到超过规定水位了。船员都说不能再装了，可老板说运费都收了，硬生生又塞了三百吨上去。船开之前，有人送侄子上船，发现往日要爬梯子上船的人，那天一抬脚就直接迈上去了——船吃水太深，码头几乎和甲板齐平了。

那几天的上海，没什么过年的气氛。淮海战役刚打完，平津战役也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已经在打包准备搬到台湾。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太平轮在下午四点多终于起航了。太阳已经偏西，大船驶出黄浦江，开向吴淞口。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刚发了宵禁命令——每天下午六点到早上六点禁航。为了赶在六点之前开出吴淞口，船开得很快。天暗得早，加上时局紧张，进出吴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开灯，不鸣笛，都憋着劲儿在黑漆漆的海上闷头赶路。

船上的厨师张顺（生还者）来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海象极好，没风没雨也没有雾。可是他看见大副二副们在喝酒打牌，喝得醉醺醺的。生还者徐志浩的描述更具体：大副当天已经喝醉了，把舵交给了三副，三副掌舵时忘了调整方向，等看见迎面来的建元轮，再想鸣笛挂灯已经来不及了。那个年代的船，夜里开灯就跟点根蜡烛似的，老远就能看见。可太平轮没开灯，迎面来的建元轮也没开灯，两艘大船都在黑暗里闷头往前开。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在舟山群岛白节山附近的海面上，事情发生了。太平轮从西北方向驶来，建元轮从基隆方向迎面驶来，都是熄灯急驶，谁也没看见谁。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太平轮的船头猛地撞上建元轮的船尾左舷，两艘船呈直角撞在一起。

建元轮比太平轮小得多，被拦腰这么一撞，五分钟之内就沉了。建元轮上一百二十名船员和乘客，七十二人遇难，有三个人被救到太平轮上。太平轮呢？刚开始看着好像没事，船上的人还不太紧张。茶房对旅客说安心，船继续开。可下舱已经开始进水了。生还者葛克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本来是挤在甲板上想上救生艇的，可人太多了，挤不进去。他抱着长子、次女，妻子抱着最小的儿子，一家五口紧紧搂在一起站在烟囱旁边，精神早就慌了，心想听天由命吧。

太平轮的船长发现船在进水，赶紧把船往岸边开，想抢滩搁浅。白节山的南岸是平坦的沙滩，搁浅的条件很好，如果能抢滩，船上大部分人至少能保住命。可是船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往南岸开，反而绕西岸朝北边的渔港跑。结果船跑到离岸边只有五百米的地方，锅炉爆炸了，船身迅速倾覆。从撞船那一刻起，太平轮撑了四十五分钟，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完全沉没。

比海水更冷的是人心。太平轮沉没前发出了SOS求救信号，沉没后的四个小时里，有五艘船从附近海域经过，但没有一艘停下来救人。至于为什么见死不救，说法不一。有的说怕麻烦，有的说怕误了船期，还有的说是怕抢了别人碗里的饭，怕多事。不管原因是什么，那些在黑水里拼命挣扎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船影一个接一个地从身边经过，又消失。

真正停下来救援的，是一艘外国的军舰。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瓦拉蒙加号”驱逐舰，原本是从日本佐世保出发去南京参与英国撤侨任务的。舰长哈林顿上校在半路上接到了太平轮的SOS求救信号。按照正常任务，他应该继续往南京开，如果绕道去救人，要往南多走三个小时，耽误军情。

但他没有犹豫，下令改变航向，直奔出事海域。凌晨一点四十五分，瓦拉蒙加号赶到了。大约三小时后，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士兵们发现了第一个幸存者——他趴在一块木板上，手冻僵了抬不起来，只能大声呼救。再晚一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瓦拉蒙加号放下去两个小舢板，把海面上还活着的人一个一个捞上来。这些获救的人从油污里爬出来，浑身黑漆漆的，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样子很吓人。澳洲水兵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们身上，把他们送到温度一百度的引擎室取暖，让他们喝热汤、吃热食。

有个生还者的后代后来讲起这件事，说水兵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遇难的人穿上，真的很让人感动。这批被救的人，最终被澳大利亚军舰确认的有三十四名幸存者，三十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其中一位女性上船后还是没撑住，心脏衰竭，打了强心针也没用。瓦拉蒙加号的士兵把她的尸体裹在帆布里，放进五十磅重的炮弹，按照海军的仪式为她举行了海葬。这大概是一千多名死难者中唯一享有正式葬礼的人了。

除了澳大利亚军舰救起的人，还有舟山群岛的渔民陆续打捞上来几个。全部加起来，最终幸存的人数大约五十人左右。

后来还有人在事后说，幸存者里有一个叫葛克的，是国防部的少校参谋。那天晚上他抱着一双儿女，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一家五口在甲板上抱成一团。船沉的时候，他怀里的两个孩子不见了，拉着他胳膊的妻子也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掉进了海里。

他抱着一个大木箱往灯塔的方向漂，木箱进水了，他又换到一块大木板上，把路上遇见的两个人也拉到木板上，三个人在黑漆漆的大海里漂了几个小时。他获救了，可一家五口只剩他一个。获救后躺在医院里，有个女士来医院找她的哥哥——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艺，后来证实遇难了。

这位女士看到葛克，不知道是羡慕还是悲伤，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怎么没死？”葛克无言以对。谁能想到，一年之后，他们竟然结了婚，新的家在台湾，有了儿女，女儿后来成了台湾的著名演员葛蕾。

太平轮沉没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上海和台湾。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基隆港码头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们盼着从上海来的亲人能赶回来过年。张昭雄那年还小，穿着一身新衣服，在巷口等着爸爸。船到港的时间早就过了，码头上一片寂静，后来慢慢有人说船出了事。张昭雄后来回忆说，他们接到通知，说船不见了。

她和朋友一大早坐火车到基隆，等到上午九点还不见太平轮进港，跑去港务公司问，对方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了，恐怕已经沉没。六十多年后齐邦媛写这件事，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消息确认之后，上海和台湾的报纸纷纷刊登了失踪者的名单。从二月一日开始，《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都开始报道这件事。那些天里，报纸版面上一页一页都是寻人启事，寻找龚云龙、毛信永、周逸民、吴芳安、齐春和、齐蓝玉等人的启事一直登到二月十二日。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亲人已经走了，总觉得还能找回来。

中联公司的老板们呢，一个个慌得不行。股东之一的周庆云——就是周琦琇的父亲——女儿差点死在海上，可他连照顾女儿的功夫都没有，满脑子想着怎么赔钱。他把家里所有的家产都摆出来给受害者家属看：房产证、五根十两重的“大黄鱼”金条、八十根一两重的“小黄鱼”金条、首饰、红木家具、小汽车的车牌号，一床一床的棉被衣服，全部摆在桌上，说你们看着卖，卖多少都给你们，我只留一条命。

他本来可以带着全家跑路到香港去的，可他不愿意让人戳脊梁骨，留下来了。另一位大股东周曹裔，也因为这事倾家荡产。中联公司在太平轮出事后还有几艘船，后来不是被国民党收了就是锈烂在港口，公司彻底完蛋。

更要命的是保险的事。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桩案子。四百一十六名原告，要求给每位遇难者赔偿三千五百万元。可那时候共产党军队已经打过长江了，上海很快就要被解放军占领，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都摇摇欲坠了，哪还顾得上打官司。

关于沉没的原因，后来众说纷纭。官方说是超载、超速、抄捷径。船超载是肯定的，六百吨钢条乱堆在舱面上，货物像山一样堆在甲板，船吃水吃到和码头齐平。超速也是真的，为了赶在宵禁前出吴淞口，船开得飞快。

抄捷径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省时间没走正常航道，走的是一条更短的路。更关键的是，夜航时没开航行灯，两船都在黑暗里闷头赶路，撞在一起几乎是必然的事。还有人怀疑，那些钢条的收货人根本查不到，可能是有人故意破坏。

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说太平轮的沉没可能跟国共内战有关。

据说中联公司五个股东里有四个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周曹裔是不是党员我不确定，但周庆云确实是。周庆云的家人后来亲口证实，他一九二四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过宁波地委的候补委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搞四一二清党的时候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后来在宁波商人的保释下才出来。出狱后他名义上“脱了党”，但跟地下党一直有联系。他是怎么认识周曹裔的？周曹裔也是地下党员。俩人在上海合办茶叶公司起家，后来才一起搞了中联公司。但即便这几个人是共产党，也很难说他们故意把自家的船弄沉。太平轮是中联公司最重要的资产，谁会把吃饭的家伙往海里扔呢？

太平轮的沉没，其实只是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插曲。一九四九年那年，有太多的人从大陆逃往台湾，有太多的船在海上穿梭。太平轮只不过是其中一艘，但它沉得太惨烈了，一千多人葬身海底，在那个时代里也堪称灾难之最。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历史被慢慢打捞上来。二〇〇四年，张典婉和朋友洪慧真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寻找这些沉没的记忆。张典婉的养母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搭乘太平轮来台湾的，坐的是沉没前最后一班船。她活着的时候常说，如果没有太平轮，她们的家族是无法延续的。

在台湾基隆，有一座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一九五一年立在基隆港大沙湾的海滩上。后来港务局填海造港，纪念碑被划进海军营区的围墙里，家人要去祭拜，得先申请才能进去，跟探监差不多。家属们为此奔波了几十年。

二〇一八年，在多方协调下，营区的围墙终于拆了，口袋纪念公园落成，从此任何人——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登记——都可以自由地走到碑前，献上一束花，默念一个名字。有家属等了整整二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二〇一〇年五月，首次有海峡两岸的太平轮罹难者家属一起到沉船地点去海祭。他们带了一千朵白菊花和一千只纸鹤，在海面上撒花撒纸鹤。之后又转到澳大利亚军舰当初救起生还者的地方，用五十朵红玫瑰献给当时还活着的两位幸存者——叶伦明和王兆兰。那次海祭，是很多人等了六十一年才等到的告别。

二〇一三年，吴宇森拍了一部叫《太平轮》的电影，把它拍成了一个乱世爱情故事。

张典婉觉得这不太对。她说——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