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六辆军用吉普车从巷子两头同时开出来，车灯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下意识把罗梓萱护在身后，她冰凉的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胳膊。
“敬东，你爸这是……”她话没说完，头车的门就开了。
父亲李国良走下来，没看我，只盯着我身后的罗梓萱。
他问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你奶奶，叫什么名字？”罗梓萱的脸刷地白了。
我愣住了——他从没见过她，怎么第一句话就问这个？
01
1975年夏天，我在东北那个叫靠山屯的地方待了两年了。
说是下乡，其实就是被父亲发配。我替朋友顶了打架的罪，父亲气得摔了茶杯，说既然我这么喜欢打架，就去最穷的地方体验体验什么叫真正的苦。
靠山屯确实够苦。
冬天零下四十度，夏天蚊虫能把你抬走。
我一开始憋着气，干活偷懒，跟村里人也不怎么说话。
反正父亲早晚会把我弄回去，我等着就是了。
那天下晌，我去河边洗澡。河水不深，刚没过腰，我光着膀子往水里一扎，感觉整个人都活了。刚洗完要上岸，就听见河对岸苞米地那边有人喊。
是个女人的声音，叫得不大声，听着像是在挣扎。
我耳朵尖，这事不能不管。我胡乱套上裤子，光着脚就跑了过去。
苞米地边上，三个男的围着一个姑娘。
我觉得应该是姑娘，看身量挺单薄的，脸被苞米叶挡着看不清。
其中一个男的扯着她胳膊往外拽，姑娘死命挣，头发散了一脸。
“你们干什么呢！”我喊了一嗓子。
那三个男的回头看我。领头的我认识，公社主任的小舅子，外号叫马三，在村里横着走的主儿。
“关你屁事，滚犊子。”马三吐了口唾沫。
“你再说一遍。”我走过去，顺手从地上捡了根苞米杆子。
马三骂骂咧咧地朝我走过来，手里也拎着一把锄头。
他抡起来就往我背上招呼，我没躲，硬挨了一下，疼得我龇牙咧嘴，趁他举第二下的时候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剩下两个一看马三倒了，犹豫了一下没敢动。我瞪着他们，嘴上没说话，眼睛告诉他们谁上谁倒霉。
“走。”马三爬起来，捂着肚子，捡起锄头灰溜溜地走了。
我转过身，那姑娘还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发抖。我说：“别怕，他们走了。”
她抬起头，我这才看清她的脸。
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五官长得很耐看，眼睛挺大，就是红肿着，应该是哭过。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花布衫，头发扎了个麻花辫，乱得不成样子。
“谢谢。”她声音很轻。
“没事。”我转身要走，背上火辣辣地疼，八成被锄头划破了皮。
“你流血了。”她追上来，拉着我袖子不让走。
“皮外伤，不碍事。”
她不听，硬把我拽到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往上倒了些水壶里的水就给我擦伤口。
她动作挺轻的，但酒精那种刺激感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忍着点，我先帮你清理一下，待会儿去卫生所处理。”
“你是不是傻？随随便便救一个姑娘，要是他们报复你怎么办？”她一边擦一边说，像是在教训我。
“那你是不是傻？随随便便就被三个混子堵在苞米地里？”
她被我这话堵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的笑很好看，嘴角弯弯的。
“我叫罗梓萱。”她说。
“李敬东。”
她点点头，继续给我处理伤口。手绢上全是血迹，她也不在意。
那天傍晚她才给我包扎好，我把她送回了家。
她家住村东头，一间破土房，院墙塌了一半，门板也是歪的。
门口坐着一个老男人，瘦得皮包骨，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看书。
“爸，我回来了。”
老男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书。就是这一眼，我发现他的眼睛很亮，像是藏着什么东西。
罗梓萱叫罗梓萱，她爸叫罗高远。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是城里下放来的右派。罗高远以前是北大的教授，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发配到这穷山沟里。
当晚我躺在床上，背上的伤口疼得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罗梓萱那张脸，还有她爸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我救了一个右派的女儿。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怎么骂我。
但我不后悔。
那苞米地里的事，就算再来一次，我还是会上。
02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敲门声吵醒了。
我住的是知青点，一间通铺住六个人。其他人早去上工了，就我一个还赖着。开门一看，罗梓萱端着个搪瓷缸站在门口，里面冒着热气。
“小米粥，你趁热喝了。”
“不用，我不饿。”
“你背上伤还没好，不能乱动，今天别去上工了。”她把搪瓷缸塞到我手里就走，走出去几步又回头，“晚上我再过来给你换药。”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这人怎么这么犟。
下午我躺在床上翻一本破书，心思却完全看不进去。罗梓萱端粥的那个画面一直在脑子里打转。
傍晚她又来了，背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药和纱布。
她也不说话，让我趴在铺上就开始拆纱布。
她手指有点凉，碰到我皮肤的时候我不自觉地缩了一下。
“别动。”她轻轻拍了我一下。
换完药她也没急着走，坐在床沿上待了一会儿。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来是助教，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全家都被下放到靠山屯。
她在这里待了快三年了，比我还早一年。
“你们城里来的知青都待不长吧？”她问。
“不知道，反正我肯定能回城。”我这话说得很冲，像是故意要跟她拉开距离。
她没生气，只是笑了一下：“那到时候你还会想起我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没说话。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马三的事情又出幺蛾子了。那天晚上下工回来，我发现我的被子被人泼了水，脸盆也被砸了。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干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找马三。他正在院子里吃早饭，看见我来了也没慌。
“咋的，想打架？”他放下筷子站起来。
“我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是我又怎么样？你一个城里来的小子，还敢在靠山屯跟我横？”
我忍了，没动手。不是怕他，是觉得跟这种人计较掉价。我转身就走，听见他在背后笑。
这件事让我挺窝火的。
回到知青点，我坐在门槛上抽烟，越想越憋屈。
就在这时，罗梓萱来了。
她看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没瞒她，把事情说了。
“你别跟他硬碰，他是个小人。”
“我知道。”我弹了弹烟灰，“但你让我就这么忍着，我做不到。”
罗梓萱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写着“李国良启”三个字。我愣住了——这是我爸的名字。
“你……”
“我写了封信给你爸。”她说，“我说你在村里被人欺负了，让他想办法把你调回去。”
“你怎么知道我爸是谁？”
“整个知青点谁不知道？李敬东的爹是京城的贵人大官。”她笑了笑，“就你自己还以为藏着掖着。”
我捏着那封信，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我没寄出去。”她又说，“我就在口袋里放着，吓唬你的。”
“你什么意思？”
“我想看看你会不会求我寄出去。”她看着我的眼睛，“但你好像不着急回城。”
我没说话。她说对了，我确实不着急。
或者说，今天为止，我确实不着急。但就在那个瞬间，我心里有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不能回城，我一回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把信还给她，说：“留着吧，有用的时候再寄。”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个月，罗梓萱几乎每天都来找我。
她给我带吃的，帮我洗衣服，有时候就坐在院子里陪我聊天，聊她看过的书，聊她小时候在北京的生活。
她讲起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平时那个沉默寡言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越来越喜欢听她说话。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说：“李敬东，咱俩结婚吧。”
我正喝水，差点被呛死。
“你说什么？”
“我说咱俩结婚吧。”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疯了？”
“我没疯。”她看着我，“你救了我，我欠你一条命。我这辈子没什么能报答你的，就剩下我自己了。”
“我不需要你报恩。”
“但我想。”她的声音很轻，“而且，还有个事我得告诉你。”
“什么事？”
“昨天公社来人了。”她低下头，“马三他姐夫，公社主任，说要我把婚事定下来。说马三媳妇刚死，让我嫁过去续弦。”
我的心像是被人攥紧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她抬起头，“所以我想在你面前把这个事定下来。咱俩结婚了，他们也就死心了。”
我沉默了。这事儿太大了，大到我不敢轻易回答。
03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罗梓萱说她考虑考虑，但我看出来了，她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她找我结婚，与其说是报恩，不如说是逃命。
但我也知道，她是喜欢我的。
这件事在我心里翻来覆去地转。
我想了很多，想了父亲会怎么想，想了自己能不能负担一个女人的一辈子，想了罗梓萱那个右派女儿的身份会给我的前程带来什么影响。
然后我想到了马三那张脸，想到了她嫁给那个人之后的日子。
我起来洗了把脸。
第二天傍晚，我去找罗梓萱。她正在院子里择菜，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
“我想好了。”我说。
她放下手里的菜，看着我。
“咱俩结婚吧。”
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她没说话，低头继续择菜，但手抖得厉害，根本掐不住菜叶子。
“你说话呀。”我说。
“你同意了？”她的声音闷闷的。
“你都知道我会同意。”
她抬起头看我，笑了，眼里带着眼泪，那样子特好看。
我们没办什么像样的婚礼。
靠山屯这地方，给右派的闺女办婚礼，没人敢来。
罗梓萱的父亲倒是来了，穿着一件洗干净的中山装，坐在新房唯一的椅子上，沉默地看着我们。
罗高远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闺女交给你了，你别委屈她。”
我说：“不会。”
他就没再说话。
婚礼很简单，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就几个知青朋友来坐了坐，喝了点地瓜干泡的酒。
晚上我喝得有点多，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觉得这日子好像也不是不能过。
罗梓萱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慢慢梳着头发。
“梓萱。”我叫她。
“嗯？”
“你真的不后悔？”
她转过身，月光照在她脸上，说不清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救你那一天，我就不后悔了。”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罗梓萱搬到了知青点跟我住，但很快公社那边就有了反应。马三没来找我麻烦，但他姐夫主任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话。
“李敬东，你胆子不小啊，敢娶右派的闺女？”
“我娶谁是我的自由。”
“话不能这么说。你爸是当官的，你就不怕这事儿影响你爸的前程？”
我没吭声。
主任看了看我，说：“算了，既然已经结婚了，我也不好说啥。但你记住了，以后有啥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
罗梓萱出来坐到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就靠着我的肩膀。
“怕了？”我问。
“不怕。”她说，“有你在，我不怕。”
那以后，罗梓萱每天还是去上工，但比以前更辛苦了。
她要去公社干最累的活，修水库、挑粪、割麦子，样样都得干。
回家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脸色蜡黄。
我心疼，但没办法。
日子一天天过，我跟她渐渐熟悉了。
她睡觉会说梦话，吃饭很慢，喜欢在灯下看书。
她教了我很多字，我以前的底子还可以，更多是跟着她学着怎么“看世界”。
她给我讲《红楼梦》里的爱情，讲《简爱》里那个倔强的姑娘，讲俄国那个叫托尔斯泰的人写的战争与和平。
她说这些书以前就在她宿舍的书架上，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等回城了，我再给你买一套。”我说。
她笑了笑，没说话。
1976年秋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村里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直接进了罗梓萱她爸那个破土房。
罗梓萱吓得脸都白了，以为父亲又要被抓走。
结果那些人没抓人，反而留下了一袋米和一罐油。
他们走的时候，罗梓萱追上去问怎么回事。押车的头子说：“上面有人打招呼，让你们这家人好过点。”
罗梓萱站在村口待了很久。
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院子里等她。她盯着我看了半天，问了一句：“是不是你？”
我没说话，转头继续削手里的木棍。
其实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写信给了我爸，说我跟村里一个姑娘结婚了，说她爸是北大教授，是被人冤枉的。
我父亲没回信，但没过多久，罗梓萱她爸就遇到了那档子好事。
我没问我爸是怎么操作的，但我心里清楚，他一定动用了什么关系。
那个晚上，罗梓萱靠在我肩上，轻声说：“李敬东，你爸是个好人。”
我说：“我知道。”
那天天快亮的时候，她突然叫醒我。
“敬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爸当年被人告密，蹲了七年牢。”她的声音很轻，“他知道是谁告的他，但他不肯说。他说那是他欠那个人的。”
“欠什么？”
“他说，他活着，就得还债。”
04
日子一天天过，转机发生在1978年冬天。
那年冬天我永远都忘不了。
十二月底，靠山屯下了场大雪，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膝盖。
罗梓萱那段时间老是吃不下东西，脸色也不好。
我以为她是累的，让她少干点活。
“没事。”她总是这么说。
有天早上她起来洗漱的时候突然干呕，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我赶紧过去扶她。
“你这是……”
“我去看看大夫。”
我陪她去了公社卫生所。大夫是个老中医，把了把脉，笑了。
“恭喜啊，有喜了。”
我傻了。
“啥？”
“你媳妇怀孕了，快两个月了。注意点身体。”
罗梓萱的脸腾地红了。她低着头，嘴角却翘着。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说话，我就牵着她，怕她滑倒。
“你不高兴？”她问我。
“高兴。”我说，“我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天晚上她早早睡了，我坐在煤油灯下，看着她在床上蜷成一团，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我要当爹了。
第二天，罗梓萱趁我不在的时候，悄悄拿出了那封信——就是她之前说要寄给我爸的那封。她改了几行字，重新写了一封。
她在信里写：我是罗高远的女儿，我爸当年救过你的命，你知道吗？
你儿子现在是我的丈夫，你孙女马上就要出生了。
要么你帮他回城，要么我带着孩子去组织部找你。
她写好信，揣进怀里，去了县城邮局。
我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那封信到了北京，到了我爸的书桌上。
李国良看着那封信，抽了一夜的烟。
他夫人——我妈——问他怎么了，他没说。第二天一早，他拨通了组织部的电话。
你猜他说了什么？
三天后，回城通知书到了靠山屯。公社主任亲自送来的，表情很复杂，像吃了苍蝇又吐不出来。
“李敬东，你的回城手续批下来了。”
我以为是梦。我掐了自己一把，疼。
当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像个疯子。罗梓萱坐在门槛上，看着我的背影，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她既高兴，又难过。
“你怎么了？”我问她。
“没怎么。”她笑了笑，“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是‘我们’可以回家了。”我纠正她。
她没接话。
回城的火车票定了，正月初六的。
罗梓萱收拾行李，我把用不上的东西送给村里的乡亲。
走的那天，村里的知青朋友都来送我，说了些保重之类的话。
没见到罗高远。
我问他去哪儿了，罗梓萱说他去县城办点事，晚点到。
我们站在村口等了半个小时，他没来。
“走吧。”罗梓萱说。
我上了拖拉机，要往县城赶。一路上，罗梓萱没怎么说话，一直看着车窗外的雪地。
靠山屯在车后面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没了。
“梓萱。”
“你爸他没来，是不是生我的气？”
“不是。”她说，“他就是不想当面告别。他那人就这样。”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火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军大衣，一路在看报纸。
罗梓萱跟他聊了几句，没聊出什么。
我注意到那人的脚上穿着军靴，靴底有一层黄泥，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走过来。
我多看了两眼，没多想。
快到北京的时候，罗梓萱突然攥住我的手，攥得很用力。
“疼。”我说。
她松开手，没说话。
“你紧张什么？”
“你爸……他会接受我吗？”
“会的。”我说这话没底气，但我必须这么说。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光，也有怕。
05
火车进站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
我拉着罗梓萱下了车，她挺着肚子，走路有点慢。我一只手拎着行李，一只手扶着她。
两个月没回家了，北京的变化看不出什么大动静，但我心里头还是有些激动。
我打了辆三轮车，往军区大院的方向去。车子刚过王府井，罗梓萱突然问我：“你爸跟你说过他怎么回城的事吗？”
“没说过，怎么了？”
“随便问问。”
我没多想。
到了大院门口，我下车付了钱，刚拉着罗梓萱要往里走，突然听见身后一阵引擎声。
我回头一看，六辆军用吉普车从巷子两头同时开了过来，车灯刺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
车停得很整齐，像排练过似的，直接把我和罗梓萱围在了中间。
我下意识把罗梓萱护在身后，她攥着我的胳膊，手冰凉冰凉。
头车的门开了。
李国良从车上走下来，穿着军大衣，板着一张脸。他没看我，眼睛盯着我身后的罗梓萱。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
“你奶奶，叫什么名字？”
罗梓萱的脸刷地白了。
“我爸……”
“我没事。”
她松开我的手，往前走了一步，对着李国良说了一句：“您怎么知道我是谁？”
李国良没回答她。他看着她，眼神很复杂，像是打量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你奶奶，是不是叫冯巧凤？”
罗梓萱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您……您怎么知道？”
李国良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才说话：“我年轻的时候，欠你们罗家一条命。”
我愣住了。我妈听见动静，从院子里跑出来，看见眼前这个阵仗,嘴巴张了张，问：“你是……她是谁？”
“你儿媳妇。”李国良没回头。
他又抽了两口烟，然后对身后的卫兵挥了挥手：“车开走，人是我自己接来的。”
卫兵敬了个礼，六辆吉普车很快开走了，巷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进来吧。”李国良先转身进了院子。
我拉着罗梓萱跟上去，她整个人还在发抖。我攥紧她的手，小声说：“别怕，有我呢。”
她点了点头。
进了屋，我妈把罗梓萱拉到沙发上坐下，倒了杯热茶。李国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罗梓萱，半天没说话。
“你爸……”他终于开口了，“是你写信给我的，对吧？”
罗梓萱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你信上说，你爸当年救过我。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爸告诉我的。”罗梓萱的声音很轻，“他说您是个好人。”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他欠您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李国良低下头，我看见他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他站起来去了书房，没说话。我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罗梓萱，眼里全是不明所以。
“你们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我妈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些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翻着父亲桌上的旧相册。
翻到后面，我看见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的地方我认出来了，是老北京胡同口，1949年冬天。
一个年轻女人扶着一个老太太，两个人都穿着棉袄。
那个年轻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那个年轻女人的眉眼，跟罗梓萱简直一模一样。
我翻过照片，背面上写着：1950年春，冯巧凤摄于北京德胜门。
冯巧凤，罗梓萱的奶奶。
但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明明连三十岁都不到，怎么可能是梓萱的奶奶？
我拿着照片去找我爸。他看了一眼，没说话。
“你手里的钢笔，是你奶奶留下的。”他把一支旧钢笔放在桌上。
那支钢笔的笔帽上，刻着一个字：冯。
06
李国良打开书柜里层的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几样东西：一支钢笔，一张粮票，还有一封信。
他把这些东西一字排开，放在桌面上，然后点上烟。
“你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拉罗梓萱坐下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冬天，北京刚解放没几个月。”李国良开始说故事，“那会儿我还是个排长，带着一支小队伍在德胜门一带驻防。我妈那会儿跟着我一起过日子。有一天下大雪，我妈出门买菜，在半路上晕倒了。那年头都困难，粮食不够吃，她营养不良，加上有天发烧还没好利索，就这么倒在了雪地里。”
“是个女的把她扶起来的，背到了附近的诊所。那女的把你奶奶安顿好了，身上还留了粮票和钱。我妈醒过来以后一直念叨，说要还这份情。但那个年代，天大地大，上哪儿找去。”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升了职，调到军区机关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要审一个从北大抓来的右派。那个人叫罗高远。”
“我爸？”罗梓萱脱口而出。
“没错。”李国良掐灭了烟，“我一看到他的脸，就认出来了。他虽然老了，瘦了，但五官没变。他就是当年在德胜门扶我妈的那个人。”
“那你……”
“我没有帮他平反。那个年代，我帮不了。”李国良的声音沉了下去，“但是批斗会那天，我找了两个心腹，把他从会场上提前带走了，关了一夜禁闭。第二天再放回去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忘了这件事。他就这么逃过了一劫。”
“后来他被发配到靠山屯，我也暗中打点过，让公社那边对他别太苛刻。这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你妈。”
我听完，整个人愣住了。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已经堆成了小山。
“你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有用吗？”李国良抬起头，看着我，“你那时候还在靠山屯，说了你又能做什么？”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说？”
“因为你带她来了。”李国良看了一眼罗梓萱，“带她来，就等于把这件事摆到了台面上。”
罗梓萱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在哭。
“爸……”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那我爸他……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李国良点了点头，“批斗会之后他见过我一面，他说我欠他的，他记着。但他说他这一辈子，欠的人太多，不差我这一笔。”
“他不想让我知道？”
“他不想让你觉得……你欠我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罗梓萱也是，她侧身躺着，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知道她也没睡。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爸是个好人。”
“他是我爸，我当然知道。”
“我是说……”她翻过身来看着我，“如果我爸没有欠他，如果我没有嫁给你，你说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
“会。”我说，“一定会。”
她没说话，把头埋在我怀里。
第二天一早，公社的人来了。来的是马三他姐夫，公社主任。他开门见山，说着说着就提到了罗梓萱。
“李敬东，你爸的事我不好多嘴。但你这个媳妇，她的成分问题……”
“她爸是右派，她也是右派的女儿。你堂堂一个正经干部的儿子，怎么能跟这种人……”
“滚。”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住了：“你说什么？”
“我说滚。”
他铁着脸走了。
那天中午，罗梓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摸着肚子，看着院子里的槐树发呆。
“敬东。”
“你说这孩子，能平安生下来吗？”
“一定能。”
她轻轻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07
1979年三月份，罗梓萱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都有些吃力。
那天下午，我妈陪她去菜市场买菜，我在家看书。翻了几页，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下午四点多，我妈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梓萱被人带走了。
“谁？”我腾地站起来。
“几个穿军装的，说是什么部里的人，要带她去谈谈。”
“谈什么？”
“他们没说，就拿了个什么证明，说梓萱的父亲涉及到一桩历史问题，要她配合调查。”
我冲出门去，拦了一辆车就往大院跑。
到了大院的办公室，我一脚踹开门。屋里几个人在，桌子上摊着一堆文件。
罗梓萱坐在角落里，低着头。
“你们干什么！”
一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抬起头：“你是？”
“我是她丈夫。”
“哦，李敬东是吧？你爸是李国良？”
“对。”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先出去。”
“她是我妻子，怎么跟我没关系？”
那个干部看了我一眼，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调查材料，上面有罗高远以前在北大任教时的若干记录，还有一份举报材料，署名是马三他姐夫。
我捏着那几张纸，手指都在发抖。
“这是诬告！”
“是不是诬告，我们会调查。”
“你们放人！”
“李敬东同志，你冷静点。”
我正要发作，罗梓萱突然抬起头叫了我一声：“敬东，你别闹了。”
她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签了吧。”她看着我，眼眶红着，“我配不上你。”
“你配得上！”
“我配不上。”她坚持说，声音开始发抖，“我爹是右派，我是右派的女儿，我跟你在一起，只会拖累你们李家。”
“我不在乎！”
“我在乎。”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在乎他们怎么看你。我不能让他们戳你的脊梁骨。”
“梓萱……”
“签了吧。”
我当场把那张纸撕得粉碎，摔在那些干部面前。
“她是我李敬东这辈子唯一的妻。你们谁再说一个不字，我跟谁急。”
那个干部皱了皱眉：“李敬东同志，你这是……”
“我怎么了？”我盯着他，“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她？要审，审我。”
办公室安静得可怕。
就在这时，李国良推门进来了。
他穿着一身军大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他走到那个干部面前，把牛皮纸袋往桌上一摔。
“你先看看这个再说。”
那个干部打开牛皮纸袋，里面是一些旧文件，还有一张照片。
“这是……”
“罗高远当年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救过我们两个同志。这是当时的证明材料和照片。你说他‘历史有问题’？”
那个干部翻着那些材料，脸色变了又变。
“李副司令，这事……”
“这事我比你清楚。”李国良盯着他，“罗高远的问题已经平反了。他现在是中组部下文恢复党籍的干部。谁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就是跟组织上过不去。”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站起来敬了个礼，灰溜溜地出去了。
罗梓萱瘫坐在椅子上，全身都在发抖。
我走过去，攥着她的手：“没事了，没事了。”
李国良站在门口，看了看我们，转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