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电影之城，最迷人的时刻在散场之后

刚刚落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再一次把六月的上海变成了一座电影之城。

电影节从午间不断刷新手机页面抢票开始。电影节期间，影院和影院之间多了一群一路小跑赶往下一场放映的人。散场时，影迷们攥着票根和票夹，在门口讨论剧情，交换刚刚盖好的纪念章。

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在这些人群之中。

而每到电影节落幕，我常常产生另一种好奇：当银幕暗下，人潮散去，那些承载电影记忆的空间，又会回归什么样的日常？

上影节散场后的一个下午，我沿着华山路、南京西路和新华路慢慢走过去。意外发现，这相距不过几公里的路线，几乎串联出了中国电影在上海的一段百年旅程——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影星的故居，到已成为上海人集体记忆的大光明电影院，再到如今上海影城里不断运转的专业电影生态……上海给出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街道之间。

Act I

故事诞生之前——梧桐树下的片场

对于老上海的想象，我总是从周璇的歌声开始。那些留在唱片里的旋律仿佛自带滤镜，让人想起有轨电车驶过的街道、霓虹初上的南京路和梧桐树影下匆匆走过的人群。关于那座城市的记忆早已被无数电影、小说与电视剧反复描摹，但老上海的迷人之处始终独一无二——它既摩登又怀旧，既属于东方，也向世界敞开。

循着这样的想象，我来到华山路699号，现在的景象却比繁华的旧上海叙事平静多了。枕流公寓安静地隐没在梧桐树后，与周围的居民楼、咖啡馆和街角小店融为一体。如果不是特意寻找，很容易从它面前径直走过。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与周围建筑无异的居民楼，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一位影星周璇曾生活过二十五年的地方。

枕流公寓

但枕流公寓的意义不光只是周璇的旧居。

20世纪上半叶的法租界西区，是上海最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电影明星、戏剧工作者、出版人和作家聚集于此，新的思想、艺术和生活方式不断在这里交汇。这里不只是孕育了几位文化名人，而是孕育了一整套属于现代上海的文化生态。

如果把这个区域的地图展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创作者聚集的上海戏剧学院就在枕流公寓对面，而从华山路向东延伸，常德公寓、美琪大戏院、兰心大戏院乃至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影院，几乎串联起了上海近现代文化最重要的一条轴线。

美琪大戏院

周璇并不是唯一的名字。枕流公寓曾聚集过范瑞娟、傅全香、孙道临、王文娟等众多文艺界名人。而几个街区之外的常德公寓里，张爱玲写下了她笔下那些精致苍凉的都市故事。在创作生涯后期，她也曾参与电影剧本创作。在那个年代，很难严格区分电影人与作家、戏剧人与编剧。张爱玲会写电影剧本，夏衍同时活跃于戏剧与电影领域，不同艺术门类在这里彼此借力，共同塑造了上海现代文化最繁盛的时期。

因此，像枕流公寓这样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地标，不仅仅只是标注了名人故居。那些后来出现在银幕上的故事、旋律与人物，一开始并非诞生于影院，而是诞生于这样的街区。电影在成为公共艺术之前，首先是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

Act II

灯光亮起之后——城市集体记忆

大光明电影院内部

华山路上的电影也许属于少数创作者，但南京西路上的电影第一次属于整座城市。

在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看电影不再只是少数创作者之间的交流，而逐渐成为一种属于大众的文化生活。学生、职员、商人、情侣和家庭观众走进同一个放映厅，共同分享银幕上的悲欢离合。

我离开枕流公寓，沿着华山路来到南京西路，不断闪烁的广告牌和密集的人流突然带来另一种都市体验。但哪怕就在这样的繁华之中，大光明电影院那块悬挂多年的招牌依然极其醒目。

对于许多上海人而言，大光明早已超越了一家电影院的意义。

1928年，大光明电影院正式开业；1933年，经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参与重建后，它获得了“远东第一影院”的美誉。奶黄色的外立面、弧形穹顶以及意大利大理石装饰，共同构成了这座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最鲜明的特征。

大光明电影院

1993年，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这里落幕；三十年后，上影节三十周年纪念展依然选择回到这里。新电影不断到来，观众不断更替，大光明始终以一种沉静的姿态存在着。

过去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在电影节期间来到大光明。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它未必是上海观影体验最好的影院，但它拥有着一种其他影院难以替代的时间感。

每年上影节期间，最难抢到票的场次并不只是新片首映，经过4K修复后重新回到大银幕的经典作品，同样也是抢票的热门选项。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作品，到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名作，那些诞生于几十年前的影像会在这里与今天的观众重新见面。而电影开始之前，大光明本身已经完成了这种关于时间的铺垫：门厅里的大理石墙面、黄铜色装饰、层层向上的楼梯，以及经过岁月沉淀后的光泽，仍然保留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审美趣味。与许多不断翻新的商业影院相比，大光明更像一座仍在运转的城市记忆现场。

大光明电影院内部

也许正因如此，每年六月来到这里时，总会产生一种微妙的错觉。银幕上的电影属于今天，建筑里的光线却仿佛停留在另一个年代。新片、修复电影、老建筑与不断到来的观众，共同构成了大光明独特的魅力。

走出电影院，拐角就是黄河路。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因为《繁花》重新认识这里，但大光明与黄河路的关系其实比电视剧更久远。它们共同成长于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见证过这座城市最辉煌的年代。散场之后，观众汇入街道，关于电影的讨论继续发生；银幕上的故事，也重新回到城市的灯火与烟火气之中。

现在的黄河路

Act III

银幕背后——电影成为专业

如果要沿着上海电影的百年轨迹完成一次城市漫步，那么上海影城SHO是绝不可错过的一站。

对于许多影迷来说，这座位于新华路上的电影院早已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部分。2022年2月，上海影城闭馆改造；直到2023年上影节开幕前夕，它才以“上海影城SHO”的新面貌重新开放。许多观众都见证了这个过程，我的手机里也还保存着它的旧照。

上海影城新旧对比

重新开放后的上海影城变化很大，但它真正更新的并不只是建筑。

对于今天的电影工业而言，一座重要的影城早已不只是放映电影的地方。首映礼、导演见面会、媒体采访、行业论坛等活动不断发生在这里。电影节也不再只是观众与电影之间的相遇，它同时连接着创作者、媒体、发行方与市场，上海影城就承担了这样一种枢纽功能。人们提到杜比剧场、专业审片厅和不同规格的放映空间时，谈论的并不只是技术，而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电影生态。

当电影变得越来越专业，它也在寻找新的公共空间，一种和城市与文化重新融合的方式。

城市研究者们反复强调，真正有生命力的公共空间，总允许意料之外的相遇发生。相比传统电影院明确的观影秩序，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更像一种开放的城市实践。有人专程来看电影，也有人只是沿着江边散步，只是碰巧在夜幕降临时停下。

曾经的工业遗存被改造成开放的滨水空间，露天放映重新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厚重的门厅，也没有固定的座位秩序。人们坐在江边的台阶上，看着银幕亮起，身后是缓缓流动的黄浦江和不断变化的城市天际线。

上海影城代表了电影越来越成熟的专业体系；而西岸提供的是另一种可能，或者是一个疑问——当电影离开传统电影院之后，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进入城市生活？

Act IV

散场之后——为什么我们依旧

需要电影节？

电影节总是撞上上海的梅雨季。雨水让赶场变得狼狈，也让整座城市显得比平日更缓慢一些，影院与影院之间的路程总被雨幕拉长。在门廊下等雨停的时候，我常会想，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场世界首映，也有人只是抢到了冷门老片的票。但此刻站在同一片雨里，大家的表情都差不多，有点狼狈，又有点心满意足。

这些年里，观看电影变得越来越容易。新片上线流媒体的速度越来越快，经典电影能随时搜索，AI也正在改变影像的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几乎随时都能抵达电影的时代，人们难免会追问：电影节还重要吗？

走完这条串联着上海百年电影的路线，我似乎也找到了答案。电影节提供的从来不是便利，而是一种共同在场的机会。

分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上影节广告牌

灯光暗下，手机屏幕熄灭，把两个小时完整地交给银幕。在一个不断被信息切割的时代，这种专注本身已经变得珍贵。放映结束，人们走出影院，在门廊下躲雨，与刚刚看完同一部电影的陌生人交换感受，聊上几句。电影也在这一刻离开银幕，重新回到城市生活之中。

对于创作者而言，电影节仍然是作品第一次被看见、被讨论、被期待的地方；对于上海而言，它也早已成为一年一度向世界敞开的窗口。不同国家的影片出现在同一张排片表上，不同语言的人走进同一个放映厅，电影在这些短暂而真实的相遇里，再次成为一种共同语言。

也许正因如此，每年六月，总有人愿意冒着雨，在影院之间一路小跑。

沿着这条路线回想，“三代同堂”或许并不只是枕流公寓、大光明与上海影城三种空间的并存。真正同时存在的，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走进电影院的理由。

电影始终在变，城市也始终在变。但每年六月，梅雨如期而至，观众亦然。

策划 / 悦游编辑部

编辑 / Iris Pi

撰文 / 陈亦欢

图片提供 / 陈亦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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