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我党成立了负责全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能和毛主席周总理并列成为成员,足以见得王稼祥当时的地位有多不一般。可建国之后,他的职务却不算高,不少人好奇背后的缘由,今天就聊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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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出身在条件不错的家庭,又是独子,但父母从来没有溺爱他,反而对他要求格外严格,从小就给他规划好了成长路径。他读书也争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都格外喜欢他。16岁外出求学,父亲综合考量后给他选了一所管理严格离家又近的学校,就怕他受外面新思潮的影响走歪路。
学校不少规矩都让王稼祥心里不舒服,但那时候他年纪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闷头发奋读书。第二年学校闹学潮,他也没掺和,靠着好成绩顺利升了高中。新学校的规矩更严苛,几乎剥夺了学生参与政治、自由发言甚至外出的权利,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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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长环境,慢慢在他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他养成了内敛、不善言辞的性子。和毛主席周总理那种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性格比,他就显得有些孤傲不好接近。其实真不是他摆架子,只是出身和成长经历让他不习惯主动社交,和群众接触也不多。不熟悉他的人很容易产生误会,这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短板。
很多人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本书里居然没提到王稼祥的名字。这事说起来挺让人心酸,1933年王稼祥跟周恩来朱德一起开会,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他组织同志们先撤,自己找掩体的时候被炸弹炸伤了。弹片直接嵌进了他的腹部,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医生折腾了八个小时,只取出了部分弹片,还有弹片和腐骨留在体内。
从那之后,病痛就成了王稼祥甩不掉的麻烦,红军到陕北的时候,他已经撑到极限,连续五六天昏迷不醒,差点救不过来。后来斯诺去苏区采访,王稼祥本来就需要静养,毛主席担心采访累坏他的身体,当时还打算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就特意嘱咐斯诺不要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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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王稼祥终于去到莫斯科治疗,花了四年才把体内剩余的弹片全部取干净。可这么多年的病痛拖下来,他的身体早就垮了,后来工作的时候,还得常年靠热水袋捂着肚子缓解疼痛。组织给他的特殊优待他都不接受,残疾补助金从来没领过,伙食费也从不超支,就不想搞特殊。
病情反反复复,王稼祥好几次不得不放下工作去养病,身体条件跟不上,自然很难承担高强度的高阶职务,这就是他的第二个短板。
王稼祥刚到中央苏区的时候,也走过一段弯路,一度认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对革命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他跟别的执迷不悟的人不一样,接触到苏区的实际情况后,很快就醒悟过来,认清了这条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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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左倾势力正盛,毛主席都被排挤,还被夺走了红军指挥权。王稼祥亲身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实战之后更看清了错误,多次跟博古李德争论。后来博古李德把萧劲光当替罪羊,王稼祥直接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摆明了不认同这种做法。
长征路上,他跟毛主席走得近,慢慢被毛主席的能力和眼界折服,认定只有毛主席能带红军走出困境。他不顾自己身上的病痛,挨个找周总理、朱德、张闻天还有一众将领沟通,拿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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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发言结束后,他直接撑着病弱的身体站起来,严厉批评了错误路线,明确提出红军应该由毛主席指挥,还要解散原来的三人团。后来毛主席多次说,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哪怕他及时改正错误,还为革命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曾经犯过错误的经历,还是对他有一定影响。七大的时候他曾经落选中央委员,最后还是毛主席主动站出来,给大家说清他的功劳和贡献,才补上了他的位置。这段曾经走错路的经历,也就成了影响他职务的第三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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