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天刚擦黑，冀鲁豫边区的一个小村子刚安顿下修械所。
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工段长刚躺下准备休息，心里却总觉得不踏实。
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干脆披上衣服走到村东头看看情况。
谁知道这一走，还真看到了不对劲的动静。
田野那边一片黑影晃动，人影密密麻麻。
他一下子警觉起来：鬼子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拔腿就往回跑，一路风一样冲进所长的屋子：“不好！敌人来了，已经摸到村口！”
所长一听，没犹豫：“快！把枪械藏起来！工具也别落下！”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伪军的包围圈早就合上，村子四面都是枪声和喊叫。
工人们只得四散突围。
他趁着敌人还没封死村后那条小路，一路狂奔。
跑着跑着，后面有人大叫：“站住！”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
那时候他顾不上其他，一边跑一边扯掉大衣，轻装快逃。
前面是条封锁沟，没法跳过去。
他转头看见战友张瑞发也在逃，两人一合计，赶紧钻进旁边坟地的杂草堆里。
草长得密密的，高过膝盖，他们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敌人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草丛里响动一片，但始终没发现他们。
这一躲，就是六天。
白天不能动，晚上冷得刺骨。
他们靠背靠背取暖，嘴唇冻得发紫。
没有吃的，连口水都咽不下去。
第六天，一位老乡蹑手蹑脚地送来了四个窝窝头，悄悄说：“这几天又打死了好些人，鬼子天天转。”两人接过窝头，眼眶都红了。
这不是小说情节。
这是真实发生在抗战后方的日子。
可要说这事儿的起点，还得往前推上几个月。
那年春天，他刚被提拔成修械所的工段长。
别看只是个技术岗位，压力可不小。
那时候部队打完一仗，缴获的日伪军武器常常零件被破坏，尤其是机枪，几乎都不能直接用。
可是八路军的武器本来就紧缺，修械所成了前方最重要的“后方”。
有一次，前线刚打完仗，修械所一下子收到了三十几挺轻重机枪。
问题是，其中有四挺是重机枪，而三挺缺了发火机——这等于是心脏没了。
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这批枪，三天内必须修好。”
“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他没多说，只回了句：“三天，准时交工。”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修械所的工具简陋得很。
有的零件全靠手工锉出来，配个弹簧都得一点点比着磨。
他带着4个班的弟兄，自己先动手干最难的活。
小毛病交给熟练工，大问题他亲自盯。
晚上拆枪装枪，反复试验，哪怕一颗小钢珠装错了位置都不行。
他们三天三夜没合眼，饭顾不上吃，水也是匆匆喝几口。
有人眼睛熬红了，有人手磨破了皮。
可到了第三天下午，那三挺重机枪也修好了。
每一挺都能正常射击，火力全开。
李司令员来了，亲自站在工房门口看着一地的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这批枪，能救不少命。”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回去又继续修下一批。
后来统计了一下，从那次开始，到10月底前，修械所抢修了130多挺枪械。
每一挺枪都被送回前线，赶在下一场战斗之前交到战士手里。
可是十月的那场“大扫荡”，把修械所也打散了。
日伪军集中了两万多人，展开了整个冀鲁豫边区空前的一次围剿。
敌人白天扫荡，晚上埋伏，村村设卡，处处封锁。
他和张瑞发靠着老百姓的接济，东躲西藏，从一个村跑到另一个村。
走到安岭集时，看到墙上贴的反动标语，气得撕下来一大把。
旁边一个大爷低声提醒：“村西头还有鬼子，快走。”
他们转道去了大冯村，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房东。
老乡端出一锅热饭，给了几斤谷子，还找了件旧棉衣。
他们磨了些粮食正准备上路，枪声又响了。
又一次被打断，又一次逃命。
就这样，他们绕了一大圈，又摸回了修械所附近。
没多久，部队打回来了。
那些跑散的战友，一个个重新聚拢。
见面的时候，谁都没说什么，就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再后来，他调去了山西太原，住进了享堂247厂的宿舍。
张瑞发来看过他一次，1952年。
两人坐在屋里聊了半天，谁都没提那六天的事。
临走时，张瑞发说：“我可能要去四川了。”他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工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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