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足球”和生活中那些消失的魅力职业球员曾经是英雄，而不是名流。美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基本上都不太受足球的魅力吸引——我们欧洲人称之为“football”——我自己如今也是如此，尽管过去并非一直这样。眼下这届世界杯是否会改变这种情况，还有待观察。
我小时候曾觉得足球很重要，虽然还没有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比尔·香克利看得那么重要。他说过，足球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它比生死更重要。
自从65多年前我第一次在英格兰观看职业比赛以来，这项运动已经变得几乎面目全非。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好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坏的变化则更难言说，因此容易唤起怀旧之情。如今，怀旧常常被轻视，而且这种轻视并不公正。人到了一定年纪，如果对往昔毫无怀念，那大概说明过去过得并不快乐。
回想我年幼时足球比赛的条件，几乎令人惊讶。那时的球场破旧简陋，毫无舒适可言，大多数观众站在看台的梯级区，而不是坐着看球。即便看台有顶棚——很多时候其实没有——也不过是一层波纹铁皮。
球场铺的是真草，一下雨——而作为冬季项目的足球常常遇上雨天——地面就会变成黏稠泥浆，球员在其中艰难奔跑，仿佛置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佛兰德战壕。皮制足球会吸满水，变得又沉又湿，踢起来恐怕就像踢炮弹一样。许多球员后来——而且并不是很久以后——很可能因反复用头顶这样的球，患上某种类似拳击运动员慢性脑损伤的疾病。
更何况，他们的付出也谈不上得到优厚回报。令人惊讶的是，当时职业球员受制的不是最低工资，而是最高工资，大致只相当于熟练工厂工人的收入——那时候英格兰还有真正制造产品的工厂。任何俱乐部都不允许支付更高薪水，因此没有哪支球队、或少数几支球队，能够垄断明星球员，而这些球员中很多本来就来自球队所在地。
我7岁或8岁时见过一位职业球员。那是在康沃尔一个叫塞嫩的地方，我和母亲、哥哥去那里度假。他叫约翰尼·雷恩福德，效力于布伦特福德队。那不算最负盛名的球队，但也完全称得上实力不俗。那时他大约27岁，是位很有风度的人，并没有被自己的身份冲昏头脑。
当然，我和哥哥都对他充满敬畏。但他还是耐心地在海滩上陪我们踢球，他对足球的掌控让我们惊叹不已。陪两个毫无球技的小男孩玩，大概并不有趣，但如果记得没错，他身上有一种正派、耐心和带着善意的谦逊。我们甚至还在旅馆里和他一起吃过一两次饭。
关于他后来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令人遗憾的是，他在2001年去世，享年70岁——以今天的标准看，这已经算是相对早逝了。愿他安息，也愿人们记住他。奇怪的是，每当——虽然这种时候并不多——谈起“绅士风度”这个话题时，我总会想到他，尽管我怀疑他并非出身显贵。
但事实是，他们确实是非凡的运动员。他们在大约110码长的球场上来回奔跑90分钟，看上去却并不疲惫。过去的球员在比赛后往往要累得多，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如今这样严格的训练和生活制度。他们的力量和技术令人惊叹。即便一个几乎不懂足球规则的人，也看得出他们在这项运动上出类拔萃。与我童年时代的球员相比，他们的技术高出太多，这无疑部分是因为他们比赛时的条件更有利于技术发挥。现在的球更轻，场地更结实，球鞋也柔软灵活，和我记忆中那些穿起来像刑具一样笨重的钉靴完全不同。
作为一项观赏性运动，足球已经改善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当然，多年前的我们不可能预见它会变成今天这样，所以当时也照样对眼前所见感到满足。那时，足球是一种廉价娱乐，普通工人完全负担得起，想经常去看球也不需要作出多大的经济牺牲。如今，他要么拿出可支配收入中荒唐地大的一部分去买票，要么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中产阶级。
看老比赛录像时，我听到的是进球后普通的掌声，就是拍手。球员们只是相对克制地拍拍进球者的后背，而不是一拥而上压在他身上，抱作一团，甚至亲吻许久。进球者也并不显得虚荣，不会像凯旋英雄那样自我陶醉，没有过度的狂喜，只有单纯的高兴。这项运动变得更好了，也变得更糟了：这大概正是生活本身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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