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者联名举报苹果 中国成“苹果税”最后“高地”？

中经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苹果税”争议再起。

6月22日，48位在中国市场分发iOS应用的中小及个人开发者，联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关于苹果公司滥用中国市场垄断地位的开发者举报信》。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举报信指控苹果在中国市场存在限定交易、差别待遇、搭售及不公平高价等行为，要求苹果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应用内第三方支付及外链支付渠道。而这场举报的直接导火索，是苹果6月19日在巴西市场的一次重大政策调整。截至记者发稿，苹果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业内人士认为，这不仅是48名开发者的举报，也是数百万中国开发者长期以来在税收“高墙”下的一次发声。在巴西、欧盟等地相继获得“减负”之后，中国成了“苹果税”的少有的“高地”？这场举报背后，是一场关于商业霸权、监管意志与数字主权的深层博弈。

中国开发者为何再次举报？

这场风波的源头，要追溯到今年3月。3月13日，苹果宣布，根据与中国监管部门的沟通，将中国内地App Store的标准佣金率从30%下调至25%，小型开发者从15%降至12%。与此同时，苹果作出了一项关键承诺：“始终为在中国分发App的开发者们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场整体费率水平的具有竞争力的App Store费率”。这一表述被业界视为将给予中国开发者的“最惠国待遇”。

然而，短短三个月后，巴西市场的变化让这份承诺的含金量受到了质疑。6月19日，苹果在巴西正式落地了新版分发规则：除了将IAP（应用内购买）费率降至标准26%、小型15%外，还开放了应用内第三方支付（标准21%、小型10%）、外链跳转网页支付（标准15%、小型10%），以及第三方应用商店与网页下载分发，统一收取5%的核心技术佣金。至此，欧盟、日本和巴西三个苹果的主要海外市场均已完成“降低IAP费率+开放第三方支付+开放外链支付+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的全渠道开放模式。

反观中国市场，今年3月的调整仅局限于IAP单项费率下调，第三方支付、外链支付和第三方应用分发等渠道均未开放。

举报人之一、iOS个人开发者田军伟表示，中国IAP单项费率确实是当前公开的最低水平，但因可选渠道只有一个，中国开发者实际承担的综合费率显著高于海外开发者。随着巴西政策落地，他认为苹果对中国开发者作出的“全球最低费率”承诺并未兑现。

在法律界人士和开发者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25%与26%这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而在于选择权的有无。有科技观察人士形象地比喻：中国开发者拿到的是一张打了8折的单选菜单票，而巴西及其他国外开发者拿到的则是可以自由点餐的自助餐券——即便有些菜不一定比单点便宜，但选择的自由本身就是价值。当巴西开发者最低可触达5%的费率通道时，中国开发者仍被锁死在25%或12%的单一渠道中。

其实，苹果在巴西的让步并非自愿——巴西竞争监管机构CADE经过多年调查，于2025年12月与苹果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执行令，设定了105天的履约期限和最高1.5亿雷亚尔的违约罚则。欧盟同样经历了多轮博弈，才通过《数字市场法》将开放变成了法定义务。而苹果今年3月对中国市场的调整，官方表述是“根据与中国监管部门的沟通”，并未涉及具有执行力的协议或裁定。

举报信还指出，苹果不能同时主张“开放渠道有安全问题”和“给中国整体最低费率”——因为苹果在巴西、欧盟、日本已经证明了“开放但可控”的可行性。“安全”成了苹果在全球监管压力下的选择性盾牌：需要时用它框定开放的代价，不需要时就把它收起来让“降低费率”看起来像纯善意。

中国苹果税将走向何方？

这并非中国开发者第一次对苹果发起反垄断行动。早在2017年8月，国内开发者和律师团队就曾向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举报苹果涉嫌垄断。2021年，消费者金女士提起国内首例“苹果税”反垄断民事诉讼，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虽认定苹果在中国iOS应用市场具有100%支配地位，但驳回了滥用指控。2025年10月，55名中国消费者也曾联名向市场监管总局举报苹果垄断。

而这一次举报的不同之处在于，开发者将苹果自身在3月发布的公告承诺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举报信提出了四方面请求：查处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责令苹果公平透明地对待中国iOS开发者并落实承诺；建立“自动对齐监督机制”——苹果在海外任一市场公布新的费率下调或渠道开放政策时，应于同日在中国市场对照执行同等或更低的标准；请求书面反馈处理结果。

“此次转向行政举报（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投诉），情况截然不同。行政监管部门拥有强大的调查权，可以强制苹果提交财务数据、算法逻辑和成本结构。一旦监管机构立案，苹果将不得不自证清白，举证责任发生倒置。”上述科技观察人士表示。

那么，这次举报将走向何方？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短期内中国不会出台类似欧盟《数字市场法》那样激进的立法，但中期变数正在加大。

一方面，全球监管的“示范效应”正在累积。欧盟、日本、巴西的开放方案证明，确保安全和开放渠道并不互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时建中教授认为，苹果应向中国用户开放第三方支付和外链支付，不再将用户强制绑定在苹果IAP系统上。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鸿蒙操作系统已成为国内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2026年第一季度市场份额达19%，超越iOS的17%。随着鸿蒙生态的逐步成熟，苹果的议价能力将被削弱。一旦本土操作系统能提供媲美iOS的开发者收益，苹果税下调将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鸿蒙及相关国产系统的成熟是一个重要变量。一旦其能提供媲美iOS的开发者收益，苹果议价能力将大幅削弱；同时开发者集体维权意识也在增强，可能推动行业协会与苹果谈判。”一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对记者表示，届时，无论是监管介入还是市场倒逼，苹果税下调都将成为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经验提供了重要警示：苹果首版“合规方案”虽开放了替代支付通道，却通过高额外链佣金、限制性条款等手段让替代方案名存实亡，最终被欧盟罚款5亿欧元。未来若中国对苹果的监督或执法进入实质性阶段，审查重点不应仅是“是否形式上开放渠道”，更应关注其是否通过费用、摩擦、归因规则等手段将“开放”架空。

展望未来，中国地区的“苹果税”走势将取决于三方力量的博弈：监管的决心、苹果的底线以及国产生态的成熟度。业内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一个健康的应用生态应实现多方共赢，过高佣金最终损害整个生态的活力。当48位开发者把举报信递交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那一刻，这场关于“苹果税”的博弈，已经从非正式的灰色地带，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框架下的正式程序。

（编辑：张靖超 审核：李正豪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