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费雯·丽"词条、维基百科"费雯·丽"词条、《费雯丽传》（Alexander Walker著）、《乱世佳人》幕后档案、BBC纪录片《费雯丽：美丽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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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冬天，好莱坞笼罩在一场漫长的焦虑里。
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已经为《乱世佳人》的选角奔波了将近两年。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原著小说在1936年出版后迅速席卷美国，首印印数在几个月内销售一空，读者来信如雪片般涌进出版社，每一封信里几乎都有同一个问题：郝思嘉，会由谁来演？
塞尔兹尼克试遍了好莱坞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女演员。
葛丽泰·嘉宝，气质过于冷峻，少了郝思嘉骨子里那股蛮劲；凯瑟琳·赫本，轮廓太过硬朗，撑不起南方庄园女儿的娇媚；琼·克劳馥，在试镜现场坐下来不到十分钟，塞尔兹尼克就摆了摆手。
他对助手说，这些人都不对，郝思嘉不是这样的。
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人相信，在战火里也不会低头的女人。
1938年12月，摄影棚里正在拍摄亚特兰大燃烧的场景，火光映红了整片天空。
塞尔兹尼克的兄弟迈伦带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身着深色大衣，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停住脚步，抬起头来。
棕绿色的眼睛，高挑的眉骨，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对整个世界都藏着一点不以为然的傲气。
塞尔兹尼克愣了三秒钟，放下手里的雪茄，轻声对身边的人说："就是她了。"
这个女人叫费雯·丽。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好莱坞，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会成为什么。
但塞尔兹尼克在那片火光里看清楚了一件事——这个女人和郝思嘉之间的相似，绝不只是这张脸而已。
只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还不知道，这种相似究竟会深入到何处……
【一】大吉岭来的女孩
1913年11月5日，费雯·丽出生在英属印度的大吉岭。
大吉岭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海拔两千多米，常年云雾缭绕，茶园连绵成片。
那是一个远离英国本土却又处处弥漫着殖民地贵族气息的地方，英国军官和商人们把这里打造成了一座精巧的山中小城，有舞会，有赛马，有格调考究的下午茶。
整个城市被密林和云雾半掩着，像是一个悬浮在山腰的梦。
费雯·丽的父亲厄内斯特·理查德·哈特利是一名英国人，母亲葛楚德·玛丽·鲁宾有着爱尔兰与法国的混血血统。
母亲信仰天主教，热爱文学和戏剧，从费雯·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她读莎士比亚，带她看话剧演出。
母亲是个极温柔又极坚韧的女人，她把这两样东西都悄悄传给了女儿，只是费雯·丽在接受温柔的同时，把坚韧烧成了另一种东西——一团没有办法熄灭的火。
在大吉岭潮湿温润的空气里，这个小女孩第一次知道了舞台是什么东西，并且在心里悄悄爱上了它。
三岁起，她就跟随母亲出席各类演出场合，在昏黄的灯光和厚重的幕布面前，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台上的演员们出神。
那时候的她大概还说不清楚，自己究竟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只是每次演出结束灯光亮起，她都会坐在位子上不愿意动。
1919年，费雯·丽随家人迁回英国，进入圣心修道院学校就读。
那是一所以严格著称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学生们要学习法语、音乐、礼仪和宗教课程，校规严苛，氛围肃穆。
费雯·丽在那里待了将近十年，学会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学会了弹钢琴，也学会了在规矩森严的环境里，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保留自己内心的野性。
修道院学校把她打磨成了一个仪态端正、举止有度的女孩，但那团火，无论外壳多厚，始终没有被捂灭。
同学们后来回忆，费雯·丽从小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她不是那种吵嚷着引人注意的孩子，但你一旦注意到她，就很难再把视线移开。
她说话不多，但开口必有分量；她笑起来的时候，整个房间好像都会亮一亮。
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因为那双眼睛——那双棕绿色的眼睛，比同龄的孩子多了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藏着什么还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
在修道院学校就读期间，费雯·丽曾对同学说，她长大了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同学们大多当成童言无忌，没有当真。
但费雯·丽是认真的，而且她一生都没有放下这句话。
1931年，十七岁的费雯·丽进入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表演。
那是英国最顶尖的戏剧学校，能进去的学生都经过严格筛选。
费雯·丽在那里系统地学习台词、形体、戏剧理论，把从小埋在心里的那粒种子，一点一点浇灌成型。
她是那种学什么都极为认真的学生，不是为了讨好老师，而是因为她觉得，她欠舞台一个完整的自己。
然而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课程还没读完，她的人生就被另一件事打断了。
1932年，费雯·丽与律师赫伯特·利·霍尔曼结婚。
霍尔曼比她年长十三岁，毕业于剑桥，性格稳重，家境殷实，在伦敦的法律圈子里有着可靠的声誉。
从外人看来，这是一段门当户对、体面圆满的婚事。
1933年，费雯·丽生下女儿苏珊娜。
但费雯·丽从来不是那种能在圆满里安静下来的人。
霍尔曼要的是一个等他下班、陪伴孩子的妻子，费雯·丽要的是舞台。
两种渴望从一开始就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只是那时候谁都没有把这件事说破。
孩子出生后没多久，费雯·丽就重新开始接洽剧团，争取登台机会。
1935年，费雯·丽凭借话剧《道德的面具》在伦敦舞台一举声名鹊起，随后登上银幕。
那张脸一出现在镜头前，整个英国都沸腾了。
《每日快报》在采访文章里特别提到一件事："她的表情改变得很快"——那是关于她情绪特质的最早的公开记录，只是当时没有人把这句话当作预兆来读。
剧作家、桂冠诗人约翰·贝奇曼也为她撰文，将她描写为"英国少女的本性"。
影人亚历山大·科达在看过她的演出后，主动与她签订了电影合约，并将她的艺名正式定为"费雯·丽"。
那个时候的费雯·丽，正处于一个女演员最好的年华里，名声刚刚开始积攒，舞台还在等着她，一切都是向上的。
但她心里有一团火，不是为了名气，不是为了掌声，而是为了另一个人。
【二】遇见奥利维尔
1935年，费雯·丽看了劳伦斯·奥利维尔在伦敦出演的舞台剧，随后登台向他道贺，两人由此相识。
奥利维尔那时已经是英国剧坛公认的旗帜性人物。
他的莎士比亚舞台表演被誉为英国戏剧传统的最高代表，嗓音浑厚，形体舒展，举手投足之间自带一种令人信服的分量。
那是一种费雯·丽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技巧，是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对舞台的绝对统治力。
他站在那里，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整个剧场的空气就会朝他的方向倾斜。
费雯·丽后来对朋友说，见到奥利维尔的那一刻，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她要嫁给这个人。
当时在场的朋友一怔，要知道她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奥利维尔也早有妻室。
但费雯·丽说完这句话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她只是陈述了一个在她心里已经确定了的事实。
1936年，费雯·丽与奥利维尔合拍电影《英伦浩劫》，拍摄期间，两人互相深深吸引，电影拍完之后，两人开始有了婚外情。
彼时奥利维尔已有妻室，妻子是女演员吉尔·埃斯蒙德，两人育有一子；费雯·丽也是有夫之妇，家有幼女。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名正言顺的余地，但两个人都没有停下来。
伦敦的社交圈子里，关于他们的传言甚嚣尘上，有人惋惜，有人非议，有人等着看热闹。
两人的处境在当时引来了相当程度的舆论压力，加上两段婚姻的漫长拉锯，费雯·丽在那段时期承受了来自家人、舆论和自身良知的多重压迫。
那根本就藏在她神经深处的敏感弦，在那段时间里被一次次拨动。
1937年至1939年间，费雯·丽跟随奥利维尔辗转于伦敦和好莱坞之间，两人开始了公开同居的生活。
那段时间是费雯·丽演艺生涯爬坡最陡的阶段——她出演了电影《牛津风云》，在英国本土积累了相当的票房号召力，也因此才有机会进入塞尔兹尼克的视野，走进那个被火光映红的摄影棚。
1939年，《乱世佳人》开拍，费雯·丽顺利获得郝思嘉一角。
她对这个角色几乎是全身心投入的——郝思嘉骨子里那种在乱世里也死死握着自己不肯低头的韧劲，费雯·丽太懂了。
她懂那种昂着头走进风雨的姿态，懂那种把自己逼到最后一口气也不肯服输的执拗，因为那些东西，她自己也有。
拍摄期间，费雯·丽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在美国南方红土扬尘的片场里，她日复一日地背台词、调情绪、NG重来，把整个人都烧进了郝思嘉这个角色里。
后来有人说，正是拍摄《乱世佳人》期间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漫长的高强度消耗，在她原本就不算强健的体质上埋下了最初的隐患。
1940年8月31日，在双方离婚手续均告完成之后，费雯·丽与劳伦斯·奥利维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正式完婚，好友凯瑟琳·赫本在场见证。
那是一个简单的仪式，没有盛大的婚宴，没有大批宾客，但对费雯·丽而言，那是她等了整整四年的时刻。
这一年，费雯·丽凭借《乱世佳人》中郝思嘉一角，获得第1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英国女演员。
她站在颁奖台上，手里捧着那座小金人，身边站着她用整段婚姻换来的男人。
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然而，就在这场婚礼完成、这座奖杯到手的同一年，费雯·丽已经感觉到，她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开始不对劲了。
【三】1944年，左肺的那道诊断
1940年之后的几年，费雯·丽与奥利维尔过着一种高速燃烧的生活。
两人先后共同出演了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国巡演，费雯·丽被誉为"历史上最年轻美丽的朱丽叶"。
1941年，两人合演电影《汉密尔顿夫人》，影片在英美两地广受好评，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公开表示，这是他最喜欢的电影。
彼时的费雯·丽，站在事业与情感双重高峰上，看起来是那种什么都拥有了的人。
但代价在悄悄积累。
长期高强度的拍摄与演出、辗转于大西洋两岸的旅途劳顿、战时伦敦笼罩在炮火阴云下的压抑气氛，以及她那根本就不够强壮的体质——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慢慢地在她身体里打开了一道口子。
1943年，费雯·丽随演出团赴北非为驻军士兵演出。
那是一段艰苦的旅程，驻地条件简陋，气候严酷，演出频繁。
费雯·丽在途中开始持续咳嗽、反复发热，身体扛不住了，不得不中断巡演。
1944年，她的左肺被确诊为结核。
那个年代，肺结核并非罕见的疾病，但也绝不是轻症。
它的治疗周期漫长，对患者的体力消耗极大，更棘手的是，它会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侵蚀一个人的精力、情绪和对生活的掌控感。
病人需要静养，需要把整个生活节奏降下来，需要放弃一切不必要的消耗。
但这些要求，对费雯·丽而言，几乎等同于把她的整个世界抽掉。
在医院休养了数周之后，费雯·丽看起来已经有所好转，她迫不及待地重新回到了工作里。
1945年春天，她在拍摄电影《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期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那本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她和奥利维尔都渴望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严寒的拍摄现场，长期身着薄裙的高强度工作，加上肺病尚未痊愈的身体，最终没能保住那个孩子。
流产之后，费雯·丽的情绪跌入了极点。
她对着奥利维尔辱骂、动手，直到自己倒在地上哭泣。
那是她第一次彻底的神经崩溃，事后她对整个过程毫无印象，却会非常局促不安，反复表达懊悔。
奥利维尔开始意识到，在那种情绪的暴风之前，有某种可以辨认的迹象——几天过于活跃的亢奋，紧接着是一段沉重的低落，然后是彻底的崩溃。
这套模式，会反复出现，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来得更猛。
没有人敢确切说出，那究竟是什么。
1946年，费雯·丽逐渐康复，重新回到舞台。
她先后出演了桑顿·怀尔德的话剧《九死一生》，并与奥利维尔搭档演出一系列莎翁剧目，重新在伦敦剧坛站稳了脚跟。
外界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费雯·丽，笑容温暖，举止得体，在台上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入木三分。
但肺结核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的身体，它潜伏下来，和另一只更难被命名的怪兽一起，在她的身体里缓缓积蓄着力量。
【四】1955年，另一次失去
1948年，费雯·丽随奥利维尔远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长达六个月的巡回演出，为旧维克剧场筹集资金。
那是一段极其漫长而消耗的旅程，他们在外演出了《理查三世》、《丑闻学校》和《九死一生》等剧目，场场爆满，好评如潮，但费雯·丽在整个旅程中都受到失眠的困扰，有一整周因病无法上台。
巡回演出结束后，奥利维尔对一名记者说："你也许不知道，你在和一对行尸走肉说话。"
他后来评论道，他在澳大利亚"失去了费雯"——他的意思是，那个他从前认识的、完整的费雯·丽，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
1951年，费雯·丽出演电影《欲望号街车》，凭借剧中布兰奇一角，再次获得第2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那是她演艺生涯的第二个巅峰，也是一道暗藏风险的关口。
布兰奇是一个精神逐渐崩溃的女人，费雯·丽把这个角色演得太真实，沉浸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
马龙·白兰度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费雯·丽和布兰奇是相似的，尤其当她精神恍惚。"
没有人当面跟费雯·丽说这句话，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句话说的是真的。
1953年，费雯·丽与奥利维尔共同出演舞台剧《沉睡王子》，完成了在伦敦的演出季。
那一年，她的状态在经历了数年的起伏之后，看起来相对稳定，两人在台上的配合依然默契。
然而，那种稳定是脆弱的。
1955年，费雯·丽与奥利维尔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演出了一整季莎翁剧目，包括《第十二夜》、《麦克白》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演出爆满，好评如潮，费雯·丽的健康状况在这段时间里似乎真的稳定下来了。
圈子里的人都说，他们终于又看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费雯·丽。
就在这段看似平静的岁月里，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的新作《南海泡沫》向费雯·丽发出邀请，请她出任女主角。
费雯·丽答应了，随后发现自己再度怀孕，为了保胎，她主动退出了《南海泡沫》。
几周之后，她再次流产。
这是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去她和奥利维尔的孩子。
随后的数个月里，费雯·丽陷入了一次漫长而沉重的精神抑郁，这一次，抑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她和奥利维尔参加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欧洲巡回演出，但整个旅程因费雯·丽与奥利维尔及其他同事之间频繁爆发的冲突而变得难以为继，几乎每一站都留下了让所有人都精疲力竭的风波。
两次怀孕，两次失去，两次从欣喜若狂跌入抑郁崩溃的过山车。
每一次怀孕之后的欣喜，和流产之后的坠落，都像是把原本就在悬崖边上的人往下再推了一把。
那段日子，最了解她状态的，或许反而是她的前夫霍尔曼——他在他们回到伦敦后，与奥利维尔一起帮助她镇定下来，那个她曾经主动离开的男人，仍然在她最脆弱的时候出现在她身边。
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一时期，另一件事也已经悄然成形——一份在1953年便已经来临、却在那之后数年里持续发酵的诊断，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改变着费雯·丽此后所有的岁月……
1953年，拍摄电影《象宫鸳劫》期间，费雯·丽在片场突然彻底崩溃，派拉蒙公司不得不临时为她换角。
这一次，已经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解释了。
此前数年里，那种毫无预警的亢奋与那种深不见底的沉默，始终在她身上交替出现——没有规律，没有征兆，没有任何方法能在它爆发之前将它拦住。
身边的人用肺病、用疲惫、用情绪敏感来解释这一切，但那些解释越来越显得苍白。
片场崩溃之后，那扇一直虚掩着的门，再也关不住了。
医生开始对她进行系统的评估。
那段时间里，费雯·丽仍然努力维持着外部的体面，仍然出现在需要她的场合，仍然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
只有极少数亲近的人知道，那个光鲜的外表之下，正在经历什么。
圈子里的人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她某些时候眼神里的那种空洞，她的经纪人回忆说，有时候和她说话，她会在中途突然停顿，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走了一段，然后再回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当最终的诊断结果送到奥利维尔手中，他看完之后久久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份报告慢慢地放回桌面，抬起头，望向窗外——那一刻窗外的伦敦和往日并无不同，但他知道，有些事情，从这一刻起，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