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绩｜觉醒与牺牲：许广平的五四

《我如此坚信着：许广平作品选》，许广平著，岳麓书社｜浦睿文化，2026年4月出版，280页，39.00元

现代文学版图中，颇有几个特别的女性写作者，她们留下了自己的文字，其中几个被称为女作家亦不为过誉。然而，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与她们生平密切相关的著名男性，她们的写作，甚至连她们本人，也许都将化作历史的尘烟，默默，不为人知。即便是她们的文字，因着著名男性的缘故，大多落笔于关联性回忆，或是以来往信件形式为人所知。《我与某某》《与某某通信集》，是她们最常见的书题，也是出版社约稿时最喜爱的命题。她们的写作，当然还是一种女性写作，但却有着特殊的形态。

“她们”当然有自己的名字，只不过总是缀在相关男性的后头，比如蒋光慈的宋若瑜与吴似鸿、郁达夫的王映霞、沈从文的高青子、朱生豪的宋清如、冯至的姚可崑、端木蕻良的钟耀群……以及鲁迅的许广平。

早在1917年，许广平就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上发表文章，以文言写就，内容大致以言志论理为主，与现在的高考议论文颇为类似。而她的新文学初试笔则无疑与鲁迅有关，景宋成为她最常用的笔名，鲁迅主编的《莽原》是她的发表主阵地，她在写作风格，甚至是意象取用上都有着浓烈的鲁迅风味。发表于1925年7月10日《莽原》第十二期的《一死一生》，写的是她梦见正在积极声援沪案运动的阿姊死了，众亲友分食由阿姊尸体腌就的咸肉，“虽是病体，然而腌的肉还不坏”。大有《狂人日记》人啖人的意味。如此这般坚持写下去，也许景宋真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占个席位。然而她终于还是放弃了工作，写作也只是零星，在上海过起家庭主妇的日子来了。

从此，许广平长久被固化为鲁迅的伴侣、遗稿整理者、身后守护者三重附属标签。大众认知中，她的存在似乎只为映衬鲁迅的伟大，她是《两地书》里经过鲁迅删改的温柔通信者，是鲁迅父子生活悉心的照料者，是爱人逝世后倾尽一生保全其文稿与声名的坚守者。她个人的文字、思想、童年挣扎、五四精神烙印，以及作为独立女性的撕裂与求索，长期被鲁迅光环遮蔽。

鲁迅、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

不仅写作，许广平作品的出版也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几乎高度同质化地聚焦鲁迅相关主题。《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关于鲁迅的生活》《两地书》，无一不是以鲁迅为核心，其文字沦为鲁迅研究的辅助史料，个人创作价值几乎被完全淹没。研究者习惯性将她定义为“鲁迅研究附属性作者”，割裂她的自传散文、妇女评论、纪实随笔与杂文创作，只看见作为“配角”的许广平，忽视了作为写作者、思想者、女性先驱的许广平。

许广平生前只出过一个和鲁迅无直接关系的单行本，即收入1947年上海出版公司“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的《遭难前后》，是本小册子，讲她被日本人拘捕前后的经历。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她和鲁迅之间的关联，日本人不会关注到她，也不会有此牢狱之难，更不会引发广泛关注。1998年1月，为纪念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及逝世三十周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海婴编选的三卷本《许广平文集》，收集了她的几乎全部文字，包括《两地书》在内的各种书信。在出版前言里，许广平被称为“现代妇女运动的前驱、伟大的鲁迅旗帜的捍卫者”。虽然个人的“前驱”身份放在前面，但三卷本里，大部分还是与鲁迅有关的文字。

景宋（许广平）著《遭难前后》

海婴编《许广平文集》

最近浦睿文化出版了一本小开本口袋书——《我如此坚信着》，编选了许广平的若干散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写于1939年，载于《上海妇女》第三卷第六期的《生活乱谈》一文，为《许广平文集》所失收。选篇的初衷，据编辑说：“大概的方向是更贴近许广平个人经历、生命体验、个人观念和情感的篇目。整体希望更贴近许广平本人的表达。”“我如此坚信着”是《遭难前后》中的原句，从这些文字里，隐约可以看见一个挣脱封建桎梏，承载五四启蒙理想的景宋，以及在婚姻牺牲与自我坚守中两难，试图以文字完成女性精神突围的立体的许广平。不再是附骥鲁迅的边角解读，而是重读一代五四新女性的集体命运。她带着启蒙的觉醒走出旧家庭，却困于时代与婚姻的双重枷锁，在牺牲与自我之间摇摆，不多的篇目，写下属于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永恒坚信。

不难看出，《我如此坚信着》的编选试图为许广平完成一次关键性的文学归位，跳出“鲁迅本位”，重构她个人的创作体系。目录页虽没有明确地概括，但观察编目可以大致看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公共纪实维度，以《遭难前后》为核心，完整记录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被日本宪兵逮捕、历经七十六天牢狱酷刑的真实经历。文中直面电刑、殴打、人格羞辱等苦难，记录囚室的肮脏拥挤、难友的坚守与苦难，既饱含个人生死试炼的痛感，更彰显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郑振铎曾读此文“且感且泣”，称她以生命守护同道与良知。其二是个人成长维度，收录《我的小学时代》《我的斗争史》《像捣乱，不是学习》等自传随笔，回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封建抗争，是一代新女性的成长自白。其三是女性思想维度，收录《三八节与中国妇女》《贡献于全国妇女教育会议》《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等文论，直切民国女性教育、职业、婚姻、社会地位等核心议题，观点锐利，极具启蒙价值。同时兼收忆人、抒情、生活随笔，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许广平的文字风格，质朴直白、锋芒内敛，兼具纪实的厚重、自传的坦诚与杂文的思辨，当然也清晰地映出鲁迅对她的影响。

其中最可贵者是许广平对自己家族的回忆，虽然篇幅不多，但足以看出许广平的文学底色与女性觉醒根植于童年的封建抗争，而这份早年挣扎，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形成天然榫合。她出生于广州旧式官宦大家族，门第森严、礼教繁复，男尊女卑的规矩渗透生活每一处。在《我的小学时代》《我的斗争史》中，她细致描摹了童年处境，家族认为女子无需读书识字，只需学刺绣、守女德，将来婚配嫁人即可。她写到一些细节，长辈认定女孩子读官话无用，只准学广东方言，甚至有“女人不必做官，识字写信足矣”的定论。

成年后的许广平写到自己的童年与少女时代，笔底带着启蒙之后的叛逆底色。八岁时，家人执意要为她缠足，父亲却挺身而出反对，这场家庭争执让她早早窥见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肉体与精神摧残。她不无自豪地写道，入私塾读书时，长辈明令只教方言，她便以沉默消极抗争，拒不跟读，最终迫使先生改授官话，这份倔强，成为她一生反抗不公的初始底色。在旧式大家族中，她目击家族女性的宿命，姑母辈恪守礼教，一生囿于家庭，无独立人格，同龄女孩早早被安排婚嫁，丧失求学与走向社会的权利。这种近距离的悲剧凝视，让她从小埋下不甘做附庸、追求平等的种子。

许广平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好为这份原生叛逆提供了思想武器与时代出口。五四以“反封建、倡平等、个性解放、女性觉醒”为核心，《新青年》等刊物席卷全国，打破千年礼教桎梏，呼吁女子教育、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彼时的许广平，走出广州旧式家庭，北上求学，如饥似渴吸纳五四新思潮。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深度卷入女师大风潮，成为学生运动骨干，我们看到她在“先生”的影响下，学着以文字为刃，抨击封建校方的守旧与专制，践行五四“反抗强权、坚守公义”的精神内核。

童年的个体抗争与五四的时代启蒙，在许广平身上完成了深度融合，童年让她切身感知封建女性的苦难，五四让她找到反抗的理论与路径。这本小册子里的自传文字，不是简单的童年回忆，而是以个人经历映射时代困境。我们清晰地看到，旧式家宅是封建礼教的微缩场，她的叛逆不是个人任性，而是一代女性对命运的本能突围。五四思潮则为这份突围赋予了思想高度，让她从反抗家庭束缚，上升到反思整个女性生存困境。在《我的小学时代》中，她回忆自己冲破男女分校、坚持求学的经历，直言“女子求学，不是特权，而是本分”，这份认知，正是五四启蒙最珍贵的落地。可以说，没有童年的封建桎梏体验，就没有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共情，而没有五四启蒙的精神滋养，她的叛逆只会停留在个人层面，无法升华为终生的女性关怀与文学坚守。

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广平的文字始终保留五四启蒙的平民底色。她不刻意标榜精英式觉醒，而是以朴素笔触书写普通女性的困境，她在写她所看到的。农村妇女终日劳作却毫无地位，都市女性困于家庭无法就业，知识女性囿于婚姻难以实现自我。然而她没有写到她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困境，那个勇敢叛逆的许广平，那个在两地书里向先生夸耀自己酒量不错的许广平，成了先生的爱人，海婴的妈妈。

五四塑造了许广平的觉醒，而与鲁迅的结合，却让她陷入新女性理想与现实婚姻的两难。从世俗眼光看，她是五四自由恋爱的典范，他们冲破年龄差距、世俗非议、旧式婚姻的束缚，以知己相伴、灵魂契合的方式走到一起，摒弃传统婚嫁俗套，不重名分，唯重心意。许广平本人也曾直言：“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彼此情投意合，以同志相待，无需俗套。”这无疑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极致践行。

但在不多的文字细节里，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择背后”。同居上海之后，她主动放下个人事业与写作理想，全面退居幕后，身兼伴侣、秘书、文稿整理者、生活管家数职。鲁迅的手稿誊写、校对、编订由她一手包揽，日常会客、家务琐事、生活起居由她悉心照料，为给鲁迅营造安静的创作环境，她隔绝社交、舍弃个人社会活动，甚至放弃外出教书、独立从业的心愿。她曾在文中坦诚，自己读完书却只能困于家庭，终日料理琐事，无法为社会效力，内心满是愧疚与不甘，“只能做家庭主妇，徒负所学”。

1943年，许广平在誊写鲁迅日记。

这种牺牲，并非被动依附，更多是主动的精神献祭。她深深崇敬鲁迅的思想与人格，认同其文学使命，甘愿以自我退让，成就一代文学巨匠的创作巅峰。鲁迅后期十年高产创作，离不开她的默默托举。但这份献祭背后，是五四新女性独立理想的折损，她原是投身学潮、笔锋锐利的青年革命者，本有自己的文学追求与社会抱负，却在婚姻与精神共鸣中，将个人理想隐匿于鲁迅的光芒之下。更残酷的是，后世记忆进一步固化这种依附关系，让她的自我价值彻底被“鲁迅伴侣”的标签覆盖。

而许广平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她从未完全消解自我，始终在牺牲与坚守中撕裂共生。她从未因婚姻放弃女性思想的表达，即便终日操劳，仍坚持撰写杂文、评论，发表《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等文章，批判社会将女性禁锢于家庭、只重贤妻良母身份的刻板认知，呼吁女性拥有教育权、就业权、人格独立。她直言，所谓“新女性”，不是徒有新潮外表，而是拥有独立思想、不依附男性、兼顾家庭与社会价值的个体。

在婚姻关系中，她也始终保持精神平等，从未沦为附庸。《两地书》中，她与鲁迅以师生、知己、战友的身份平等对话，畅谈人生、社会、理想与苦闷，不卑不亢，有独立见解，从不刻意迎合。她敢于直白抒发情感，在《风子是我的爱》《同行者》等抒情文字中，坦率书写爱意与精神共鸣，打破传统女性含蓄隐忍的情感表达桎梏，彰显现代女性的情感自主。鲁迅逝世后，她更是重新走向社会，守护鲁迅遗产、投身社会事业、坚持文字创作，以独立人格续写人生，没有沦为依附逝者的符号。

这种牺牲而不沉沦、坚守而不叛逆的复杂状态，正是五四新女性最真实的命运写照。她们受启蒙洗礼，觉醒独立意识，追求自由恋爱与人格平等，却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无法完全挣脱家庭、婚姻和世俗，不得不做出妥协与牺牲。无论在哪个时代，想靠写作生存都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女性想吃文字饭难于登天，惊才绝艳如张爱玲，天赋不凡如萧红，尚且难以凭稿酬生活。许广平的文学天分还不到破囊而出的程度，鲁迅对此显然有清楚的认识，因此他才劝许广平与其出去工作或是写稿，不如待在家里，自己多写点文章多赚点稿费也就是了。平心而论，许广平有一些才华，但不多，她的文字魅力更多出自鲜明的人格锋芒。不过，这点才华对于许多男作家而言已是足够，相较于同时代的男性，她写得并不差。然而当时的女性悲剧就在于，她若不能远超同侪，便无法继续职业生涯。《我如此坚信着》里的文字不多，但已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恣肆不羁，甚至可以说是能量强旺的许广平，那是一颗五四下的蛋，生俱双翼，本应属于更广阔的天空。她本可以生产更多的文字，缺失的写作里，隐含着更多的意味，不仅展示出时代的矛盾，也显现出现代女性另一种意义上的勇敢与开放。这本小册子之外，尚有许多未尽之言。

许广平的撕裂，不是个人悲剧，而是时代的赋予，五四给予女性觉醒的思想，却未给予完全独立的生存土壤。新女性向往人格自由，却仍要背负传统家庭责任与婚姻伦理，在奉献自我与坚守自我之间，陷入永恒的挣扎。她对鲁迅的景仰，是背负一生的十字架。而她的文字，正是这份挣扎最真实的文学记录。《我如此坚信着》的编选，让我们精神重寻这位女性，看到只属于许广平自己的激进、革命与理想，并且照见我们自己的怯懦、保守与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